＜蘋果的滋味＞，無論是黃春明小說或萬仁的電影，都發揮了文字或影音的反諷魅力。
（詳參【圖博館】：《小說改編與影視編劇》 《語言與影像的魅力》萬仁 ：名導演67）
對比起來，我還是覺得小說的文字較具含蓄美，電影的畫面尤其是醫院的一片白色太刺眼了，而男主角小丑式的台灣國話和表情、令人哭笑不得。
應是笑中含淚吧！＜蘋果的滋味＞故事講述的是：窮困潦倒的建築工人江阿發，被美軍上校格雷的轎車撞傷，在送進如「白宮」的醫院後，被鋸掉雙腿。但他的一家卻因禍得福，不但得到兩萬元的撫恤金，格雷上校還答應送他的啞巴女兒去美國讀書。江阿發一家頓時感到自己將來會生活無憂，有一種幸福的感覺，就連來探望他的工頭都十分羡慕，還打趣地問他是否故意被撞倒。最後江氏一家人更在歡樂融洽的氣氛下吃格雷送給他們的蘋果。
黃春明運用了象徵手法，用江阿發在車禍中被鋸掉雙腿，以失去行動自由來換取格雷上校的贍養費一事，來比喻台灣以主權獨立來交換美國的援助。但事實上美國的援助就如「蘋果的滋味」一樣，「咬到蘋果的人，一時也說不出什麼，總覺得沒有想像那麼甜美，酸酸澀澀，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感覺」(p.103)。
只可惜由於當時台灣的政局未明，禁忌較多，所以黃春明不得不以含蓄的手法去討論中美的關係。
含蓄的的好，文學畢竟是藝術嘛，留點餘韻讓人咀嚼、較能回味無窮：
「一輛墨綠的賓字號轎車，像一頭猛獸撲向小動物…」
「嗨！在這個地方（貧民窟違建迷魂陣）小孩子玩捉迷藏最有意思啦！」跟著外事警官後頭的洋人笑著說。
「他們的新房子快蓋好了，河邊那裡的公寓就是。等他們搬過去，這裡馬上又要蓋大樓。」說完之後，他為反應的機警而自傲，也為撒謊本身感到窘迫。他想要不是洋人堅持要來拜訪江阿發的家，他才不會帶外國人來這種地方。
沒料到車子的那分豪華的氣氛加在一起，使阿桂一時變得木訥不哭了…阿桂意識到…反而使剛才慟哭的樣子，顯得有點假詐。於是乎她又喃喃的低吟，逐漸放聲縱情地大聲嚎哭起來。
她心想在這種地方（白宮醫院）生病未嚐不是件享受…「媽媽，爸爸要住這裡是不是？」「我不知道。」「要住好久？」阿珠有點興奮的說。「死丫頭咧！你在高興什麼？」阿桂自己差點要笑出來。
「阿兄，那（被紗布裹的全身）白白的也是爸爸嗎？」（看到修女護士）「孩子們都瞪著驚奇的眼睛露出笑容來，使他們想到卡片上帶翅膀的天使來。」…「你們信不信天主？」修女看到阿桂啞口無言，接著說：「信主的必定有福！」
他們一邊吃三明治，一邊喝汽水，還有說有笑，江阿發他們一家，一向就沒有像此刻這般地融洽過。「阿桂，回去可不要隨便告訴別人，說我們得到多少錢啊。」
1983 《兒子的大玩偶》第三段『蘋果的滋味』 The Sandwich Man
「蘋果的滋味」評析 .李 華.
就如同這篇小說之前對黃春明的介紹﹐黃春明擁有一面心靈的明鏡﹐寬廣的胸懷和敏銳的觸覺。他的作品一直與社會緊密配合﹐反應出銳變中的社會種種問題與現象。黃春明具有多方面的才華﹐會寫﹑會編﹑會導也會說。
黃春明的小說﹐一方面反應現實﹐一方面也表現出時代的悲情﹐且深具鄉土氣。字裡行間也隱隱約約的感覺出對社會諸多不公平現象的不滿。而他的一些小說正是我們走過的時代﹑走過的背景﹐就好像我們鄰居發生的事情一樣﹐很容易讓我們自然的溶入他的故事中﹐這也是他成功的地方。
蘋果的滋味﹐整個故事的結構很簡單﹐描述五十年代﹐以台灣的一個工人家庭為主軸。家裡的支柱﹐一家之主的男主人﹐突然遭遇了車禍﹐而肇禍者是個美國的駐臺上校(可能是美軍顧問）。當女主人初聞他男人發生了車禍﹐表現出她的悲傷﹐擔心以後的日子怎麼過﹐怎麼能活下去﹐如她女兒告訴她爸爸被車壓了。「阿桂的臉一下被扭曲得變形」而在去醫院的路上﹐一路的哭說著：「叫我們母子六人怎麼活下去﹖」怎麼活下去﹖因為全家人要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而阿發這個一家之主﹐是這個家的支柱﹐支柱垮了﹐什麼也都完了。女主人顯然沒受過什麼教育﹐孩子小的小﹐啞的啞﹐對家庭完全無法幫得上忙﹐而且夫妻有這麼多孩子﹐自然有一份感情存在﹐她的悲傷是應該理解的﹐若過份鎮靜反而讓人不能理解。
在「公訓時間」這一段裡﹐提到了當時的學校﹐小學生受教育的問題。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不遺餘力﹐不管貧富都得上小學。但當時老師素質不一﹐雖然當時學校學費很少﹐但有些學校要繳代辦費﹐無非就是補習費﹑教室建築費﹑廁所整修費﹑教師節敬師金。有些學校美其名曰樂捐﹐但往往是不樂之捐。所以江阿吉運氣不好﹐碰到了沒有愛心的老師﹐沒繳代辦費就要每天罰站。這對一個窮人家的孩子來說﹐心靈的傷害是多麼嚴重﹐甚至可造成他終身的自卑感﹐而製造社會問題。為人師者能不慎乎﹖而越都市化的地方﹐越是功利﹐北部沒有南部純樸。阿吉想起﹐要是以前在南部代辦費晚交﹐楊金枝老師也不會叫人罰站﹐小孩子還是很在意﹐因為沒繳代辦費而被罰站。
窮人家的孩子﹐特別容易感受到生活的煎熬﹐心裡狀況就早熟。爸爸受傷﹐阿珠就想去當養女﹐希望能減輕家裡的負擔。
乘車不會開車門﹐進了醫院看見樣樣東西都新奇﹐甚至坐著上廁所也新鮮﹐跑錯了男廁還不知道﹐衛生紙也都令他們心動﹐頗似劉姥姥進大觀園。
當美軍上校格雷送來了兩萬元﹑三明治﹑蘋果及承諾負責到底﹐並願意送啞巴女兒到美國念書後﹐整個氣氛都變了﹐好像全家都鬆了一口氣。警察在旁說：這次你們運氣好﹐被美國車撞到﹐要是給別人撞到了﹐現在你恐怕躺在路旁﹐用草蓆蓋著呢！這怎麼運氣好呢﹖運氣不好才會被撞﹐雖然被撞的後果有所不同﹐總是被撞斷了腿。當然了﹐這也表現出美國人當時對人的負責態度﹐與我們社會上有錢﹑有權﹑有勢的人草菅人命的一個強烈對比。
當受害人得知這個結果後﹐竟感動涕零地說：「謝謝﹐謝謝﹐對不起﹐對不起…」真是搞錯了﹐應該說對不起的是肇禍者而不是江阿發﹐人的無知﹑忠厚﹐表露無遺。
當阿發心情放鬆後﹐心清氣爽﹐阿桂癡看的看著阿發﹐「看﹐什麼時候像現在這樣清秀過﹐今天總算像個人樣了。」其實阿發還是阿發﹐只是阿桂心裡踏實了﹐一切都看順眼了而已﹐貧賤夫妻百事哀﹐誠哉斯言！
當全家人吃著值四斤米一個的蘋果時﹐每個人都好像有一種因禍得福的感覺。到底是福是禍並沒有深思。整個故事平鋪直述﹐一開始就讓人感覺到窮人家的生活---唯一飯包裡的一顆鹹蛋﹐木箱板及鐵皮搭建起來的違建﹐阿吉交不出代辦費被老師的處罰及羞辱﹐對醫院中廁所裡的衛生紙的貪心﹐阿珠的想法去當養女來減輕家庭負擔﹐都顯示出當時窮人家的苦與認命。當然了﹐這些生活的情形﹐如今的年輕人是無法體會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背景﹐也有那個時代人物的不同心理心理狀態。
http://staff.whsh.tc.edu.tw/~huanyin/huang_16.htm
黃春明小說探索 by王良友
讀者都知道黃春明是羅東人，也知道黃春明的小說人物，除了少數例外，的確都是來自 「小鎮」及鄰近的村落，即使故事的場景轉移到都市，但主角的「根」仍然深植於這小 鎮的鄉土中。這小鎮雖不一定是羅東，但它一定是作者自己創造的一個「什麼都不欠缺 的完整世界」。他的小說不在地圖的「空間」中，而在他個人記憶的「時間」裏。一個 個啟印心底的影像，被召喚出來，賦予生命，記憶中的街、巷、田地、竹林，一些特殊 的氣味、顏色、聲音，以及某種生活的步調和節拍。
以描寫對象和作品風格而論，黃春明與十九世紀俄國的契訶夫頗有近似之處，「要把人 生原原本本寫出來」，「作家不做判官」，「將特殊事件予以普遍化的技巧」，「把日 常生活中最瑣細的事件都賦予生命」，「描寫平凡小人物亦悲亦喜，齷齪求生的手法」 ，這些「契訶夫式」的特色，在黃春明作品中都可找到清晰熟悉的品應。在他小說中的 人物或多或少都與土地有相當的牽連，這也是黃春明和擅寫工人階層的楊青矗明顯的相 異之處。黃春明「世界」中的人物，或是親執犁鋤的老農，像「魚」中的老祖父、青番 公和甘庚伯；或是對土地有強烈而執著的感情，如老貓阿盛；要不然就是出身自務農的 家庭，如「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和吳田土。至於離開土地向都市移植的人，他們生活 的艱辛，內心的痛苦，黃春明也寫得十分生動，例如「兩個油漆匠」中的阿猴和阿力， 他們離開故鄉到大都市來謀生，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摩天樓壁上塗畫廣告，賺取微 薄工資。
