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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30 07:03:57| 人氣1,475| 回應14 | 上一篇 | 下一篇

《台灣漢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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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與社會》篇。柳立言的<淺談宋代婦女的守節與再婚>跳脫一般以宋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而判宋代是守節的始作俑者,和宋代婦女普遍再婚而判宋代沒啥新穎的貞節觀(p.231)之爭,他以明清的資本主義萌芽及家族經濟結構能支撐婦女守節,和政府的鼓勵補助守節、禁止攜奩改嫁等來解釋明清時守節為何盛於宋代。而宋儒對守節看法不一,即使主張男不再娶女不再嫁的程頤、其對象也是大家族而非一般庶民,加上政府又未如明清積極提倡。(p.254)

陳弱女的<試探唐代婦女與本家的關係>則指出唐代婦女的本家不但是出嫁女平時的靠山,即使夫亡歸宗、長期歸寧、歸葬本家等也不同於明清之後的婦女與娘家關係(p.197)。

賴惠敏的<婦女無知?清代內府旗婦的法律地位>則以滿清內務府第一手文獻,研究指出旗婦的權利高於一般漢婦。(p.294)

梁其姿的<前近代中國的女性醫療從業者>認為「在十二世紀之前,大眾對助產婦與女醫,並沒有特別的憎惡……在明清時代,當理學在社會上的控制力逐漸增強及正統醫道逐漸穩固之後,反『三姑六婆』的說法在十四世紀之後便益發普及……然而,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並不吻合。女醫與產婦並沒有遇到太大困難,便得以繼續她們治療與助產的伝統。」(p.374)

《生活與文化》篇。蕭璠的<關於兩漢魏晉時期養豬與積肥問題的若干檢討>依出土文物及文献認為「人們普遍地把廁所跟豬圈相連接在一起,一方面把人的排泄物作為豬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是用來積肥。」(p.162)

劉增貴的<漢隋之間的車駕制度>認為「牛車自後漢漸興,魏晉以下有取代馬車的趨勢」(p.211)。其因並不只是馬变少,而是佛道尚牛有關,老子騎牛、三乘中的牛車代表菩蕯乘,加上清談名士重視牛車的清苦優美之意含。不過到唐代「士庶已少有乘車,被騎馬所取代。」(p.217)
柯嘉豪的<椅子與佛教流伝的關係>一反一般認為中國椅子源自胡人折叠椅,而認為是源自佛教尤其唐代的禪僧的禪椅、在士人羨坐下推廣出來(茶亦然!)

巫仁恕的<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反駁S.A.M.Adshead的「中國服飾重禮儀欠流行時尚」之說,他認為明代在服飾原料、技術進步及商品化下,不但平民的服飾成為流行風尚,連士大夫在反對無效之下也加入時尚的創設(p.306-7)。

陳熙遠的<中國夜未眠──明清時期的元宵、夜宵與狂歡>指出:「參照巴赫汀關於西方狂歡節的論述,中國元宵節慶的確有不少可供對比的特徵或表象。不過巴氏特別將狂歡節與教會官方的宗教慶典作截然的區隔(真的?電影《新鐘樓怪人》不以為然)……相對而言,中國的元宵節一直是在官方慶典與民間習俗的交會點上,元宵節雖是屬於全民的節日,但官方往往扮演著參與者、導演者和監控者的多重角色。」(p.340)

吳方正的<裸的理由>認為「如果不是因為中國人也喜歡淫畫,西方的人體繪畫能自然而然的引進中國嗎?」而且美術界想主導何謂裸體畫的界限,但界外每每會模仿並破壞界內的權威(p.536)。

《生命與醫療》篇。李健民的<王莽與王孫慶>認為《漢書‧王莽伝》所述「王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指被捕的翟義起兵的軍師王孫慶),以竹筵導其脈,知其終始,云可以治病。」不能當作中國人體解剖學之首例,而是類似商紂王剖比干之心,目的均在治自己的心病(p.38)。

林富士的<試論中國早期道教對醫藥的態度>反對籠統地說道教對中國醫藥的功過,因為道教並非全是同質的,在對醫藥的態度上至少有三種看法,天師道的陸修靜和寇謙之持反對或有條件接受,即使是肯定者如葛洪也認為俗藥只是仙道的初階(p.183)。

雷祥麟的<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借民初中西醫不同的醫病關係(西醫認為醫病關係是醫生對病人負責而病人則相信醫生,但中醫則認為醫病關係是病人可自由地選擇有效的醫生),這些都影響到國人的看病習慣,一方面對醫生敬若神明,一方面又習於換醫生。

漢學>百度百科

漢學簡介

  ①(西文Sinology)指國外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曆史、哲學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天文地理、工藝科技等各種學問的綜合性學科。又稱中國學。
  研究對象:從漢學發展的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對象不僅僅是中國漢民族的曆史和文化,實際上是研究包括中國少數民族曆史和文化的整個中國的學問。由于漢民族是中國的主體,而且漢學最初發軔于漢語文領域,因而學術界一直將漢學的名稱沿用下來。也有學者用中國學來稱呼傳統的漢學。漢學以整個中國爲研究對象,其研究範圍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漢學包括了中國的社會科學和部分自然科學;狹義的漢學只涉及哲學、宗教、曆史、語言文字等部分社會科學,諸如傳統的版本、目錄、校勘、音韻、訓詁、考證等。從課題方面看,漢學已涉及中國社會生活中已經發生和將有可能發生的各種事態,從學科體系看,漢學已經囊括了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所有知識形態。
  學科曆史:漢學的産生發展,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擴張有聯系,又與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普遍發展相關聯。一般認爲,漢學萌芽于16~17世紀來華傳教的教士的著述中。 400 余年裏,漢學經曆了發軔期、確立期、發展期和繁榮期4個階段。
  發軔期(16世紀末~17世紀末) 西方對于中國的了解早在古希臘就已開始。但西方對中國的研究則始于16世紀末。第一本專門講述中國的書是1585年在羅馬出版的《中華大帝國史》(門薩多著)。該書出版後,立即被譯成多種文字 。有影響的早期著作還有《中華帝國志》、《中國改朝及中國基督教現狀》、《中國度量衡考》等。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對中國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統性。
  確立期(18世紀初~19世紀初) 18世紀初清王朝和羅馬教皇有“儀禮”之爭,刺激西方各派傳教士對中國禮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科學院派來的優秀傳教士,擬定了具體而系統的中國研究項目:中國的天文學和地理學史;中國古今通史;漢字的起源;中國的動植物和醫學等自然科學史;中國各門藝術的曆史;中國現狀 ,國家治安、政局和習俗,礦産和物産等。其結果出現了一批漢學成果:《中國儀禮論》(李明)、《韃靼史》(劉應)、《書經以前之時代與中國神話之關系》(馬約瑟)、《中國通史》(馮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榮)、《大唐史綱》(宋君榮)。而作爲18世紀漢學雙璧的是杜赫德編著的《中華帝國史全志》(共 4 卷)、當時北京教士研究中國成果彙集《中國雜纂》(共16冊)。在18世紀法國教士漢學 成果的 基礎上,19世紀初出 現了法國雷慕沙(1788~1832)和德國克拉勃羅德(1788~1830)兩位博學多才的漢學大師。他們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國曆史、語言、文學、宗教、地理學等衆多領域。兩人于1818年聯合發起成立亞洲協會 ,發行期刊《亞洲學報》,主要刊發漢學研究成果。隨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1823),刊《皇家亞洲學會會報》。以此爲標志,漢學作爲一門學科正式確立。
  發展期(19世紀中後期) 這一時期正是西方試圖將中國殖民化,與中國政府發生政治、軍事沖突的時期。西方各國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研究,改變了法國壟斷漢學的局面 。英國、荷蘭、德國、瑞典、奧地利、俄國都有一批卓有成績的漢學家:法國繼雷慕沙之後有儒蓮、畢甌、巴參,荷蘭有霍夫門、施古德,德國有奚伯爾特、曉特、甲柏連,英國有理雅格、畢爾、衛烈亞力,俄國有薩哈諾夫、帕底雷阿斯 、白萊脫胥乃德、伊凡諾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喬瑪等。他們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國天文學,曉特的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仍有價值,畢爾開中國佛教文獻學的先河,喬瑪成爲公認的藏學創始人。這一時期的另一特點是不少漢學家集中畢生精力翻譯中國古代典籍,譯文水平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學首任漢語教授理雅格以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確地翻譯了《論語》、《大學》、《中庸》、《書經》、《詩經》、《孟子》、《 春秋左傳 》、《 易經 》、《孝經》、《道德經》和《離騷》,成爲漢籍西譯大家。
  繁榮期(20世紀) 20世紀近百年的漢學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20世紀初期,甘肅敦煌石窟藏經洞被發現,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漢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寫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漢學家來到敦煌考察,並掠走大批文物文獻。這批珍貴的文物文獻令漢學界震驚。以此爲契機,促進漢學研究的新發展。西方一些大學紛紛設立漢學課程,成立專門的漢學研究機構,出版專門的漢學研究期刊。如法國巴黎大學高等中國研究所、荷蘭漢學研究會、萊頓大學中國研究所、法蘭克福中國學院、美國中國研究所、美國中國學會、美國漢學促進委員會、日本支那學社、日本中國研究所、日本中國學會,前蘇聯中國學家協會等。此外還有藏學和敦煌學的一些專門組織、機構,這些漢學機構或團體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專門漢學雜志。還有研究東方或亞洲的學術刊物也是發表漢學成果的重要陣地。
世界漢學概況

