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動脈》篇。＜導言＞指出：「晚近以來，在台灣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有脫離重視數据與數量化的趨勢，轉向環境史或社會、文化史靠攏。」(p.5)原因是台灣的經濟史學家欠數理經濟學的訓練。所以整篇只有王業鍵合著的＜十八世紀東南沿海米价市場的整合性分析＞達到數理經濟學的要求。
那又怎樣？別說歷史不能量化，即便經濟學也不只有數理計量一派，在電腦化的時代，要數理計量化太容易了，只要將一堆數据丟到電腦程式裡，它自動就會算出來，但歷史的意義呢？電腦會告訴你嗎？
就以中國古代的氣候變遷為例，陳良佐的＜從春秋到兩漢我國古代的氣候變遷＞就以冬麥的收穫與播種期，來反駁公認的權威竺可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竺氏以動植物、霜、冰等「物候」認為春秋至公元初是温暖期，東漢則趨冷。但陳氏則認為春秋至漢景帝是温暖期，武帝至宣帝間則冷暖震蕩，元帝後百餘年間為低温期，至東漢明帝才略有回温，桓帝後又變冷。可見因數据所依不同，連客觀的氣候也不同。難怪中國的天文學始終是政治玄學的一環。這也沒啥，台灣官員至今還在求神風調雨順。
不只氣候，連交通里程也會隨皇帝貴妃的意志而「相對論」般地縮短變長。若依嚴耕望在＜唐代交通圖考＞的計算，楊貴妃別說吃不到質佳的嶺南荔枝，就連四川涪州質差的荔枝也不可能在保鮮期的三日內送到長安，因為二地間有二千二百四十里，以當時最快的飛騎日行七百里也飛不到。
不過有經濟學訓練的趙岡在其＜唐代西州的布价＞以吐魯番出土的天寶年間的文件所顯示的棉布因纺織技術問題導致成本高於絲麻，故棉花伝入中國千餘年而未能廣泛伝播。同理，趙岡並未用到什麽複雜的數理經濟而是簡單的算術，也能算出中國伝統佃農比農奴生產划算，故中國伝統非奴隸制（參見拙著《台灣共犯體》）。
蕭啟慶的＜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雖作於1972年，但其中的主體稱皇意識和經濟誘因，仍有助於了解正在播放的《漢武大帝》電視劇之匈奴與漢武的互鬥之根本原因。
張彬村的＜美洲白銀與婦女貞節：1603年馬尼拉大屠殺的前因與後果＞則巧妙的將西班牙人誤以為、因追逐美洲白銀而到菲淘銀的華人會與中國政府裡應外合、而產生了1603年馬尼拉大屠殺，進而又造成了被害者在中國遺孀之貞女。
《城市與鄉村》篇。邢義田的＜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則批評杜正勝的編戶齊民論之「基層社會結構中地緣因素逐漸取代以前的血緣結合」(p.43)。
邱澎生的＜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朝的官商關係＞則反駁一般所謂的中國伝統政府「抑商」，他說：「由官員對經商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來看，官員對商人各種經商自由和財產權的保護確實存在於清代前期的蘇州，絕不能說政府官員在執行所謂的『抑商』政策。」(p.397)。
那只「抑商」，連宋之後的婦女守節、明清海禁閉關自守等也尚待反思。
《家族與社會》篇。杜正勝的＜伝統家庭試論＞一反中國家庭是「大家庭」之說，提出「核心家庭」約四五口的「漢型家庭」、「主幹家庭」約七八口的「唐型家庭」、及「漢唐折衷型」等三型說。
但邢義田的＜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則認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和家族事業以世世相承為常的生活形態，粗略地說，在近代以前幾千年可以說沒有什麼根本的變化。」(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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