一般而言，黃春明的作品並不以文字見長。何欣曾有這樣的批評：「黃春明的文章是噴 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在寫作過程中，彷彿作者就無暇顧及他的文章了。他的文章 像一片未開墾的曠野，那裏有參天古木，也有攀於枝幹上的蔓草」。
除了人與土地的關連，黃春明「世界」中的另一中心主題應該是：新舊交替社會夾縫中 ，不能適應新變化的人物與環境的扞格。這個主以「溺死一隻老貓」與「鑼」兩篇表現 最為突出，這也是黃春明的讀者比較熟悉的作品。蔡源煌認為黃春明筆下的人物往往以 「面具」當做防禦工具，由於現實的需要，擺出一副有違內心意願的表情。表面上雖佯 裝儼然愜意，實則內心激燙煎熬不已」。「鑼」的憨欽仔正處於新舊社會形制衝突的夾 縫中，和「溺死一隻老貓」中的阿盛伯一樣，這兩個悲劇人物，他們與現實環境的撞擊 衝突、扞格不容，以致最終釀成個人悲慘的結局，追根究底都是由於他們對舊社會傳統 習俗過於眷戀、執著，而對時代的變遷卻茫然無知。
作者基於寫實主義的觀點，以及「對事態真相本身徹底的關切」，在敘述過程中，幾乎 沒有流露任何主觀的同情。可是，這種冷靜客觀、近乎契訶夫式的手法，卻能在讀者心 中激起深長的回應。阿盛伯、憨欽仔的遭遇，憑著作者「將特殊事物普遍化」的技巧， 已超越平凡小人物一己悲楚，而成為新舊社會交替夾縫間的犧牲。在故事進行中，一幕 幕可笑場面的背後，隱伏的是無可奈何的蒼涼。
黃春明筆下的小人物幾乎都飽嚐生活的貧困艱難，那種只求活下去的卑微掙扎，像「癬 」與「蘋果的滋味」中的兩家人。但在這樣的處境之下，他們所作的奮鬥、流露的尊嚴 以及表現的種種情感，才更輝耀璀燦。例如，大家熟悉的「兒子的大玩偶」，雖然全篇 從頭到尾沒有用到一個愛字，但作者描繪坤樹與阿珠這對貧賤夫妻，由現實生活種種瑣 細事件如喝茶、吃飯中，自然表露的關懷、情義與恩愛，實在堪稱細膩傳神，不同凡響 。至於，坤樹對兒子阿龍的父愛，從篇名「兒子的大玩偶」已可窺見端倪，為了保有阿 龍，他甘願忍受內心不斷起伏的煎熬，戴上小丑「面具」，擔任「廣告人」。最後，更 為了讓兒子能接受「熟悉的父親的臉」，不惜在深夜鏡前，重新再把白粉塗到臉上。在 現實生活重壓下，坤樹始終沒有放棄內心自我的掙扎，由於「廣告人」這項特殊的職業 ，養成他不斷自省的習慣，雖然，坤樹連自己兒子的名字都不會寫，但藉著長時間孤獨 的步行與思索，他「面具」之後的真性情，一點一滴地宣洩出來，不論悲愁喜怒，那能 讓讀者感覺到一股溫熟的脈動、真實人生的脈動。
黃春明「世界」中，掙扎求生的小人物，無論多麼卑微，擁有這種脈動，像「蘋果的滋 味」中，解事的長女阿珠、「癬」中的江阿發夫婦，還有「魚」中的阿蒼和祖父，一旦 走進黃春明的世界，他們好像就生活在你的周邊。
黃春明憑藉十餘篇小說，創建了他個人的「世界」，這世界中的物，也和真實世界中人 一樣，往往帶有「面具」，尤其因為處境的艱困，他們的「面具」常是一種無可奈何的 「防禦」工具。但作者並沒有忘記在描述過程中揭開面具，讓讀者窺見他們的真面目； 真性情以及真實得不容迴避的「生活」！「可憐身是眼中人」，黃春明描寫他世界中的 眷，雖然儘量出之以冷靜觀照，不輕易流露主觀感情，然而，他筆底的溫暖與心底的同 情，仍常在有意無間顯現，形成他小說特殊引人的風貌。
以往，黃春明很少以譴責、嘲諷的筆調創作，即使偶有譴責、嘲諷，也僅為插曲，決非 全篇主題。但後作似漸有轉變，文字的運用更加漫不經心，譴責嘲諷的份量也愈形加重 。黃春明的創作可分成三期：
第一期：開始時，我寫了不少關於自己的東西，包括自己覺得全世界都跟他敵對起來的 那種感覺，其中最典型的一篇，即是我拿來在我的集子前面作序，嘲笑它是蒼白的「男 人與小刀」。
第二期：過後就寫熟悉的身邊人物，他們若不是鄰居，就是羅東的小同鄉，像「鑼」裏 面的憨欽仔，就真的有這麼一個人。……那麼恰好他們是小人物，對他們和家鄉都有一 份說不出的感情，在這兩造之下，寫出小說來時，碰巧形成擁抱小人物的熱烈場面來。
第三期：自從我看清楚自己的過去，認識了自己與整個社會的關係，我的心靈才有一點 成長，也開始會多假思想，無形中，作品也慢慢地有了轉變，寫的東西不再考慮文學通 的掌聲，也不投好文學通的趣味，於是從「魚」一變，就「蘋果的滋味」、「莎喲娜啦 ‧再見」這類作品了。（以上皆引自「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一文）
對黃春明來說，從浪漫精神轉向社會寫實，未嘗不是寫作者某種稟性的遺落。因為文學 作品中社會意識的升揚，在無形中就會抵消藝術直覺的感應。黃春明早先放恣於直覺熱 情的創作，已經被一些明確的寫作意念所排斥。對後者而言，直覺、浪漫、熱情、幻想 ，都是一些含混的事物，是生活中無益之事、不急之務；然而對個體生命說，則沒有任 何外在事物、外存價值能取代它們在生命裏所喚起的意義。但這也只有一個作家在對眾 生相經歷了一段滲淡的體悟以後，仍舊不失去在幻覺影像中，以清明智慧去肯定人的信 心；而且面對人生之險惡現實，還是敢於歌頌人性的天真之偉大，進一步更認為，在人 類浪漫天性的生活中，還有更深刻的涵義須要去探尋；這樣才能夠在如此的浪漫精神中 繼續久歷長存，而不會被苦悶的理知懷疑所蛀蝕。然則，一個作家何去何從，只有他自 己的靈魂和藝術信念才能有所自擇。
http://staff.whsh.tc.edu.tw/~huanyin/huang_12.htm
「黃春明的小說與電影改編」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全程計十場，第一場於台灣大學圖書館舉行。
二○○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文學與電影改編」──不朽的鄉土，流動的時代？ 14:00～17:00柯慶明
王童（導演）
萬 仁（導演）
許悔之（著名詩人、《聯合文學》總編輯）
聞天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講師）
黃建業（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專任講師）
林鎮山（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研究系所教授）
江寶釵（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長）
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
報 到 08:30～9:00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專題演講 09:00～10:10(70分) 陳萬益
黃春明：小說、地方與影像
陳芳明：黃春明與一九七○年代台灣文學
開 幕 式 10:10～10:40(50分)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陳芳明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陳萬益