  世界漢學概況:世界漢學可分爲三大板塊:周邊國家的漢學、俄羅斯漢學和西方漢學。
  周邊國家的漢學:主要是日本、韓國和越南。就日本文學來說,它接受中國較早,不僅借用中國的語言符號,而且刻意模仿中國古典詩文的內容和形式:襲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擬題目,采擷成句。這種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被稱作漢文學,後來才有了以假名創作的文學——和文學。所以,日本的學術也深受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他們的漢學研究以編纂、譯注、訓詁、考證、梳理發展史爲特色。
  俄羅斯漢學:由于地理和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歐,間接獲得漢學信息,一方面注重發展本國的漢學研究。它視野闊大,兼顧東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後,以馬克思主義學術觀研究中國,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漢學:西方漢學具有濃重的西方學術的色彩,與日韓漢學、俄蘇漢學相比,它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具體來說有如下數端:(1) 中西文化屬異質文化,西方接受中國頗多曲折,漢學研究忠實地記錄或者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曆程;(2) 西方學術不斷求變,代有新學,這也影響到了漢學研究,如撰寫中國文學通史、敦煌學研究、中亞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國內同類研究;(3) 西方漢學研究的方法論極爲活躍,它明確反映出“西論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確操作,可爲國內研究提供借鑒。
  漢學與漢學研究是兩個不同的學術概念。
  ②漢代人研究經學注重名物、訓詁,因而後世稱“研究經、史、名物、訓詁考據之學”爲漢學。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543.html?tp=0_11
 
漢學研究>百度百科
 
  漢學研究,漢學術語,即中國學研究。又稱國故學,或國學研究。
  漢學研究:
  (1) [the Han school of classical philology]∶漢代人研究經學著重名物、訓詁,後世因稱研究經、史、名物、訓詁、考據之學爲漢學
  (2) [sinology]∶對中國的研究,尤指關于中國語言、文學、曆史和風俗習慣的研究
  1. 漢代經學中注重訓詁考據之學。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的學者崇尚其風,形成與“宋學”相對的“乾嘉學派”,也稱“漢學”。 清 代 漢 學治學嚴謹,對文字訓詁、古籍整理、輯佚辨僞、考據注釋等,有較大的貢獻。但存在泥古、繁瑣及脫離實際等流弊。又稱“樸學”。 清 趙翼 《題項任田青士居祠堂》詩:“近時風稍衰, 漢 學又哮吼。” 胡蘊玉 《<中國文學史>序》:“ 乾 嘉 之世,文網日密,而奇才異士,無以自見,爭言 漢 學,析辯異同,以注疏爲文章,以考據爲實學,瑣碎割裂,莫知大體。” 吳玉章 《從甲午戰爭前後到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他比我年長,讀書很多,對文字學、 漢 學頗有研究。”
  2.外國人稱研究中國的學問爲漢學。 清 俞樾 《茶香室叢鈔?記日本國人語》:“ 日本 之講 漢 學,自 伊藤仁齋 始。” 莫東寅 《漢學發達史》七:“東來教士及 歐洲 本土學者,相攜並進,至十九世紀, 漢 學(Sinology)於焉確立。”
  3.指私塾。 毛澤東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十四件大事》:“故農民寧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

  (一)、漢學研究資源

  1、專題研究:巴金 佛學 佛學研究 中國佛教 古籍善本 簡帛研究 簡帛研究 近代中國:中國近代史研究 民族研究 摩尼教研究 唐代研究 唐代文史研究資料庫(繁體)-包括陳子昂、孟浩然、李白、王維、高適、杜甫、岑參、李賀、唐人年譜分年彙編、唐人年歲速查表、唐人個別資料、新唐書百官志等研究資料。
  2、小說研究 詩歌研究 中國哲學 中文研究 國學入門 經濟史論壇 敦煌 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先秦史 中國儒學法律史學術
  3、人物研究:孔子研究 孔子2000 納蘭性德研究 李白研究 蘇軾研究 蘇曼殊研究
  4、線上數據: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藏魯迅(1881-1936)研究資料目錄初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中文圖書館藏中國明清通俗小說書目提要、北大全唐詩檢索系統

  (二)、各國漢學研究概況

  亞洲
  新加坡:以二次大戰爲界線,大致可以分爲兩個發展階段
  印度尼西亞:印尼的漢語教學一直處在相對封閉的狀態
  歐洲
  芬蘭:與中國的接觸可上溯與十八世紀的中期
  格魯吉亞:漢學家幾乎都有自己或集體的研究課題。
  捷克:有系統的進行中國研究,二戰後才開始
  瑞典:Jonas Locnæus是瑞典第一位專門研究漢學的學者
  斯洛伐克:國立科學研究院遠東與非洲研究所出版學術出版品
  大西洋洲
  澳大利亞:各大學中文課程大體上仍大同小異
  新西蘭:其漢學研究亦于澳洲方面有密切關系
  非洲:

  (三)、漢學研究機構

  1、亞洲漢學
  新加坡漢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臺灣漢學:臺灣漢學研究中心-漢學研究中心宗旨爲倡導漢學研究風氣、策劃並推動漢學整體之研究與發展、協調國內外漢學研究之合作與交流,以及提供學術性之服務。主要任務可歸結爲下列八項:一、調查收集漢學資料;二、提供參考研究服務;三、報道漢學研究動態;四、編印各種書目索引;五、推動專題研究計劃;六、出版漢學研究論著;七、協助學人來華研究;八、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香港漢學:香港大學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嶺南大學中文系
  日本漢學: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日本中國學會-成立于1949年10月。以中國相關學術研究爲目的,以從事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語學研究者爲主的全國性綜合學會。
  印度漢學:防禦研究與策略分析研究所、印度文化國際研究院、甘地夫人國家藝術中心東亞部、中國研究所
  中國漢學: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清華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研究室、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複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武漢大學中文系
  2、美洲漢學:巴西、加拿大、美國
  3、歐洲漢學:總部、愛爾蘭、德國、法國、荷蘭、捷克、瑞典
  4、大西洋洲漢學:澳大利亞