國立中正大學副校長 戴浩一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長 石元康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主任 謝明勳
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研究系所教授 林鎮山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江寶釵
第一場
國際論壇 (日、韓) 10:40～12:10(70分) 陳芳明
江寶釵、J. Barton Rollins、Sophie Marie Rollins：Missing the Mark: Chinese-English Name Translations
田中宏：《莎喲娜啦‧再見》中的台/日人
全炯俊：兩種現代性批判：以黃春明和黃晳暎為例
第二場
本土與原鄉 13:20～14:50(90分) 劉亮雅
張東天：黃春明小說和改編電影的空間描繪比較
葉雅玲：塵封的黃春明文學漫畫《石羅漢日記》──兼論文學/漫畫媒介與作家創作的互動
吳 敏：從小說到電影──韓、台現代化進程中的小人物敍事
第三場 移動的現代性 15:10～16:40(90分) 李瑞騰
戴華萱：成長主題的跨文本閱讀──以黃春明為例
陳惠齡：對鄉土小說焦距的校準──論黃春明《放生》與鄭清文《天燈．母親》的後農村書寫
徐秀慧：鄉土文學與現實主義的天方夜譚──形影孤單、漸行漸遠的說書人黃春明
第四場 寫實現代性 16:50～18:00(70分) 陳昌明
林鎮山：榕樹˙竹圍˙鳳鳥情──再會黃春明的原鄉婦老
陳建忠：神秘經驗的啟示與鄉土倫理的復歸──論黃春明小說中的人間、神鬼與自然
第五場 互文性與改編 09:00～10:10(70分) 林鎮山
張惠嵐：從文本到互文：自我表述策略的另類敘事──以〈看海的日子〉為例
臧汀生：文章寫真之道貫古今──以「禮記」〈不食嗟來之食〉、唐代傳奇〈馮燕傳〉與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為例
第六場 歷史、社會與地方 10:20～11:50(90分) 何寄澎
蔡振念：黃春明小說中的象徵
黃文車：黃春明小說中的民俗書寫
廖淑芳：鬼魅、消費與往來─試析黃春明小說中的鬼敘事
第七場 國族與後殖民閱讀 13:00～14:30(90分) 彭瑞金
Terence C. Russell：Regret Over Colonial Sins and Hope for a Multicultural Future:Huang hunming’s: “To the Warriors!”
陳國偉：借火供火：黃春明小說中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位移
黃儀冠：想像國族與原鄉圖像──黃春明小說與台灣電影之改編與再現
第八場 性別與後殖民閱讀 14:40～16:10(90分) 梅家玲
邱子修：「庶民」的兩難與抉擇：黃春明小說的女性／後殖民意識
李佳盈：從後殖民的角度探討黃春明小說中風塵女性形象的轉變
朱玉芳：非「童」兒戲──以敘述學觀點看【黃春明童話】
第九場 影像的正文與文化 16:30～17:50(80分) 鄭邦鎮
【青年學者論壇】
楊智景、吳 敏、西端彩、史 峻、黃健富、張惠嵐
閉幕 17:50～18:20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鄭邦鎮
國立中正大學副校長 戴浩一
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研究系所教授 林鎮山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長 江寶釵
◎「黃春明的小說與電影改編」座談會：
二○○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五) 14:00~17:00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座談人：王童、江寶釵、林鎮山、柯慶明、許悔之、黃建業、萬仁、聞天祥
http://blog.xuite.net/weng1256/tai/17216365 萬仁
1950年生，東吳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加州哥倫比亞學院電影碩士。1983年，萬仁和侯孝賢及曾壯祥二位導演合作《兒子的大玩偶》一片，其中由他所執導的《蘋果的滋味》一段卻發生「削蘋果事件」，引發社會輿論同情，使「新電影」成為熱門的話題。1984年的《油麻菜籽》以女性議題及對白採用台語發音，成為「新電影」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
1985年的《超級市民》批判八○年代台北社會的巨大變遷，忠實描述城市底層邊緣人物的生活，諷刺當時各種荒謬的社會現象；1996年完成《超級大國民》，著重在政治議題，為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平反；1999年的《超級公民》為「台灣三部曲」之三，電影藉由弱勢團體來訴說生與死的哲理，表達對社會運動的反省，影片中運用了大量的內心獨白，文字深刻優美。萬仁的作品著重寫實、反諷，顯示他擅長批判台灣社會及歷史，是台灣新電影中重要的導演之一。
2001年開拍由王文華小說改編，得到新聞局千萬輔導金的電影《天使》；近年專注於拍攝及籌製長篇電視歷史劇，包括2004年「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及2007年「亂世豪門」等。
作品年表 - 導演作品
1983 《兒子的大玩偶》第三段『蘋果的滋味』 The Sandwich Man
1984 《油麻菜籽》 Ah-Fei
1985 《超級市民》 Super Citizen
1987 《惜別海岸》 Farewell to The Channel
1991 《胭脂》 The Story of Taipei Women
1995 《超級大國民》 Super Citizen Ko
1999 《超級公民》 Connection By Fate
2001 《天使》 Angel
2004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電視劇） Dana Sakura
2004 《大選民》 Sacrificial Victims
2007 「亂世豪門」（電視劇） The war of betrayal 1895
得獎紀錄
1983 以《兒子的大玩偶》（第三段「蘋果的滋味」）獲西德曼海姻影展佳作。
1998 以《超級大國民》獲伊朗德黑蘭Fajr 影展「最佳劇本」。
1999 以《超級公民》獲新加坡國際影展「費比西影評人獎」、「評審團特別獎」。
相關閱讀
1 「臺灣『新電影』十七位工作者訪問錄」/ 李詠薇、彭小芳 /『電影欣賞』第26期 / 1987 / 頁5-16
2 「超級大玩家，超級大國民--專訪導演萬仁」/ 編輯部 /『影響』/ 1995
3 「超級公民的獨白--訪萬仁」/ 李亞梅、吳岳修 、吳寧馨 /『電影欣賞』 / 1999
http://movie.cca.gov.tw/People/Content.asp?ID=49
《黃春明電影小說集》（皇冠，1989）導讀 by秋樵／臺中縣太平國小教師
黃春明先生是第二屆國家文藝獎文學獎得主，早年就從事於小說創作，享譽文壇；他出版的書籍有｛青番公的故事｝、｛鑼｝、｛莎喲娜啦‧再見｝、｛等待一朵花的名字｝等；八○年代，年輕的電影工作者開始覺醒，當他們回頭尋找題材的時候，注意到本土的文學作品；於是，就將黃春明先生的作品，選挑拍成影片，同時，為了配合電影閱讀的需要，就將這些作品編輯成一本電影小說集。