  (四)、漢學研究動態

  1、會議:
  中國近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南 2005.10.21-22
  第二屆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學術研討會 臺北 2005.10.22-23
  第七屆唐代學術文化學術研討會 臺北 2005.10.27-28
  2005年海峽兩岸明清小說研討會 南京 2005.11.9-13
  秦文化學術研討會 天水 2005.11.11-13
  2005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 中壢 2005.11.19-20
  第七屆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 高雄 2005.11.21-22
  隋唐五代經學國際研討會 臺北 200511.21-23
  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 臺北 2005.11.26-27
  2005經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臺中 2005.12.9
  中國文化研討會第二屆年會--中國文學與文化 波士頓 2005.12.10
  近世中國(960-1800)的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 2005.12.16-17
  2、近期論著:
  王潤華、楊松年主編《新馬漢學研究:國大馬大中文系研究狀況探討研討會論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1,251 頁。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在2001年2月10日至11日邀請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老師與研究生前來新加坡,共同研討新馬的漢學研究,而且以國大馬大中文系師生研究成績做爲探討的焦點。報告由兩系師生撰寫,每一篇報告後面都附有詳細的老師著作與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書目。國大馬大中文系首次在這個研討會,公開各自對各個漢學研究領域的成績單。論文集分上、下兩個部分。
  上部分爲國大中文系論文,包括:
  國大中文系的學術研究重點與方向-王潤華
  國大中文系漢語語言學研究概況-馬文禪、吳福煥
  廿年回眸:國大中文系古典文學-陳君、李國彤
  國大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狀況-夏菁、莫顯英
  國大中文系新馬華文文學的研究-郭惠芬、韋佩儀
  國大中文系師生二十年來的史學研究-許齊雄、陳寶良
  國大中文系中國哲學研究概況(1980-2000年)-何國傑、林偉毅
  下部分爲馬大中文系論文,包括:
  馬大中文系教職員的學術研究概況-蘇慶華
  近十年來馬來西亞漢學研究初探-陳徽治
  馬大中文系古典文學研究-陳志鴻
  現代文學與馬華文學的研究概況-林素珍
  馬大中文系中國曆史、哲學與語言學研究概況-張惠思
  馬大中文系社會科學研究簡述-祝家豐
  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漫步》,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2 冊。本書是對外國現代一部分著名漢學家及其學術成果的論述評介。參加執筆的各位學者都熟悉國際漢學,其間不少曾在外國任教或留學。他們或與有關漢學家有較多交往,或對所論漢學作品有較深研究,因此書中介紹絕非泛泛之談。本書的編纂,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李學勤先生的創意下開始進行的。本書分上、下兩冊。
  上冊包括以下文章:
  序 李學勤
  費正清與中國學 候且岸
  古德煒與甲骨學研究 劉學順
  韓祿伯與古代哲學 邢文
  韓南與明清文學 蕭立
  艾蘭的漢學研究及其方法論特色 張海燕
  謝和耐與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 王志平
  侯思孟與漢魏文學 王志平
  下冊包括以下文章:
  瓦西裏耶夫與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 彭迎喜
  查瓦茨卡婭與中國繪畫美學 程英姿
  伊藤道治與古史研究 王震中
  大庭修的學術道路及其漢學研究 徐世虹
  山田慶兒與古代針灸醫學史研究 韓健平
  中村璋八漢學研究述評 劉國忠
  溝口雄三與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 王士花
  從外交譯員到漢學教授:德國漢學家福蘭閣傳 張國剛
  “我的中國文化夢”:加拿大漢學家白光華自述 張國華
  後記

  (五)、漢學研究家陣容

  當代學人:按姓氏筆劃排名

  丁四新 丁光訓 丁 帆 馬小鶴 于錦繡 于振波 王小盾 王邦維 王沂暖 王寧 王筱芸 王 素 王志遠 王堯 王麗娜 王運熙 王兆鵬 牛龍菲 王雷泉 王元軍 王學泰 立天 方 銘 方廣昌 方智範 鄧紹基 鄧魁英 鄧小軍 方建軍 孔凡禮 王洪君 王興國 王生平 王福堂 樂黛雲 寧稼雨 左東嶺 白化文 業露華 東方龍吟 劉迎勝 劉 利 劉文英 劉揚忠 湯一介 任繼愈 呂有祥 吉廣輿 孫麗華 孫昌武 孫映逵 劉學鍇 許逸民 朱易安 畢寶魁 任國緒 華林甫 劉志琴 邢東風 祁志祥 杜曉勤 杜貴晨 芮傳明 余英時 李運富 李曉傑 吳言生 吳相洲 張正烺 鄒曉麗 陳鐵民 陳 偉 李少雍 李安綱 李 玫 李勤璞 李志夫 李四龍 李利安 李富華 張 弓 張新鷹 張 健 張 綏 張其成 杜鬥成 杜繼文 吳立民 楊曾文 楊 泓 陳 兵 季羨林 巫白慧 何 雲 何勁松 陳景富 張福有 張炳星 陳允吉 陳尚君 李 浩 吳企 明 吳文治 吳在慶 張忠綱 張伯偉 佟培基 張明非 張清華 余恕誠 李錦繡 陳伯海 嚴紹璗 吳承學 沈伯俊 嚴耀中 辛德勇 李澤厚 宋立道 張 總 楊乃喬 陳保亞 陸儉明 宋紹年 李小凡 龐 樸 林梅村 林悟殊 定宜莊 歐陽禎人 羅宗強 趙永暉 範子燁 降邊嘉措 周 齊 趙 超 房開江 金 濤 林 庚 林家英 周勳初 周寅賓 羅宗強 郁賢皓 趙昌平 尚 定 周 騁 周紹良 胡曉明 胡星亮 洪修平 榮新江 趙敏俐 趙憲章 胡大浚 胡國瑞 查屏球 袁行霈 柴劍虹 徐文堪 徐 俊 郭齊勇 郭英德 高 正 諸葛憶兵 錢林森 郭良鋆 徐蓀銘 徐遠和 徐文明 莫礪鋒 陶文鵬 陶 敏 閻 琦 耿振生 顧之川 黃靈庚 蕭正洪 麻天祥 葛兆光 黃心川 黃夏年 梁超然 蔣 寅 韓 升 傅 剛 謝思煒 葛曉音 黃夏年 韓金科 董 群 彭 林 曾綺雲 溫玉成 韓廷傑 曾棗莊 董乃斌 韓理洲 傅璿琮 儲仲君 程國賦 程毅中 蔣紹愚 程裕禎 樓宇烈 賴永海 熊 琬 闞正宗 繆 鉞 潘志平 潘樹廣 潘桂明 樊錦詩 薛天緯 霍松林 魏道儒 戴偉華

  已故國學大師:

  3劃 才旦夏茸 馬 堅 馬肇椿 牙含章 馬 雍
  4劃 巨 贊 王利器 王 明 王 森 王恩洋 王重民
  5劃 石 峻
  6劃 呂 澄 牟宗三 朱謙之 孫毓棠
  7劃 李安宅 李榮熙 岑仲勉 張克強 張春波 蘇淵雷 楊化群 嚴北溟 陳 垣 陳貽焮 楊公驥
  8 劃 周叔迦 法 尊 羅爾綱 羅竹風 鄭振鐸
  10劃 高 楊 高觀如 郭元興 顧頡剛 錢鍾書
  11劃 蕭志恬 曹聚仁
  12劃 程千帆 童 瑋
  13劃 蒙文通 虞 愚
  14劃 潘雨廷 熊十力 裴家麟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師資陣容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師資陣容
  馬來西亞大學中文師資陣容
  南方學院中文系師資陣容
  韓江學院中文系師資陣容
http://baike.baidu.com/view/878595.html?tp=1_11
 
 
國際漢學>百度百科

  國際漢學,包括世界漢學和國內漢學兩部分。國際漢學,指中國學研究全部範疇,具體表現“在各國及其公民之間或中間、關于各國的交往、由兩個或更多國家參加、兩個或更多國家共有的漢學存在研究格局(日不落語)”。國際漢學,20世紀趨勢與偏向 二戰前後,海外中國研究截然兩分。二戰前此重古代和文獻學(或語文學)方法,二戰後此則重近現代和社會科學(含人類學)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打斷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國研究重歸舊途。由此“帶來的四裔偏向,既表現爲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從而導致該領域的表面繁榮與潛伏隱憂(引用網絡資料)”。戰後美國的中國研究後來居上,戰前的國際漢學界卻幾乎是法國的一統天下。1920年代留學法國的李思純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國學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國際漢學,由域外到本部學說的確立。本世紀初的國際漢學泰鬥沙畹(Edouard chavannes)認爲,中國學是由法國傳教士所開創,並由法國學者雷慕薩(Abel Remusat)與儒蓮(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組成的一門科學。傅斯年則稱:"中國學在西洋之演進,到沙畹君始成一種系統的專門學問。" 沙畹以後,西洋中國學的大師分爲巴黎與瑞典兩派,而後一派的臺柱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學術淵源仍是師承沙畹"。此外,在蘇俄、美國漢學界位居顯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葉理綏(S.Eliseeff),也是巴黎學派的弟子門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說:"中國學在西方,在骨子裏仍是一門法國的科學。"留法社會學者楊 亦稱:"'中國學'不僅是一門西洋的科學,而且還幾乎可以說:它是一門法國的科學。" 領導巴黎學派正統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爲國際漢學界的祭酒。