本書的內容，分為七篇短篇小說，第一篇是＜兩個油漆匠＞，第二篇是＜兒子的大玩偶＞，第三篇是＜小琪的那一頂帽子＞，第四篇是＜蘋果的滋味＞，第五篇是＜看海的日子＞，第六篇是＜我愛瑪莉＞，第七篇是＜莎喲娜啦‧再見＞，筆者擬依序加以介紹，藉以引導讀者閱讀。
第一篇是＜兩個油漆匠＞，內容敘述油漆匠阿力和猴子為二十四層的銀星大飯店的巨牆塗畫女明星像貌的情景；阿力和猴子都是東部人，一起到祈山市打拚，阿力告訴母親一個月賺兩千元，實際卻只賺一千二百元，因此，每個月向猴子借兩百元湊數，免得母親招他回去種田。
他們一邊油漆，一邊談話，從駛進車站的火車，談起家鄉的情景；天開始昏暗，風不停的刮著，猴子突然想起不幹塗畫的工作，阿力則想順其自然的發展；猴子把頭探出籃框外，大聲的叫喊，一時之間，街道的人越集越多，一輛警車沿路拉著警報器和閃著警燈開過來。
他們回到陽臺時，有四個人從另一邊梯口跑來，其中一位警察很緊張的叫他們暫時不要動；猴子說他不想自殺，警察卻不大相信；不久，有記者來到陽臺，開始不停的拍照；警察向猴子問一堆筆錄，阿力勸他要回答，也許會成為報紙的頭條新聞。
後來，兩家電視公司的人員也來到陽臺，從事現場訪問；他們有點驚喜的接受訪談，以為已經成名；記者的鎂光燈不停的閃亮著，空氣突然變得沉悶，緊張的壓力，逐漸的升高；猴子卻喃喃自語－－我不管，我要下去；猴子突然放開手，往下倒栽，阿力驚叫一聲縮回燈罩，細聲咻咻的哀鳴，但是，電視臺記者的尖叫聲，卻真正的響徹雲霄。
第二篇是＜兒子的大玩偶＞，內容敘述坤樹身掛廣告牌穿梭街道的情景；坤樹為了撫養小孩，不顧大伯的指責，當起「廣告的」差事；每天，從天亮到夜晚，小鎮裡所有的大街小巷，都得走上幾十趟；雖然，每月收入並不好，工作又枯燥又可笑，卻能維持起碼的生活。
他回想昨晚跟阿珠發脾氣的情形，覺得不應該遷怒於她；他回到家門口，瞧見她已經泡好茶，就舉杯往喉嚨灌；而阿珠卻是跟隨坤樹的身影移動，想請求他回家吃飯；最後，她看到坤樹轉向走往家裡的路，心理覺得非常高興。
他看到阿珠揹著阿龍閃進屋裡，心頭像卸下重擔一般；坤樹就將小鎮裡所發現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她，儼然變成了地方新聞記者；不久，他又匆忙的走出門外，沿著農會的米倉而去。
他一邊走，一邊想起阿龍，兒子看到他打扮的模樣，心裡很喜歡，阿珠說他是阿龍的大玩偶，坤樹覺得大玩偶的比喻蠻不錯的；黃昏時，他回到樂宮戲院的門口，經理叫他改騎三輪車做宣傳，他將道具扛在肩上，往歸途走去。
晚飯後，他走過去看看熟睡的阿龍，嘴角綻露欣喜的微笑；翌日，他到戲院工作；散場後，他又回到家裡，阿珠把阿龍遞給他，阿龍竟然哭起來，儘管坤樹怎麼搖，怎麼逗他都沒有用，阿龍愈哭愈大聲。
第三篇是＜小琪的那一頂帽子＞，內容敘述林再發和王武雄推銷武田牌瓦斯快鍋的經過情形；他們被分配到臨海的小鄉鎮當推銷員，林再發忠於公司，在睡前一定要把報表填好，王武雄則覺得很厭煩，忍不住的嘀咕；偶爾，林再發談起懷孕的太太，笑得很開心，王武雄也笑了，彷彿是被那種幸福美的情感所感動。
林再發不但認真填寫報表，更是不辭辛苦的挨戶推銷；幾天來，沒推銷出一只快鍋，他覺得不是快鍋不好，而是推銷的方法，還沒得到要領；後來，他建議兩人分開推銷，可是，辦法還是行不通。
王武雄覺得最興奮的事，就是認識小琪，她是一個很好看的小女孩子，爸爸是一位海防的老士官；她穿著平時的衣服，卻戴著學校的制服帽子，還把帽子戴得很深，拉得很緊；由於小琪的出現，他們變得很愉快，王武雄將一枚心愛的貝殼拿給她；翌日早晨，她卻將貝殼送回桌上，轉身就跑，令王武雄覺得很失望！
後來，王武雄和小琪幾乎每天都會碰一次面，彼此愈來愈熟；林再發想用當場表演壓力鍋的效率給家庭主婦看，就準備買豬腳燉煮；王武雄拔豬腳毛時，小琪也蹲下來幫忙；他注意到她的帽子戴得很深，拉得很緊，竟然隨手將她的帽子摘下，只看到頭骨蓋，小琪發出一聲嚇人的慘叫，兇猛的搶走帽子，哭著跑回去。
王武雄癱瘓的躺在床舖上，香菸一根接著一根的抽；有一位警察走進來，說起林再發試驗快鍋給婦女看，結果快鍋大爆炸，炸死三個人，好多個人輕重傷；他急忙趕到醫院探望，腦海閃過一個念頭，要是林再發死了，就跟美麗結婚。
第四篇是＜蘋果的滋味＞，內容敘述格雷上校開車撞到江阿發的經過情形；一個外事警官帶著格雷上校造訪江太太，說明江阿發被汽車壓傷，已經送到醫院急救；阿珠趕忙到學校帶回阿吉和阿松，跟媽媽阿桂一起到醫院探望。
格雷上校開車戴著警察和母子四人奔馳於公路，阿桂卻放聲大哭；來到醫院後，洋護士告訴她，江阿發只是腿斷了，阿桂總算安心一些；不一會兒，江阿發從手術室推出來，又推進病房裡。
阿桂看到斷腿的江阿發，不禁喃喃飲泣；不久，江阿發甦醒過來，幾個小孩靠著床沿叫喚爸爸，一時之間，阿發的心裡覺得很難過；阿桂一邊流淚，一邊抱怨；格雷上校跨進病房，遞給阿發兩萬塊錢，他竟然覺得不知所措！
他們一家人一邊吃三明治，一邊喝汽水，還有說有笑，顯得很融洽；阿發喝著牛奶，偷偷看了阿桂一眼，正好和阿桂的目光相觸，兩人同時漾起會心的微笑；格雷上校又攜帶蘋果來慰問，阿發叫小孩子拿蘋果吃，阿桂也輕咬蘋果，於是，阿發禁不起誘惑，叫阿珠也拿一個蘋果給他吃。
第五篇是＜看海的日子＞，內容敘述妓女白梅淪落風塵的心路歷程；她自從十四歲就在中壢的窰子裡，站在門內叫阿兵哥，到現在已有十四年，這段期間習慣於躺在床上任男人擺弄著。
為了養父的忌辰，她決定搭車回瑞芳 九份仔；在車廂裡，巧遇鶯鶯，兩人不禁暢訴離別後的思念；鶯鶯嫁給魯延，生了一個嬰兒，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她也決定要尋找好的嫖客，生一個屬於自己的兒子。
兩天後，她又回到南方澳漁港的娼寮；傍晚時，阿榕來找白梅，她覺得這年輕人傻得有點可愛，又有一片良善的心地，於是，就想要和這個人生一個小孩；她決定不做避孕的安全措施，儘情的和阿榕享受魚水之歡。
翌日，她告別娼寮，坐公路局巴士返回故鄉；母親突然出現在路上迎接她，兩人併肩走往坑底的家；她瞧見大哥阿池的爛腿，決定送到醫院動手術；一個月後，她發覺月事沒來，經醫生檢查，確定已經懷孕，令她感到非常喜悅！
她告訴阿母準備在這平靜的地方，將這孩子生出來，阿母只好讓步答應；七月早晨，她一起身就在後院吐起來，阿母找幾條醃蘿蔔給她吃；正月晚上，她的肚子絞痛起來，大哥用轎子送她到城裡的產科醫院；經過注射催生劑後，醫生終於用夾子將嬰兒拖出來。
她抱著孩子登上往漁港的火車，有一個女人牽著她去坐空位，頓時，一股溫暖升上心頭；她將孩子的臉孔轉向大海，告訴他爸爸是一個很勇敢的討海人，希望他將來做一個了不起的人。
第六篇是＜我愛瑪莉＞，內容敘述大衛豢養母狗瑪莉的經過情形；大衛到洋老闆衛門的家拜訪，母狗瑪莉對他猛吠；衛門太太向瑪莉說他是新主人，瑪莉就乖乖的讓他撫摸；衛門太太又催他說我愛瑪莉，瑪莉竟興奮的搭在他的腿上，一片紅舌頭朝他的臉孔，上下來回抹了幾下。
大衛把瑪莉帶回家後，他太太玉雲表示反對，而大衛強硬的表示非養不可，那是為了衛門的關係；一進門，瑪莉就把三十多盆的宮蘭和報歲蘭打翻在地上，大衛一邊安撫瑪莉，一邊指揮玉雲撿拾花盆的破片。
瑪莉來到大衛家，不但人地生疏，語言環境也不一樣，因此，牠一有機會就想離開這個陌生的環境；過了幾天，瑪莉一時野性大發，掙脫鍊子，在屋裡蹦蹦跳跳，將櫥櫃、落地燈和花瓶都弄倒，害得玉雲手忙腳亂！
有一天早上，玉雲帶瑪莉去溜溜，幾隻公狗卻跑過來，牠竟拖著鍊子一直跑，玉雲一不小心整個人撲倒在地上；她邊跑邊叫，又急又喘，狗越跑越遠；不久，一個年輕人拉著瑪莉，走到她的面前，她感激的連聲說謝謝和點頭鞠躬。
後來，瑪莉開始發情，竟跟一隻土狗交配；玉雲趕忙打電話給大衛，他一路衝進客廳，左一掌，右一掌的往她的臉頰猛摑，她摀著臉一直求饒；大衛撥開她的手，又一掌一掌的連著打，突然間，玉雲恨聲怒斥，問他是愛人，還是愛狗，他竟大聲說愛狗。
第七篇是＜莎喲娜拉‧再見＞，內容敘述黃樣帶七個日本人赴礁溪溫泉旅遊的經過情形；他站在機場的出口處，歡迎日本客戶－－落合、田中、田村、上野、馬場、竹內和佐佐木，自稱為「千人斬俱樂部」，意思是希望今生能跟一千個不同的女人睡覺。
兩部汽車載著他們八人，直奔礁溪 碧山莊溫泉旅社，隨即擺開酒席，召來三位十七、八歲模樣的小姐，開始打情罵俏；不久，又叫來十幾位小姐，將房間圍得滿滿的；日本人趁機雙手亂摸一通，弄得小姐們又笑又叫！
酒席散後，日本人央請他介紹小姐陪宿；他來到櫃檯，卻巧遇昔日學生的母親阿秀，不禁感到靦腆；阿秀安排小姐到日本人的房間後，也想找小姐陪他，他無奈的婉拒。
翌日上午，他們八人坐火車赴臺北；在車廂裡，有一個年輕人，是臺大中文系學生，跟他打招呼，他謊稱是日本的大學教授考察團；年輕人就請他做翻譯，問一些想知道的事；他故意搭了一座偽橋，藉這個機會刺刺日本人，也訓訓小老弟。
火車停靠八堵站，年輕人準備下車，還說一句「莎喲娜啦」，日本人也回說一句「再見」，彼此很尊重的握手道別。
閱完這本書，可以感受到黃春明先生是個說故事的能手，並以生動的文字來表達對臺灣社會的關懷；他所刻劃的小人物，不僅栩栩如生，更且深刻的描摹心靈世界，使讀者能夠充分的了解五、六○年代的臺灣人的生活狀況。
http://staff.whsh.tc.edu.tw/~huanyin/huang_9.htm
肖成著《大地之子：黃春明的小說世界》（作家出版社，2006）
緒 論 黃春明——一個時代的文學面影
第一章 蒼白的現代面容——黃春明小說創作的第一階段
第一節 《清道夫的兒子》與《小巴哈》
第二節 《“城仔”落車》
第三節 《玩火》與《把瓶子升上去》
第四節 《借個火》
第五節 《男人與小刀》
第二章 悵惘的鄉土愁思——黃春明小說創作的第二階段
第一節 《青番公的故事》
第二節 《溺死一隻老貓》
第三節 《鑼》
第四節 《魚》、《癬》與《兩個油漆匠》
第五節 《看海的日子》
第六節 《兒子的大玩偶》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黃春明小說創作的第三階段
第一節 《甘庚伯的黃昏》
第二節 《蘋果的滋味》
第三節 《莎喲娜拉·再見》
第四節 《小寡婦》
第五節 《我愛瑪莉》
第四章 悲憫的人道關懷——黃春明小說創作的第四階段
第一節 《現此時先生》
第二節 《放生》
第三節 《打蒼蠅》
第四節 《瞎子阿木》
第五節 《死去活來》與《售票口》
結 語 紮根台灣大地的人民作家
http://big5.chinataiwan.org/tsh/shzh/200609/t20060911_298392.htm
目的與手段之別——試論黃春明與陳映真 by林瑞明*
一、前言：不同類型的作家
黃春明文學創作的動能，來自他自己的生活記憶。相對於疾步資本主義化的台灣西部平原，黃春明位處東北海岸的故鄉，一直保持著更貼近土地的踏實與素樸，這樣的人民日常生活，成為黃春明記憶中最鮮活躍動的場景，這些扣緊特定歷史脈絡、生活場域與生命經驗的「記憶」，可以說是激發黃春明文學創作的原動力。
像黃春明這樣的小說家，走上寫作的道路本是源於對人和土地的濃厚興趣，他會著眼於時代變遷中小人物的悲喜、辛酸、徬徨、從俗，但不見得有興趣去分析解釋導致變遷的政治經濟原理，他的關懷，始於「人」，也終於「人」。陳映真不同，他當然也是優秀的小說家，但他不論創作小說或其中人物，都還有背後更大的一個背景存在，甚至有些時候會令人產生錯覺，似乎美國跨國資本體系對第三世界施行經濟與文化支配的巨大背景，才是作品真正想要傳達的重點。此外，他博覽群籍而構建出的「後冷戰體系」，也是他在小說家的身分之外的另一種思想創作。
這兩位作家出現於文壇的時候相去不遠，同時經歷六○年代現代主義時期的內向探索，和七○年代美╱日資本主義文化入侵台灣的時代氛圍，而一九六六年後更同屬於《文季》社群，私交甚篤。筆者在年齡上略小於他們，他們創作高峰期上最熱切的讀者，正好就是筆者這一批文學青年。許多作品如今重讀，仍能憶起當初第一次閱讀的感動。亦緣於同時代的關係，筆者對兩位作家之間相互影響的部分、作品中如何反應共同時代課題的部分深感興趣。是故本人打算由作家寫作史中，找出他們各自創作曲線中的共同點，試圖在這樣一個相近的基礎點上，比較他們兩位作家的共同關懷主題中，異質的作品特性，探討其中所顯示的意義 。
二、寫作史與創作曲線
黃春明的作品分期，有兩階段論，也有三階段論。當然所有的分期都只是為了討論上的方便，本文以兩階段來區分，早期是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其中大部份是帶有現代主義風格的少作；後期是一九六七年以後，風格明顯包括兩種，一是書寫宜蘭鄉土人物，見證時代變遷中小人物的種種反應，二是移居台北，任職廣告公司後所見的都市人事物，特別是幾篇躂伐美、日兩國有形無形的經濟、文化侵略的作品。這兩類作品在時間上參差互見，若必要定出先後，則是前者稍早。
在此同樣把陳映真的作品大略分為兩期，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七年七月，也就是〈麵攤〉到〈六月裡的玫瑰花〉是第一階段；一九六八年五月民主台灣同盟案被捕，判刑十年；一九七五年七月蔣介石死後，減刑出獄，再經數年的沈潛、思考，一九七八年三月〈賀大哥〉、〈夜行貨車〉開始一系列的「新殖民主義」作品，以迄〈山路〉、〈鈴璫花〉、〈趙南棟〉系列以白色恐怖為題的作品，皆可歸於第二階段。黃春明與陳映真兩人相映成輝的創作曲線，表現在以下三點：
1. 在文壇初試啼聲的早期作品都帶有現代主義的風格，此為一九六六年之前，但此時兩人尚未同屬《文季》社群。
2. 一九六六年對兩人來說，都是一大轉折。陳映真自稱風格轉向「嘲諷和現實主義」，代表作品是〈唐倩的喜劇〉；黃春明開始在台北生活，他作品的兩種迴旋主題分別是過去──宜蘭鄉土的人事物，以及現在──台北都會所見所感。兩人作品中重疊的主題是台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美國陰影，例如陳映真的〈最後的夏日〉、〈六月裡的玫瑰花〉，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小寡婦〉等。
3. 陳映真筆下對美國經濟文化侵略的批判，經過累積與獄中經歷、思考，日漸豐厚。獄中所見所識者讓他「後冷戰時代」的理論因而構築完成，從而形成「社會主義理想──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兩極光譜中，個人必然萎縮、異化的悲劇命題。可是黃春明沒有持續發展這類主題，反而在書寫鄉土和小人物的主題上找尋到自己的聲音色彩，建構出黃春明式的人物與世界。兩人最不重疊的部分，反成了兩人各自最鮮明的識別標記。
二之一、現代主義的實驗與反思
由創作歷程來看（請參閱文末附表），陳映真的處女作尚且晚於黃春明出現，他的作品一開始便集中於《筆匯》、《現代文學》、《文季》等當時文壇的重要刊物發表，而那早期陳映真式的蒼白無告、人道關懷風格，加上能言善道、英文特佳，強烈的領袖氣質，使得他的人和作品，一時之間幾乎成為《文季》集團的標竿，當時如筆者這樣的文學青年，每期拿到《文季》，首先帶著最大熱情拜讀的就是陳映真的小說。陳映真在《文季》團體獨領風騷的時間持續長達八、九年，到他入獄為止。
黃春明最早出現於台灣文壇的時間是一九五○年代後半期，他的處女作〈清道夫的孩子〉，於一九五六年以春鈴的筆名發表於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務通訊《幼獅通訊》，當時還是屏東師範的學生，這個時間約略是六○年代現代主義萌芽之前。六○年代前半期，在一片「現代」聲中，他創作出一系列被《聯合報》副刊主編林海音賞識的短篇小說，可是這些少作，被後期的他自己消遣說其實非常心虛，只知道拼命跟著人家「現代」，就彷彿他其中一個短篇的名字：〈跟著腳走〉。這意思是：跟著腳走，腳要去哪裡就去哪裡，頭在這裡似乎是沒什麼作用的──十足黃春明式的自我嘲諷。這是他對自己第一階段作品的看法。