  國際漢學,成爲歐洲本國學術的一部分,體現于:

  1、學者的專門化。“從前歐洲研究東方學的人,大半是‘海關上的客卿’、‘外交機關的通事翻譯’或‘傳教師’出身,本人既不是嚴格的科學家,也不是素來即有志研究東方學問,所以他們初期的著作,比較本國的學者,往往稍欠精確。比方史料來源的批評,鑒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國自尼博爾(B.C.Nibuhr)、欒克(L.von.Ranke)以後,史學家對史料的來源、記載、口傳、與古物的分別,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對于記載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評),著作人是否願意報告實事(內部的批評),都是慎加選擇,寧缺疑,不願輕信。(引用資料)”。1919年1月,法國總統在商業地理協會印度支那部演說時稱:“法國研究中國,已自從來之散漫狀態中成爲一般學術上之正統,而認爲一科;是故研究中國者,正所以爲法國之學術。”。
  2、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傅斯年在高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40年)序言中說:“高本漢先生之成此大業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討接受吾國音韻學家之結論,實其成功主因之一。”。高氏晚年稱:"我畢生從事中國文化的著述,只有愛護本國文物曆史而從事研究的中國學者是真正的知音。"

  國際漢學,研究趨向由單純四裔進而溝通中外,表現有三:

  一、對中國文獻的理解力提高,重視程度加強,中外資料會通比勘。
  二、與中國學者的聯系交往增多。
  三、開始研究純粹中國問題。

  國際漢學-“治中國學”:
  1、目錄學與藏書。
  2、實物的收集。
  3、與中國學者的接近。

  國際漢學-歐洲“漢學態度”:將中國文明作爲與印度、埃及、希臘羅馬文明並駕齊驅的世界文明之一,視爲純粹學問的智的對象,以法國爲代表;從本國的政治、貿易等實際利益出發,英、德、俄爲典型。 國際漢學:日本京都學派與巴黎學派相呼應,是時塞外民族史料層出叠現,西域研究盛極一時,狩野直喜在宮崎市定赴歐留學之際告誡道:敦煌研究也要適可而止。或許西方學者以爲日本人只對敦煌有興趣。
  國際漢學——法國漢學研究所。戴仁(Jean-pierre Drege)法國高等實驗研究學院教授、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所長,兼該院與國家科研中心合辨的中國寫本、金石圖像研究組主任。法國漢學研究所IHEC創立于1920年3月,當時由法蘭西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總統最高層贊助。它于1921年被承認爲"公益"性組織之前,曾獲得過普通民事社團的地位。它的創建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保羅?潘勒維(Paui Painleve)部長。其目的是發展法中之間的多種文化關系,爲此而要通過多種手段,包括組織對古代和近代中國的高等研究、創辦一座漢學圖書館和出版重要的漢學著作。法國的這個社團也是借助出自中國在義和團事件之後每年支付的庚子賠款爲基金。法國漢學研究所最早由保羅?潘勒維主持,其第一任所長是葛蘭言(Marcel Granet),直到他于1940年逝世爲止。伯希和(Paul Pelliot) 繼任了他,直到1945年爲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在此後數年間,由于巴黎大學的資助,漢學研究所才得以運行。戰後,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領導該所的工作。在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的幫助下,他力求獲准將該所正式歸並巴黎大淡。直到1959年,這種歸並才被獲准。該所享有一筆正常預算,當時設在巴黎索邦大學(Sorbnne,即巴黎大學),該所的領導職務被委托給了韓百詩 (Louis Hambis)。1968年,經過對法國大學的廣泛調整之後,漢學研究所被置于法蘭西學院的監護之下,設立在亞洲會館那比較寬敞的場所。它與其他同類機構共享這一設施,諸如日本學研究所和印度文明研究所,它們同樣也附屬于法蘭西學院;但那裹也有各種亞州研究機構,如法蘭西遠東學院。法國漢學研究所此後又相繼由吳德明(Yves Hervouet)和侯思孟(Donold Holzman)主持。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1989年,漢學研究所于這一時間與其他亞洲研究所一並被安置于它今天所處的新所址。當時由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主持到1992年,然後將其位置傳給了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和戴仁(Jean-Pierre Drege)。法國漢學研究所自創立到60年代末,其主要活動之一便是在多種領域中教學,諸如語言、文學、宗教、藝術和曆史。漢學研究所獲得了法國與中國最優秀專家們的協作。漢學研究在大學範圍內取得了發展,先在巴黎大學,後在波爾多和普羅旺斯地區的埃克斯(Aix-En Provence)設立專門講座;漢學在重要的高級教育機構的範圍內也獲得了發展,諸如高等實驗研究學院、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或者是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這種發展導致了漢學教學活動向新結構的方向發展。漢學研究所的另一項活動是出版學術著作。自1934年以來,該所于其《漢學研究所文庫》中,共出版了大批法文漢學著作,至今已出版29卷,其中列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白樂日(Etienne Balazs)、戴密微、戴何都或石泰安(Rolf?A?Stein)的著作。此外還有一套《通檢和書目》叢書。自1975年以來,又出版了一套叫作《漢學研究所論叢》的叢書,旨在發表優秀博士論文或同等水平的著作,現已出版了6卷。現在的出版進度是每年兩卷。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提及以下幾種。

  《漢學研究所文庫》中有:
  《中國--名士族的軼事形象》,傑溺(Jean-pierre Diny)著(1983年)。
  《敦煌的借貸文書》,童丕(Eric Trombert)著(1985年)。
  《漢學研究所論文叢》中有:
  《數學、星辰、植物與內髒》由魏丕信和伊莎貝爾?昂(Isabelle Ang)主編(1994年)。
  《中國的變化觀念和感受》,由艾樂桐(Viviane Alleton)和阿列克謝?沃爾科夫(Alexei Volkov)主編(1944年)。