黃春明初次躍登全國重要副刊聯合報的作品是〈城仔落車〉，標題中已隱然顯現他對城鄉問題的思考，以及他小說中人物該使用何種語言的問題。也是因為這篇文章遇到了林海音，林海音的溫暖鼓勵和對作品的絕對尊重（一字不改，特別是他所強調的標題），才有了後來的聯副九作，時間一直持續到林氏離開聯副，黃春明在這段時間內以行動表現出對編輯的忠誠度，也經由此過程逐漸成就了自己。筆者推測，發表於聯副不同於發表在《文季》，副刊的讀者群較一般性，《文季》的讀者群裡就不知隱藏了多少雙銳利的評論家之眼，對寫作者來說必有一定的壓力。陳映真文名早著，陳氏風格又獨一無二，他可以有相當的自信不去考慮這種問題；但黃春明不然，他還羞澀，不夠自信，有林海音這種兼具豪氣與慧眼的文壇前輩以行動給予肯定支持，對這位宜蘭鄉下孩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鼓勵，黃春明會說「如果不是您……我也不會是今天的我了」[1]，意義當在於此。
這時期正好也是兩個人同時的現代主義實驗期，現代主義在一九六○年代初期的文壇，是少有人能豁免的一場熱浪。兩位作家尚未相識，且一在台北，一在宜蘭，都齊齊跌入熱浪之中，可見威力之大。陳映真此時期的作品已約略浮現知識分子的蒼白輪廓，黃春明此時卻仍像初生之犢，在青澀中看得出強大的豐沛生命和極大的可變性，真正被視為「黃春明式」的人物和敘述模式都尚未成型，而他也自承寫來心虛，他以為小說就必須是要這麼寫，因為他看到被稱譽的小說都是帶這麼點朦朧、這麼點頹廢、無依，所以像〈城仔落車〉這樣的語言堅持和人物典型沒有順暢地發展下去，可能是受到時代空氣的干擾，努力地寫出了並不貼近他自己心靈的作品，展開了一段摸索的旅程。
二之二、轉折與多元發聲
陳映真曾經把一九六六年當作他向新風格過渡的一個轉捩點，他說：一九六六年以後，契訶夫式的憂悒消失了。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過去長時期來的感傷和力竭、自憐的情緒。理智的凝視代替了感情的反撥；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義的發抒。當陳映真開始嘲弄，開始用理智去凝視的時候，他停止了滿懷悲憤、挫辱和感傷去和他所處的世界對決。他學會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靜、更客觀、從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2]。
陳的轉變來自對現代主義的不滿，他認為現代主義必須再開發，而開發之道一是回歸現實、反映現實；二是知性與思考的建立。他本人很清楚地朝這方向努力。表現在作品中的就是題材多樣化地切入社會各階層，也呼應時代的脈動，例如〈六月裡的玫瑰花〉寫越戰的黑人士官和台灣吧女的戀愛，〈永恆的大地〉、〈某一個日午〉寫父子關係，也帶進大陸人流寓台灣的失落和哀愁，〈第一件差事〉著眼點同樣是來台大陸人，顯見此一題材為他所獨鍾，一再使用各種角度，試圖把一個個人的感情，凝塑成一種台灣時空下的生活實像[3]。 為表示對首善之城台北知識界的不滿，特別是某些理論學說如野草般的遍地生長，知識分子卻無能檢驗，一味盲從西方，他創作了〈唐倩的喜劇〉、〈最後的夏日〉，著實地諷刺了知識分子的虛矯姿態和無根的追逐。以上都是現實主義的取鏡，和作家觸鬚的旁生，美國新殖民主義的陰影還沒有真正成為他作品的主調。可是就在一九六八年，陳映真因「民主台灣同盟案」入獄，七年後方始出獄。獄中經歷使得他自認是白色恐怖時代受難前輩的精神繼承者，繼承的除了對國民黨政府的痛恨之外，也包括對社會主義和隔岸中國理想化的投射。出獄後他創作了一系列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小說，和一系列批判資本主義強權國家在第三世界的新殖民，筆力萬鈞，可以讀出他的急切和動力之強，可是就從此時開始，他作品中的人物就慢慢縮小到成為巨大背景前的幾個剪影而已。
一九六六年正巧也是黃春明辭去中廣宜蘭電台的工作、結婚、移居台北的時間，就是在這一年，他經由七等生的引薦結識了尉天驄等人，並且參與了《文季》的編輯工作。這個階段初期的黃春明還在猶疑不定，台北人人都在說現代，不跟大家一樣好像令人恐慌，但真正寫來也有點心虛，就這樣徬徨猶疑中，他留下〈男人與小刀〉、〈跟著腳走〉、〈沒有頭的胡蜂〉、〈他媽—的，悲哀！〉、和劇本〈神、人、鬼〉等等他後來未收入皇冠版集子的作品。造成他自我發現、自我肯定的原因之一是，他的說書人（story teller）特質受到《文季》同人驚喜地注意，許多人（包括姚一葦）肯定他的語言魅力，著迷於他口中的鄉下小人物，甚至建議他直接以錄音帶出版。他最擅長述說的當然還是他家鄉羅東的人事物，但這兩項「擅長」的結合，還需要一段醞釀期，才會出現在一九六七年以後。不過，加入《文季》，以及開始在聯通廣告公司上班，這樣的新環境必然帶來新刺激，對於美、日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侵略滲透，陳映真有他的理論來源，而黃春明擁有的卻是他自己的生活體認；陳映真感受較深的是「美帝」，而黃春明的生活範圍中，卻是來自日本這個民族的刺激與干擾較多。劉春城在《愛土地的人》一書中如此描述：
黃春明的日文不錯……那時台北廣告公司幾乎都沿用日本制度，從日本學習廣告技術，上上下下滿口日語和日式美語，也運用日本那一套管理觀念，──員工必須絕對忠於公司和工作，只是避而不談對員工的照顧，鄉下人請長工還講一點道義，台北的工商界是決心不顧了，而我們就憑這些廉價易得和勤奮不懈的勞力創造了經濟奇蹟，……黃春明這個廣告奇才，在那時已看出工商界的毛病，無非都是美日資本社會對付開發地區的伎倆，假本地資本者的手做代理人，來剝削一般勞苦大眾罷了，跟日據時代並無差別。[4]
同樣的，這類生活體驗也必須經過沉澱，才能化為文字，他可以說是一邊把那些潛藏在他心中捶鼓吶喊、不時想要掙脫出來的故鄉人物一一點化成真，一邊敏銳地注意身邊正發生的「台北都市進行式」，所以才有一九七一年以後的八篇城市小說出現。這些作品極其尖銳地點出台灣處於為美日兩國政經邊緣地帶的位置和扭曲，若非如此尖銳辛辣，恐怕也難以如實反映一九七○年代一連串重大事件給台灣民眾心理上帶來的衝擊。
六○、七○年代以來，美國文化透過強勢的國家機器以及商品行銷機制進駐台灣，黃春明對此有很深沉的思索與批判。台灣在脫離日本殖民後，反而進入被美、日經濟強權國家在經濟╱文化進行「新殖民」，美╱台、日╱台間長年糾葛不清的政經文化依附關係，是台灣當時的時代課題。他透過俗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變遷，勾勒出一幅新的台灣民間社會圖像，在這個社會圖像中，生活型態的改變僅是表象而已，細究之下，黃春明更急於陳述的，是台灣既有文化價值體系的崩解，以及人際關係的扭曲與疏離。他筆下種種光怪陸離的跳樑人物，基本上是集人性的種種軟弱與限制而成，所以作品只需反映細節，細節堆疊出怎樣的社會實像，便視讀者同意或共鳴的程度而定。收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我愛瑪莉》一書中的若干篇章，便是在這樣的價值關懷與深沉觀照中誕生的。其中，〈蘋果的滋味〉裡的建築工人阿發，在洋人所「贈予」的蘋果的滋味中，渾然忘卻自己已然失去一條腿，失去可以自主的謀生資本，然而，蘋果之所以美味，卻並非緣自蘋果本身的肉質，而是延伸自「洋人所送的蘋果」之象徵性意義；對阿發與家人來說，他們嚼在口中的汁液，其甘甜味美與其說是來自蘋果本身，不如說是來自於對西方文化沾上邊的喜悅。在西方文化巨大的侵蝕力底下，一如阿發這樣的庶民，長久以來為別人蓋高樓，卻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優質生活空間，也只能以嚐得「蘋果的滋味」來自我安慰。
世界體系中的主流文化挾其豐厚的商業資本，並且憑藉媒介無遠弗屆的延展力與穿透力，對弱勢國家造成經濟的剝削與文化的滲透，而弱勢國家的主體文化則相對地產生「滲漏」的現象，無法在保有主體意志與文化脈絡地前提下向前發展。〈蘋果的滋味〉中的阿發以嚼食洋人饋贈的蘋果為樂，呈顯的是令人鼻酸的卑微，然而，〈我愛瑪莉〉中的陳順德卻是「黃皮膚白面具」的「洋奴型」人物，以西方生活方式為最高的價值取向，甚至甘於揚棄自己的名字，呈顯出來的已不僅僅是無奈的卑微，而是可厭的卑屈了，黃春明以一貫的幽默嘲諷的筆調，勾勒出所謂「洋奴」的樣貌。
黃春明筆下的知識份子，雖然在現實社會中可以擁有較多的生活資源，但比起鄉俗小民來，卻似乎更加難以掙脫生命既有的框架，光鮮的外表底下，生命卻無有尊嚴，甚至為了生活，必須甘做被擺弄的棋子。在〈莎喲娜啦．再見〉一文中，以日本的買春商團為主體，衍述作者對於商業邏輯非人性機制之批判，而隨著黃春明本人離開素樸的羅東小鎮，來到台北都會謀職，生活場域的變遷，使他更加貼近地看到資本主義商品邏輯在台灣急速流行與播衍的情況，也更加敏銳地觀察到這種變遷所導致的台灣社會變遷與文化異變。被迫帶領「千人斬俱樂部」的一干日本人到礁溪去嫖自己同胞姊妹的黃君，即是典型的例子，由於身處資本主義體系的跨國網絡之中，充當商業資本之流通與再生產的一顆螺絲釘，黃君的身體自主權更加薄弱，他雖有滿腔的不願與不滿，卻也無法抗拒這項充任「皮條客」的任務，至多只能藉著言語嘲諷與調侃來自我安慰，用阿Q精神來壯大自己。比起〈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敘述者黃君空有較好的謀生技能與社會位置，卻也只能匍匐在日本「千人斬俱樂部」的「利劍」之下，成為「去勢的男人」。台灣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其被殖民的狀況比之日本政府領台之際並無太大差異，〈莎喲娜啦．再見〉中的角色與情節皆誇張地加以表現，但把台灣當年的歷史情境與文化脈絡則陳述得頗為貼切。
黃春明在七○年代即敏銳地觀察到西方強勢文化滲透、台灣主體文化滲漏所衍生的文化認同危機，他透過文字所預言的結果，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都已不幸言中，做為一個作家，黃春明有其一貫的社會關懷與人性觀照，也有無可剝離的土地認同與歷史記憶，以及向未來探照的纖敏觸角。黃春明透過他一系列的文學創作，一方面在測量社會脈動，挖掘社會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然而，另一方面卻也是在探尋自己做為一個作家（知識份子），所能夠站穩的著力點。
黃陳兩人在這段時期內主題重疊的作品，比較起來，黃春明即使認為許多人物的心靈扭曲或悲劇，是社會變遷造成，他站在跨國公司的前線，對那不可見的「翻雲覆雨手」也有深沉的思考，但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都還是：「人，怎麼能變的如此？」而他的人格特質卻總是使他溫和地站在距離之外，只把鏡子拿給你看：「看看，你是這個樣的。」他不疾言厲色也不愛之深責之切，恐怕跟他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屢屢被寬容諒解有關。說書人的特質就如同鏡子反映人物實像，小說家的特質還能進入心靈探尋理解，他在這兩個層面上都恰如其分地掌握了要點，並未踰越，也未曾擔任唐吉訶德式的解救者和希臘悲劇式的全知預言者。這是他的成功處，作品中人物因之而走上了各順其性的道路，即使愚昧、悲苦、不明所以。
陳的為文基調成型甚早，並且他一開始就是用理性思考寫作的人，他所寫的都是他所思考的、他認為他應該寫的、他認為他應該反映的現象與問題，可以說，小說創作只是他平日論談與關懷方向的具體成果。陳入獄之前他們同屬《文季》集團，又同在跨國企業公司就職，促膝清談、月旦時勢的時刻一定所在多有，相信台灣社會變遷的話題必曾出現在討論之中。入獄之前陳映真還只處於現實主義的嘲諷針砭，其後他作品中的人物就多少染上了作者的精神，都背負著重大的陰影生活著，這陰影有時是跨國集團的經濟文化殖民，有時是白色恐怖的如影隨形，引人探問的總是：「是什麼導致他們如此？」至此，人物反成道具。這點將在下節詳述。
二之三、建構各自文學版圖中的高峰
一九六七年，黃春明首次於《文季》發表〈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隻老貓〉……之後，終於找到一個比較不心虛的出路，就是書寫他最熟悉的故鄉人事，這批小說到了一九七○年代，「回歸鄉土」之大纛高舉時，甚且還被視為最具代表性的鄉土小說──儘管他本人並不十分認同這種「稱譽」。對他而言，「鄉土」並非刻意標榜或建構出來的文學虛像，反倒是真真實實的生活實存，這些他十分熟悉的人、事、時、地、物，這些確曾發生過的生活場景，在他提起筆、攤開紙張之際，自然而然地進入他的思緒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文學的素材與圖像。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屋頂上的蕃茄樹〉一文中，黃春明清楚地述及他的文學泉源，那些鄉俗小民似乎想借黃春明的紙筆發聲一般：
他們像人浮於事，在腦海裡湧擠著浮現過來應徵工作似的，------費了很大的勁兒想把腦子裏的老鄉拂去。但是他們死賴活賴不走，還有我自己溫情的根性所纏，只好讓他們在那裡吵嚷，而無奈以對。[5]
黃春明其實很清楚自己文學關懷的面向與緣由，真誠的「感動」是他書寫的能量，他堅持寫能夠感動自己的題材，因為文學創作者唯有先感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黃春明筆下的鄉俗小民之所以能夠感動他，在於他們內蘊的深沉生命力，而他不僅想用文學來描繪這股強韌的生命力，還要去探究這股生命力之所以燃生的原因：
我在想，所謂小人物的他們，為什麼在我的印象中，這麼有生命力呢？想一想他們的生活環境，想一想他們生存的條件，再看看他們生命的意志力，就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動。------如果能寫成功這種作品，永遠永遠，不管何時何地，都會感動人的心靈的。[6]
通過這一類鄉土作品，黃春明與筆下的小人物都活生生地存在讀者心中。黃春明筆下鄉俗小民的「生命力」，展現得既卑微又尊嚴，既原始又真誠，總是在逆境中賣力生活，人們雖無權自主選擇生命起源的時空，卻有權決定如何讓生命落實茁壯；黃春明筆下的人物，如〈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青番公的故事〉裡的青番，〈兒子的大玩偶〉裡的坤樹……，都是在大環境中無法自主的卑微小人物，然而他們也都努力想在逆境中找尋可以著落茁長的土壤。
這些有血有肉的鄉土人物，從來信仰著「一枝草，一點露」、「人在做，天在看」等庶民哲學，在他們的認知中，只有懶惰、敗德的人才可能走投無路，只要勤懇節儉不作惡，上天是不會絕人生路的。這套生存哲學穩固存在了數千百年，誰都不會想到有一天會面臨挑戰。台灣社會所遭逢的最巨大轉變，是發生在一九六○年至今的數十年間，經濟學者可以提出許多的數據說明，政治學者也可以創發各種理論辨證，但鄉間的庶民百姓仍然難以理解，為何某種職業會完全不再被需要？為何辛苦耕作整年的結果，不一定換來溫飽和尊嚴？為何必須要接受下一代離開故鄉、也離棄農業的必然歸趨？農村的風貌為何也漸漸改變？……太多的疑惑都超出前人俚諺傳授的範圍。這就是他們對「台灣經驗」、「經濟起飛」等名詞的感受。