  漢學研究所的第三項重要活動(也可能是耗費精力最多的一項)是維持該所圖書館的運作。漢學研究所的藏書是自該所創建以來,通過逐漸獲取而組成的。50年代,通過剛剛運回國內的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的特藏,該圖書館的藏書量大幅度地增加。從此之後,這兩批特藏集中在一起了。現在,全部藏書共包括近10萬部著作,也就是近30萬冊書。該圖書館向大學教授、科研人員和大學生們開放。此外,該圖書館利用與亞細亞學會圖書館相毗鄰的有利地位。法國亞細亞學會是一個"被稱認爲是公益性"的學會,創建于1833年。亞細亞學會圖書館藏有大批漢學書籍,特別是由沙畹、馬伯樂和戴密微遺書中的重要藏書。漢學研究所圖書館每年增加近2000卷書,尚且不計偶爾出現的遺贈。例如,臺北漢學研究中心一次就向法國漢學研究所贈送1000多部著作。法國或外國的私立基金會也時而幫助增加其藏書量。該圖書館共擁有600多名注冊讀者經常出入。如果說其古籍藏量不非常豐富的話(因爲那裹未收藏任何明代之前的著作),那麽其藏書中卻包括相當多的一批方志。盡管預算有限,使它無法獲得範圍更大的系列圖書,但法國漢學研究所圖書館仍爲歐洲最重要的漢學圖書館之一。
  國際漢學——海德堡大學漢學系。蕭瑟 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候選人。在德國最古老的大學--海德堡大學,隸屬于東方學和古代文化研究學院的漢學系,是一個年輕的系科。它的古代漢學專業建立于1962年秋冬學期。根據德國的大學體制,教授是一切教學和行政活動的中心。任何一個系科專業的建立,均以教授職位的設置爲標志。主任教授(C 4級)爲當然的系主任。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的首位主任教授爲鮑吾剛(Wolfgan Bauer,1930)博士。它于1971年完成的、爲他贏得了廣泛聲譽的著作《中國人的幸福觀》,已經在若幹年前被譯成中文出版。1966年,鮑吾剛應返回他獲得博士學位的慕尼黑大學任漢學教授,他的繼任者爲德博(Gunther Debon,1921)教授。德博以中國古典詩歌和《道德經》的翻譯而知名。他于1986年退休。瓦格納博士(R.G.Wagner,1941-)于1987年成爲古代漢學專業的第三位主任教授。此前,他曾多年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和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研究和客座講學。他的主要研究》(1982)、《中國當代新編曆史劇--四個實例研究》(1990)和《服務行業之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1992),以及即將出版的《正始時代的語言學、哲學和政治學:王弼與老子》;後者是他長達20年專題研究的成果,這一研究使他以"王弼專家"在西方漢學界知名。1993年,他榮獲德國科學協會頒發的萊布尼茨獎金,在爲獲得這項德國最高學術獎的第一位漢學家,也爲海德堡大學漢學贏得了榮譽和財源。1986年,海德堡大學舉行了盛大的建校600周年慶典。巴登--符騰堡州政府作爲大學的主管部門所贈送的禮物之一,是一個現代漢學的主任教授職位。1989年,贏得了這個新的教授職位的魏格林博士(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l,1955-),是第一位以現代中國研究爲教授論文內容的德國漢學家、也是當時在德國人文學科領域裹最年輕的女教授。她曾有若幹年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從事學習和研究。她的主要研究領域,是20世紀中國曆史編纂學、20世紀中國文學和近代中國的傳統思想與西方思想的關系。她以中共黨史編纂的專家而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其代表作爲《當代中國的黨史編纂學:類型,方法,主題和作用》(1984年),以及《"史"與"論":當代中國的史學方法研究》(1988)。1994年,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又設置了一個關于社會和經濟史方面的非主任教授職位(C 3級),由來自荷蘭的漢學家田海(Barend J.Ter Haar,1958-)獲得。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民間宗教和秘密社會,並撰有相關的專著《中國宗教史上的白連教》(1992)。最近,他又完成了一部新著《《天地會:事實和神話》,並正在撰寫《食人主義》一書。至此,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已經成爲德國爲數不多的幾個設有3個教授職位的漢學系之一。建系34年來,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培養了20多名博士和百余名碩士,其中至少有4位已經在德國的大學中擔任漢學教授。
  彙集海德堡大學的漢學、日本學和東亞藝術學研究成果的"海德堡東亞學叢書",在西方漢學界頗具影響,魏格林教授爲主編人之一。
  1,古代漢學專業:所謂"古代漢學"或日"古典漢學",指的是以上古至清末這一時間跨度爲對象的中國研究。瓦格納教授開設過的課程中,可以舉出《文本與注釋》、《(論語)的解讀曆史》、《"地獄"在中國文化中的發展》和《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等。他已經培養出了5名博士和30多名碩士,目前指導著4名正在撰寫教授論文的博士和約20名博士/碩士研究生。1994年,在布拉格舉行的歐洲漢學年會上,瓦格納教授率領的陣容強大的"海德堡代表團",提交了9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引起了與會者們的矚目,顯示了海德堡在歐洲漢學地圖上的不可忽視的存在。
  2,現代漢學專業:"現代漢學"這個概念爲海德堡大學所首創,其研究對象的時間跨度爲1840年至今。魏格林教授認爲,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現代漢學專業的特點是:第一、在教學和研究中多方面地涉及近現代中國的文化現象,而以政治、經濟、曆史和文學爲重點;第二,在以中國大陸爲主要對象的同時,也在各方面兼顧臺灣和香港;第三,不僅研究國界線之內的中國,也注意到無時不處于與外國的各種關系之中的中國。
  圖書館成爲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的最大組成部分,配備了專職的館長和館員各1名以及若幹兼職的學生助理,其工作被置于瓦格納教授的直接領導之下。目前全系的室內面積共約3300平方米,圖書館占用了約2000平方米。全年圖書資料經費10萬馬克,年均購書約8000冊。目前,這一經費數額遙居全德30余個漢學系之冠,購書量居于海德堡大學各系之冠(全校各系年平均購書量50-500冊)。截止1996年6月爲止,海德堡大學圖書館藏有中文圖書80000余冊,西方圖書26000余冊,已進入全德各漢學系藏書量的前3位。此外,還訂有450種現期期刊、18種中文報紙,並收藏有2500種過刊和700部左右的中國電影錄像帶,以上4項數據均列歐洲漢學界首位。
  漢語預備班:由魏格林教授主持創辨並直接領導的漢語預備班,配有5名專職語言教師和4名來自中國的語言教師,對學生實行爲期1年(含假期)的現代漢語強化教育;其間伴有關于中國概況和漢學資料檢索等基礎課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的漢語預備班,已經以及高質量的教學效果而名揚全德。1994年,巴登--符騰堡州政府向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頒發了"大學教育大獎",以表彰漢語預備班在教學形式上的創造及其所取得的優異成績。漢語預備班不懂是漢學系所有新生們的必經之路,而且也爲日益增多的只打算學漢語、不准備日後成爲漢學家的人士們提供了機會。
  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及其漢學研究。在西方的漢學研究機構中,那不勒斯東方大學(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的曆史最爲悠久。其前身是意大利傳教士Matteo Ripa建立的中國學院(Collegio de Cinesi),1732年4月7日得到教皇克萊門七世的正式確認。起初的中國學院,主要致力于招收和培養中國青年,向他們講授歐洲文化和基督教教義,以便進一步在中國傳教,並加強商業聯系。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一直被視爲意大利的漢學研究中心。她設有人文學院、政治學院、現代語言學院和伊斯蘭研究學院,承擔主要教學工作;此外還有一些系所,承擔研究工作。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宗教學、藝術考古學及藝術史、地理學、政治學、外國經濟、以及數十種東西方語言,是其主要的教學和研究領域。在該大學任職的幾位著名漢學家,如高察(Filipo Clccia,1934-1997)、蘭契奧蒂(Lionello Lanciotti)、史華羅(Paolo Santangelo)等,不僅爲西方漢學界所矚目,也與中國學者有著密切的聯系。1992年,那不勒斯東方大學與羅馬的"意大利非洲與東方研究所"合作,創辦了漢學研究學刊《明清研究》的主旨是對前現代和現代的中國社會與文化進行深層研究,並由此貫通漢學與西學的研究領域。《明清研究》的主編是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的史華羅教授,他的同事蘭契奧蒂教授(Lionello Lanciotti)和威尼斯大學的薩巴蒂尼教授(Mario Sabattini)爲副主編。史華羅教授出生于1943年,1966年在羅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在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中國曆史專業教授,並兼任《中國曆史與文化百科全書》第五卷主編,歐洲漢學研究學會理事。意大利漢學研究學會理事。他的主要研究是15-19世紀的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已出版十幾部專著並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其中《明清文學中的自然觀》、《生態主義與道德主義》等,曾在港臺被譯爲中文。從《聊齋志異》的二、四兩卷入手,並對其中有關情感表達和情感評價的語彙進行?盡性的歸納和分析。這項研究將通過一種多視點的讀解,有助于人們去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文明的情感世界,重新審視這一"靶式化"了的私人生活和精神過程。史華羅教授已多次訪問中國,並與中國人民大學和廈門大學的學者進行合作。關于《聊齋志異》的素材整理結束以後,這項成果的出版,將在總體上代表目前意大利漢學研究的最高水平。

  日本漢學

  日本的中國學學會,較具規模的有三個。
  1、日本中國學會:成立于1949年10月,包含文學、語言學、哲學三大部分,現在會員總數超過了2000人。從70年代後期開始,它作爲中國學學者交流的場所,起到的是一種類似"同業幫會"的作用。目前研究中國近現代問題的中國學學者也有所增加,不過年會的論文宣讀和每年一期的《會報》所載論文,仍以中國古典研究爲中心。
  2、現代中國學會:1951年10月創建。80年代以後,思想文學的研究者也加入進來,形成了一個綜合性的學會。
  3、中國社會文化學會:前身是設在東京大學本部的"東大中國哲學文學會",在1986年經大幅度改組而成。此外,尚有"中國語學會",它以語言學和中國語教育問題爲中心開展活動。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1997年4月,日本愛知大學正式成立了現代中國系(日文名稱爲"現代中國學部")。這是日本國內第一個以"中國"命名的院系,同時這在世界上也是一個創舉。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中國建立更爲密切的關系,已經成爲世界各國尤其日本的當務之急。古代中國的科學文化曾經對日本的發展有過巨大的促進作用。愛知大學的前身是東亞同文書院,後改稱大學。1946年11月15日,經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原校長本間喜一及其他13位原校教職員的共同努力,在日本的愛知縣以原東亞同文書院爲基礎成立了愛知大學。日本的大學中,愛知大學還是爲一個與中國的大學簽訂學術教育交流協定的學校,目前已與中國八所大學簽訂了交流協定,即南開大學(1980年),北京語言文化大學(1980年),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1984年),上海外語大學(1984年)、複旦大學(1985年),上海交通大學(1994年)、西安交通大學(1995年)。愛知大學擁有精通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文學、語言等方面的知名學者,他們出版了許多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出版的《中日大辭典》。1950年,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批准將東亞同文書院老師們積累的漢語卡片返還給愛知大學,這之後通過愛知大學漢語專家們數十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完成了這本辭典。愛知大學圖書館的中文藏書也很豐富,以霞山(東亞同文會創始人近衡?磨,號霞山)文庫爲代表,涉及古典、近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學、曆史、哲學等各個領域,總數達10萬冊,古籍36000余冊、中國雜志219種,其中有些珍貴文獻堪稱世界文化遺産。在籌建現代中國系時,還購入了大量文革時期的寶貴資料及戰後主要在美國從事研究的德國漢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珍貴個人藏書。現代中國系爲學生安排了日本大學中從未實行過的以下三個教學內容:一、當地漢語教學:一年級下學期,學生們赴南開大學,在愛知大學與南開大學共建的"南開愛大會館",學習漢語及中國情況,時間爲8月到12月。二、中國教授直接用漢語授課:從中國聘請知名學者爲專職教授,並由他們給從南開留學回來的學生們上課。這種做法可以使學生掌握中國的最新知識並提高專業漢語水平。三、當地社會調查:從報名學生中,選拔品學兼優者,與上述中國?妹校合作,在年級暑假時,去中國進行當地調查研究。通過接踵中國的産業、文化風土及生活習慣,使學生們真正了解中國,爲中日友好做貢獻。調查地區設爲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及其近郊。調查內容爲大城市及近效的産業、文化、曆史。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5150.html?tp=2_11
 
 
世界漢學  
 
(一)、世界漢學

  世界漢學,即《世界漢學》,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署正式批准創辦的學術期刊。1998年5月正式出版。它以研究世界各國漢學的曆史與傳統、理念與方法,介紹漢學家、漢學著作和漢學機構,傳遞漢學研究最新訊息爲主要內容。歐、美、日、新加坡及臺灣、香港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漢學機構參與合作,許多著名漢學家擔任國際編委。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編輯,主編劉夢溪。副主編任大援。該書采用瑞典蒙肯(Munken)高級環保書用紙,不僅具有較高的學術和閱覽價值,也具有一定的收藏價值。是《中國文化》雜志的姊妹期刊。
  世界漢學——《世界漢學》是目前國內漢學方面唯一有正式刊號的學術刊物。她的編輯部設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主編劉夢溪,副主編任大援。《世界漢學》是世界各國漢學家的園地,她同德、英、俄、美、日、荷蘭、瑞典、葡萄牙、新加坡,以及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的漢學機構,有廣泛聯系,並有許多資深漢學家出任國際編委。
  《世界漢學》——辦刊及其目的:是給關切中華文明的曆史經驗事實和未來發展前景的各國漢學家,提供一個自由演說的園地,祈望以漢語的方式建構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統之間溝通與對話,建構國際漢學研究的學術橋梁,爲實現在21世紀的共同夢想而盡綿薄之力。世界漢學的刊首語是:“爲了中國、爲了過去與未來,爲了東方與西方。”
  《世界漢學》是研究世界各國漢學的曆史和傳統,交流漢學研究的經驗,傳遞漢學研究最新訊息的資訊性、知識性、研究性、國際性的學術刊物。選題包括:
  l、研究與介紹世界各國漢學的曆史淵源、發展過程,梳理傳統,總結經驗;
  2、介紹世界各國主要的漢學機構、漢學期刊和相關的出版物;
  3、推介世界各國著名的漢學家,包括介紹其生平、履曆和學術成就;
  4、介紹和推薦不同曆史時期具代表性的漢學著作、研究論文;
  5、介紹和交流各國漢學研究的最新資訊、學術動態;
  6、對世界各國漢學的傳統、資源、觀念、方法作比較研究;
  7、探討世界漢學在21世紀的走向及發展前景展望;
  8、刊載與漢學相關的文物及機構、人物、刊物、著作的圖版和書影。

  《世界漢學》

  國際標准刊號ISSN 1007—0028
  國內刊號爲CN11-2604/G2
  國際大16開本
  每年出版2期,每期約30萬字
  分別于5月、11月出版
  北京新源裏西一樓B座《世界漢學》雜志社
  編輯者: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
  出版發行: 世界漢學雜志社
  地 址: 北京朝陽區惠新北裏甲1號 
  美術設計: 呂敬人 梁毅凡
  排版制作: 世界漢學編輯部
  世界漢學-創刊號-目錄:
  世界漢學(第一期)
  World Sinology?( Contents of First Issue)
  【漢學新視域】
  本土經驗的全球意義——爲《世界漢學》創刊訪杜維明教授 (周勤)
  漢學與社會人類學—研究範式變異的概觀與評價(王銘銘)
  【日本漢學專頁】
  漢學的臨界點——日本漢學引發的思考 (孫歌)
  論竹內好——關于他的思想、方法、態度 [日]代田知明
  日本文壇三聞人——近代日本儒學史主流派學者述評 (嚴紹璗)
  日本的現代中國研究與現代中國學部
  ——訪日本愛知大學加加美光行教授 (張萍 )
  【法國漢學】
  法國對中國哲學史和儒教的研究 [法]汪德邁 程艾蘭
  法國20世紀對中國史的研究 [法]魯林
  法國戰後對中國占蔔的研究 [法]馬克
  法國對漢傳佛教研究的曆史和現狀 [法]郭立英
  【美國與中國】
  中國史大師費正清 [美]錢金保
  理解過去的三個途徑:
  ——作爲事件、經驗和神化的義和團 [美]柯文
  【漢學史研究】
  古代漢學的萌芽時期——葡萄牙人對中國的論述 (萬明)
  十六世紀葡萄牙的中國觀 [澳門]吳志良
  【漢學家】
  安特生在中國華北的考古活動 (張靜河)
  艾蘭博士的漢學研究 (張海燕)
  【人物與書評】
  關于“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一些斷想 (黃平)
  東西方漢學和《東西方漢學思想史》 (余英時)
  《東西方漢學思想史》寄語 [日]三浦國雄
  爲了法國與中國的文化因緣----譯壇驍將耿升 (謝方)
  【漢學機構掠影】
  法國漢學研究所 (戴仁)
  海德堡大學漢學系 (蕭瑟)
  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及其漢學研究 (楊慧林)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在國古籍藏書 (沈津)
  日本與中國學有關的學會和研究會 [日]代田智明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 [日]緒形康
  【漢學研究動態】
  “現代中國文學場”國際研討會 (荷蘭)賀麥曉
  “中西文化關鍵詞”計劃 (任可)
  “海外漢學研究現狀及其對策研討會 (張西平)
  80年代以來國內漢學出版物一瞥 (任大援)