要清楚解釋這個變遷的過程並不容易，更不可能阻止趨勢的進行。作為小說家的黃春明，帶著他對故鄉人的溫情眷戀眼看著社會變遷過程步步進逼，必然有感。他選擇做的，就是記錄這種過程，而非描繪過程背後那巨大的機制和「帝國主義主使者」的陰謀。
同樣注意到台灣社會面臨的巨大質變，陳映真是不以「反映」為滿足的。從早年左傾的社會主義思想，入獄後構思「冷戰體制論」，出獄後借助「依賴理論」批判資本主義體制，做為思想家的陳映真批判了自七○年代以來的大眾消費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知識份子的種種弊病，建立了自己的體系。不管贊同或反對陳映真觀點的文化界，對於滔滔不絕的陳映真，都充分感受到他的雄辯，這樣的雄辯家，寫下了系列的經濟小說〈上班族的一日〉、〈夜行貨車〉、〈雲〉、〈萬商帝君〉，對於跨國企業的「新殖民主義」表達了強烈的控訴。他對台灣問題的思考也開始較像是社會學家而非小說家，小說只不過是他的一種表現工具。這可以從他出獄後，也開始從事評論工作看出來，他首先拿來開刀的作家就是他自己。評論家許南村出現，帶來結構龐大的後冷戰體系、新帝國主義等理論。陳的英文程度本來就很好，直接吸收西方理論不成問題，加上他自己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間的親身體驗（美商輝瑞藥廠），表現出一個社會主義者對於過度資本主義化、人類被異化、馴化的憂心的一部份，加上由於台灣特殊的地理歷史因素，既位於東、西世界霸權爭 奪戰中太平洋戰略位置的中點，又有五十年被日本殖民統治之經驗，自然大有再度被不知不覺地殖民化之危險。一般平民百姓見不及此，他這種出身小市鎮，特別能體察民瘼的知識分子不能不知，更不能知而不言。所以，一系列「新殖民主義」的作品，堆疊出陳映真化理論為創作的文學高塔，少有作家能在作品中如此忠實熱烈地擁抱自己的理論，陳映真做到了，可是他筆下人物的存在感和說服力未免就被削弱了。
而〈山路〉、〈鈴鐺花〉、〈趙南棟〉等系列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小說，同樣出自於他要為湮滅的歷史證言的用心，雖則其中包含著令人動容的「愛與犧牲」，但他亦不以呈現、反映為足，背景的牽扯力量之大已經影響到人物的自主性，於是造就了一群獻身理想的聖人聖女群像，反而脫離人間。
三、結論：因為真實，所以也有力
如果說陳映真作品總是具交響曲般的主題、重量與厚度，那麼黃春明作品就像小奏鳴曲，輕靈徐緩，帶點淡淡的憂悒，在幽默中訴說著生命的甜美、無奈與憂傷。兩者都在對生命發言，本無曲式或標題上先天決定的優劣，只是因創作者人格特質之別，產生了差異。
黃春明本身是沒有太堅強理論架構的人，但是由文學活動和文壇結社的關係可以推測，他以他的敏感和直覺所感受的社會現實，經過與「親密戰友」陳映真的相濡以沫以及可以想見的高談闊論之後，會有焦點集中、主題重疊的創作出現，在同時代的文人集團裡，也是極為正常的現象。然而這類反映「買辦經濟」、「跨國公司」的小說如〈小寡婦〉、〈我愛瑪莉〉，由於太過急切表達理念，反而沒有先前的作品自在，而充滿了鑿枘之跡。在評論家眼中，甚至有「〈蘋果的滋味〉、和〈莎喲娜啦．再見〉勝過〈小寡婦〉和〈我愛瑪莉〉，也要勝過陳映真的『華盛頓大廈』系列」的三等級論7。
因此，有無理論架構並不是決定小說好壞的因素。如前所述，黃春明小說創作的動能來自他自己的生活記憶，而他的主題意識，也都緣自他對現實社會的觀察與反思，其主角無論是鄉俗小民、都會裡的邊緣族群、跨國資本體系中的一顆小螺絲釘，或者是以西化為傲的知識份子，都具有無法自主的無奈。一向吸引黃春明眼光的就是「人」的種種作為與反應，雖然他也敏於認知社會結構與文化內涵的「變遷」，有著相當多的感觸與思考，由於他經常是以俗民的日常生活為文學的基本視點，因此，他所見到的「變遷」便是充滿了無奈、矛盾與衝突的眾生相，他讓他們輾轉於時代之輪的帶動中，以自己選擇的方式存活下去。並不濫用作者的絕對權威去拯救或改變，也不讓「新殖民主義」的宿命斷絕他們的生存希望，所以，他筆下的小人物，幾乎沒有厭世、墮落、虛無到底的類型，即使是〈我愛瑪麗〉中的陳順德，豈非也是一個拼命努力的台灣人形象？
黃春明另一個可能受陳映真影響的部分，是年輕時代陳映真的馬克思理論與雄辯，在文友密切交往中加深了黃春原本對社會主義的印象與好感。
黃春明的努力寫作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得到第二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8，他第一個想起來的人是他初中時代的國文老師，王賢春。這位年方二十五、六的年輕老師，據說是屬於中國共產黨青年南方工作隊的匪諜，死於白色恐怖時代的槍下。她的溫柔鼓勵，對黃春明一生走上文學之路有莫大的影響9。黃春明從來不曾表明他有社會主義思想，也是第一次批露這件往事，但從他這篇得獎感言中可以窺見，他對他敬愛的王老師的政治信仰，是同情的。他說：
她那麼年輕就有遠大的理想和志向，縱使她的信仰跟此地的環境不符，可是她愛國家、愛民族、愛廣大受苦受難的百姓的那種情操，不是我們一再在學習和修鍊的功課嗎？ 10
這種對社會主義模糊的好感，當然比不上陳映真本人的熱切。陳映真在六○年代便醉心於馬克思學說和毛澤東思想，不但曾翻譯《共產黨宣言》，也曾走上幼稚行事的組織道路。一九六八年，他因「民主台灣同盟案」入獄七年，在獄中「直接會見了少小時後大人們在恐懼中噤聲耳語所及的人們和他們的時代」，「也會見了被暴力和謠言所欲湮滅的歷史」11。不間斷的思考，形成他的巨大理論架構，他描寫跨國企業也好，白色恐怖也罷，都可說是這一套理論的具體實踐。誠如姚一葦所言：「他不再反映個人的問題，他要描盡整個時代」12。
在某種程度上黃春明批日批美韃伐資本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其基調是相當貼近陳映真的。他雖沒有因政治的狂熱而入獄，卻也對社會主義信仰所具有的高度純潔與理想色彩而感動；他們同樣曾經服務於美、日資本為主的跨國公司，看盡外人與台人的各種醜態，非形諸辛辣尖刻的文字不足以排除心中的憤怒。陳映真是市鎮小知識份子出身的作家，對抽象的理論之吸收並提升理論之高度，有著濃厚的興趣，因之文化、政治、經濟評論在他的文學生涯中佔有相當的份量，也有足夠的力道足以成為一方之霸，擁有甚多的信徒；黃春明則是小鄉鎮商家之子，多了一些世俗性、庶民性，少了一些無奈、蒼白、自憐、沮喪和徬徨，他以豐富的生活體驗將各色人等演繹得自然合理，人物面目身影躍然紙上。魯迅的話庶幾可以形容黃春明筆下的人物：「因為真實，所以也有力。」13
黃春明憑著感覺，創造了豐富的文學風貌；然而當他跟著頭腦（理性）的指導而走時，有時不由得心虛、恐慌；跟著巨大的理論試圖寫大作品，他的小說風格越是模糊；他越靠理論來支撐時，他的小說越變得只是演繹理論的工具。黃春明其實是不需要理論的，社會本身是他最大的一本書，生活其間，細心觀察人世間的形形色色，文學家的黃春明越能得其所哉。
本文原發表於<<成大歷史學報>>，第二十五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999.12。本文撰寫時猶在病中調養之際，每有力不從心之感。一九九八年九月中應邀出席北京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黃春明作品研討會」，寫作期間承蒙黃春明先生、清華中文所學生許維育、陳建忠、成大歷史所學生陳明成陸續提供相關資料；南台工業技術學院講師葉瓊霞、台灣文化學院講師楊翠，提供對話與觀念，才勉強草就此文。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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