  (二)、世界漢學

  世界漢學,指國外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曆史、哲學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天文地理、工藝科技等各種學問的綜合性學科。又稱中國學。世界漢學,與漢學研究是兩個不同的學術概念。漢代人研究經學注重名物、訓詁,因而後世稱“研究經、史、名物、訓詁考據之學”爲漢學。中國學,也稱“中國研究”、“漢學”。國外對中國研究的統稱。有廣狹兩義。廣義指研究中國的哲學、宗教、曆史、政治、經濟、藝術、語言等各門社會科學和部分自然科學;狹義指研究中國的文獻、語言和文學。在現階段,中國學的研究重心是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世界漢學,研究對象:從世界漢學發展的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對象不僅僅是中國漢民族的曆史和文化,實際上是研究包括中國少數民族曆史和文化的整個中國的學問。由于漢民族是中國的主體,而且世界漢學最初發軔于漢語文領域,因而學術界一直將世界漢學的名稱沿用下來。也有學者用中國學來稱呼傳統的漢學。世界漢學以整個中國爲研究對象,其研究範圍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世界漢學,包括了中國的社會科學和部分自然科學;狹義的世界漢學,只涉及哲學、宗教、曆史、語言文字等部分社會科學,諸如傳統的版本、目錄、校勘、音韻、訓詁、考證等。從課題方面看,世界漢學,已涉及中國社會生活中已經發生和將有可能發生的各種事態,從學科體系看,世界漢學已經囊括了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所有知識形態。
  世界漢學,學科曆史:漢學的産生發展,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擴張有聯系,又與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普遍發展相關聯。一般認爲,漢學萌芽于16~17世紀來華傳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裏,漢學經曆了發軔期、確立期、發展期和繁榮期4個階段:
  (1)世界漢學發軔期(16世紀末-17世紀末) 西方對于中國的了解早在古希臘就已開始。但西方對中國的研究則始于16世紀末。第一本專門講述中國的書是1585年在羅馬出版的《中華大帝國史》(門薩多著)。該書出版後,立即被譯成多種文字 。有影響的早期著作還有《中華帝國志》、《中國改朝及中國基督教現狀》、《中國度量衡考》等。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對中國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統性。
  (2)世界漢學確立期(18世紀初-19世紀初) 18世紀初清王朝和羅馬教皇有“儀禮”之爭,刺激西方各派傳教士對中國禮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科學院派來的優秀傳教士,擬定了具體而系統的中國研究項目:中國的天文學和地理學史;中國古今通史;漢字的起源;中國的動植物和醫學等自然科學史;中國各門藝術的曆史;中國現狀 ,國家治安、政局和習俗,礦産和物産等。其結果出現了一批漢學成果:《中國儀禮論》(李明)、《韃靼史》(劉應)、《書經以前之時代與中國神話之關系》(馬約瑟)、《中國通史》(馮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榮)、《大唐史綱》(宋君榮)。而作爲18世紀漢學雙璧的是杜赫德編著的《中華帝國史全志》(共 4 卷)、當時北京教士研究中國成果彙集《中國雜纂》(共16冊)。在18世紀法國教士漢學 成果的 基礎上,19世紀初出 現了法國雷慕沙(1788~1832)和德國克拉勃羅德(1788~1830)兩位博學多才的漢學大師。他們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國曆史、語言、文學、宗教、地理學等衆多領域。兩人于1818年聯合發起成立亞洲協會 ,發行期刊《亞洲學報》,主要刊發漢學研究成果。隨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立(1823),刊《皇家亞洲學會會報》。以此爲標志,漢學作爲一門學科正式確立。
  (3)世界漢學發展期(19世紀中後期) 這一時期正是西方試圖將中國殖民化,與中國政府發生政治、軍事沖突的時期。西方各國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研究,改變了法國壟斷漢學的局面 。英國、荷蘭、德國、瑞典、奧地利、俄國都有一批卓有成績的漢學家:法國繼雷慕沙之後有儒蓮、畢甌、巴參,荷蘭有霍夫門、施古德,德國有奚伯爾特、曉特、甲柏連,英國有理雅格、畢爾、衛烈亞力,俄國有薩哈諾夫、帕底雷阿斯 、白萊脫胥乃德、伊凡諾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喬瑪等。他們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國天文學,曉特的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仍有價值,畢爾開中國佛教文獻學的先河,喬瑪成爲公認的藏學創始人。這一時期的另一特點是不少漢學家集中畢生精力翻譯中國古代典籍,譯文水平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學首任漢語教授理雅格以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確地翻譯了《論語》、《大學》、《中庸》、《書經》、《詩經》、《孟子》、《 春秋左傳 》、《 易經 》、《孝經》、《道德經》和《離騷》,成爲漢籍西譯大家。
  (4)世界漢學繁榮期(20世紀-現在) 20世紀近百年的漢學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20世紀初期,甘肅敦煌石窟藏經洞被發現,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漢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寫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漢學家來到敦煌考察,並掠走大批文物文獻。這批珍貴的文物文獻令漢學界震驚。以此爲契機,促進漢學研究的新發展。西方一些大學紛紛設立漢學課程,成立專門的漢學研究機構,出版專門的漢學研究期刊。如法國巴黎大學高等中國研究所、荷蘭漢學研究會、萊頓大學中國研究所、法蘭克福中國學院、美國中國研究所、美國中國學會、美國漢學促進委員會、日本支那學社、日本中國研究所、日本中國學會,前蘇聯中國學家協會等。此外還有藏學和敦煌學的一些專門組織、機構,這些漢學機構或團體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專門漢學雜志。還有研究東方或亞洲的學術刊物也是發表漢學成果的重要陣地。
  世界漢學概況:世界漢學可分爲三大板塊:周邊國家的漢學、俄羅斯漢學和西方漢學:
  (1)、周邊國家的漢學:主要是日本、韓國和越南。就日本文學來說,它接受中國較早,不僅借用中國的語言符號,而且刻意模仿中國古典詩文的內容和形式:襲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擬題目,采擷成句。這種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被稱作漢文學,後來才有了以假名創作的文學——和文學。所以,日本的學術也深受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他們的漢學研究以編纂、譯注、訓詁、考證、梳理發展史爲特色。
  (2)、俄羅斯漢學:由于地理和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歐,間接獲得漢學信息,一方面注重發展本國的漢學研究。它視野闊大,兼顧東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後,以馬克思主義學術觀研究中國,也是它的特色。
  (3)、西方漢學:西方漢學具有濃重的西方學術的色彩,與日韓漢學、俄蘇漢學相比,它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具體來說有如下數端:中西文化屬異質文化,西方接受中國頗多曲折,漢學研究忠實地記錄或者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曆程;西方學術不斷求變,代有新學,這也影響到了漢學研究,如撰寫中國文學通史、敦煌學研究、中亞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國內同類研究;西方漢學研究的方法論極爲活躍,它明確反映出“西論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確操作,可爲國內研究提供借鑒。

  相關詞彙鏈接:

  國學:該詞,古已有之。《周禮.春官.樂師》:“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孫詒讓《周禮.正義》:“國學者,在國城中王宮左之小學也。”周代的“國學”只是國家所辦的“貴族子弟學校”。國學,又稱國故,可譯“ GuoXue ”(音譯)、“ Sinology ”(意譯,指中國學, 漢學 ,因無別于漢族學而有爭議)。狹義的是指以儒學爲主的中華傳統思想文化與學術,包括古代諸子百家。廣義主要是根據胡適:“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的說法而拓展外延和內涵,指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爲根基,涵蓋(兩漢)經學 、 (魏晉)玄學 、(隋唐)佛 學、 (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 、 (元曲)與(明清)小說 並曆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學術體系。因此,中國古代和現代的優秀文化和學術成就,包括 曆史 、 思想 、 哲學 、 地理 、 政治 、 經濟 乃至書畫 、 音樂 、 術數 、 醫學 、 星相 、 建築 等都是國學所涉及的範疇。另外國學還指學府 ,如太學、國子監。國學也是一門學問,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 1920年代 始盛。簡而言之,國學,就是中國學,就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明。此後朝代更替,國學逐步由小學演變爲高等學府。
  國故學:相對于洋學,而有國學,國故學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中國學、漢學。國學一個特點是概念模糊性。國學原指國家學府,如太學、國子監。國學指學問一說,産生于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曆史時期。“國學”一詞,古已有之。《周禮.春官.樂師》:“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孫詒讓《周禮.正義》:“國學者,在國城中王宮左之小學也。”周代的“國學”只是國家所辦的“貴族子弟學校”。國學是指以儒學爲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包括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等,是國學的外延。國學又可稱國故,是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爲根基,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並曆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學術體系,構成了恢弘的經、史、子、集四部。國學,興起于二十世紀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尋根"熱,九十年代"國學"熱再次欣起遂至今。(中國學、漢學、漢族學)。狹義:以儒學爲主的中華傳統思想文化與學術,包括古代諸子百家。廣義:“中國皠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的說法而拓展外延和內涵,指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爲根基,涵蓋(兩漢)經學 、 (魏晉)玄學 、(隋唐)佛 學、 (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 、 (元曲)與(明清)小說 並曆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學術體系。中國古代和現代的優秀標化和學術成就,曆史、思想、哲學、地理、政治、經濟、書畫、音樂、術數、醫學、星相、建築都是國學範疇。國學嚴格定義,目前爲止,學界沒統一界定。
  漢族學:作爲中國的主體民族、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漢族正面臨著嚴峻的雙重挑戰:一方面要恢複和弘揚本民族固有的優秀文化傳統,形成有本民族特色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還要追趕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步伐,早日融入國際社會。但是由于曆史原因,漢族自身存在著諸多問題,人口太多,生活太差,在世界範圍內,無論在經濟或是文化上,漢族仍然屬于弱勢民族。不少漢人缺乏民族意識,對曆史知之甚少,再加上當前社會思想衰微,學術陵夷,所以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已是不絕如縷。因此提議,創建一門全新的學科——漢族學。漢族學的任務旨在研究漢族的過去、現狀和將來。這將是一門涉及多個學術領域的交叉學科。大體可分三部分:漢族文化學:漢族社會學漢族未來學。文化學研究漢人的曆史與文化,繼承並利用先人的文化遺産,塑造當代漢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社會學專門研究漢人的身體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思想方式和行爲習慣,展示漢族的生存狀況,指出問題,並研究解決辦法;未來學給合國際形勢,探討漢族今後的發展走向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等。
  中學:清末稱我國傳統的學術(區別于“西學”)。西學亦稱“新學”。與“中學”相對。泛指西方文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特指西方近代資産階級文化,成爲當時先進人士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根據。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378.html?tp=4_11
 
 
 
另參本館:《台灣漢學》1/2/3 《日本漢學》 《法國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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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前有劍橋、講談社,這套哈佛中國史有何特色?2016-09-27

卜正民(TimothyBrook)教授主編的“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09-2013)共六卷,是由陸威儀(Mark EdwardLewis,負責秦漢、南北朝、隋唐三卷)、庫恩(Dieter Kuhn,負責宋代卷)、卜正民(負責元明卷)、羅威廉(WilliamT.Rowe,負責清代卷)等四位學者分別撰寫的,現在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這是一件應該關注的事情。我們知道,習慣於專題研究的歐美學者,對撰寫上下通貫、包羅萬象的通史,向來抱持謹慎態度,特別是這半個世紀以來,歐美中國學界撰寫系統的中國通史並不多,除了卷帙浩繁而且內容專深、至今也沒有全部完成的多卷本“劍橋中國史”系列和伊沛霞(PatriciaBuckleyEbrey)為入門者撰寫的較為簡單的一卷本《劍橋插圖中國史》之外,在我有限的視野內,還沒有一部通貫上下而又分量適中的中國通史。這套上起秦漢,下至清代的六卷本通史系列出版,或許可以呈現近年來歐美學者較為全面的中國歷史認識。
承蒙卜正民教授和嚴搏非先生的信任,讓我給這套書的中譯本寫一篇序,我很樂意在這裡說一下我的讀後感,嚴格地說,這並不能叫作“序”,只是一些感想,特別是一個在中國的中國史研究者的感想。
我曾說過,二十世紀以來現代中國歷史學的變化,大致可以概括為四點:一是時間縮短(把神話傳說從歷史中驅逐出去),二是空間放大(超越傳統中國疆域並涉及周邊),三是史料增多(不僅僅是新發現,也包括歷史觀念變化後更多史料進入歷史視野),四是問題複雜(分析歷史的問題意識、評價立場、觀察角度的多元化)。這四點當然說的只是清末民初以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學,現在雖然已經是二十一世紀,而且這套“帝制中國史”也並不是中國史學界而是歐美學術界的作品,不過,無論這四點變化是否屬於“現代性的歷史學”(據說“現代性歷史學”在如今這個“後現代”的階段已經過時),或者只屬於“中國的歷史學”(中國現代學術始終與世界現代學術有所不同),但在我看來,它表現出來的歷史研究與通史敘事之變化,仍然還在這一現代歷史學的延長線上,這套著作中呈現的歷史新意,恰好也可以分別歸入這四個方面。
先看“時間縮短”。作為“帝制中國”的歷史,這套書是從秦漢開始,而不是像中國學者的中國史那樣,總是從上古(甚至從石器時代,即毛澤東所說“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寫起。........
2016-10-07 10: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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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學界有一種不斷發掘歷史、把“我們的中國”向上追溯的潮流,從官方推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於考古發掘而重新認識“最初的中國”,這裡面當然有相當複雜的動機和背景,不過,越追越早的歷史也碰到一個理論與方法的瓶頸,這就是原本“滿天星斗”的邦國,什麼時候才可以算內在同一的“中國”?在什麼樣的歷史形態下,那片廣袤區域才有了一個“中國”共識?這套“帝制中國史”用了“帝制”這個概念,把這個問題放在括號中擱置下來暫緩判斷,無疑是聰明的方案。當然,帝制中國是一個“帝國”,既然作為“帝國”,秦漢疆域內仍然有著多種民族與不同文化,不過重要的是,在這個“帝國”之內,那個叫作“中國”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也在逐漸形成,並且日益成為“帝國”的核心。陸威儀在討論秦漢時代的歷史意義時,就指出在這個帝國控制下,“中國”,也就是帝國的核心區域,由於製度、文化、社會的整合,不僅在內部“去軍事化”,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上逐漸“同質化”。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相當有意義,對此後的歷史敘述也相當重要,因為這可以說明歷史中的“中國”的形成、移動和變化,當然也是在擴大。因此,我們看到《南北朝》卷相當突出“中國地理的重新定義”,所謂“重新定義”,就包括長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區(即屬於古人所說“溪洞濮蠻”的地區)的開發,它拓展了“中國”的疆域和文化;而《唐代》卷則再一次強調“中國地理的再定義”,指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和南北經濟文化重心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 “中國”的形成與擴張才逐漸顯現出來。
這一思路幾乎貫穿各卷,像卜正民撰寫的《元明》這一卷的第二章《幅員》,就非常精彩地從蒙元的大一統,說到它的整合與控制;從明朝的版圖縮小,說到明朝對西南的“內部殖民主義”;從交通郵遞系統對國家的意義,說到元明的南北變化;從元明行政區劃,說到人口與移民。就是這樣,把族群、疆域、南北、經濟一一呈現出來,在有關“空間”、“移動”、“網絡”的描述中,歷史上的“中國”就不至於是“扁的”或“平的”。
2016-10-07 10: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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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羅威廉撰寫的《清代》一卷,更是在第三章《盛清》中專列《帝國擴張》一節,濃墨重彩地敘述了大清帝國的疆域擴張,正如他所說,當這個帝國“在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個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漸漸地,中國士人開始接受此重新定義的中國,並認同其為自己的祖國”。傳統“中國”在帝制時代的這些變化,換句話說是“中國地理的定義與再定義”,應當就是這套歷史書的一個主軸。
這當然也帶來了“空間放大”。在現代有關中國的歷史學變化中,“空間放大”即歷史研究超越漢族中國或中央王朝的疆域,是一個很明顯的特徵。但是,這不僅是“中國”/“帝制中國”的空間在擴大,而是說,理解這個變化的“中國”就不得不了解“周邊”,把歷史中國放在亞洲背景之中,這或許是中國歷史研究的一個應有的趨勢。十九世紀末以來,隨著道光、咸豐兩朝有關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以及歐洲和日本學者對“四裔之學”的重視,到了二十世紀,中國“周邊”的歷史地理逐漸被納入中國史研究的視野,滿、蒙、回、藏、鮮、苗以及各種邊緣區域、民族與文化的文獻、語言、歷史、田野研究,使得有關“中國”的歷史研究發生了深刻變化。當然,二十一世紀更引人注目的變化,則是“全球史”的流行。中國學界常常引用梁啟超所謂“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這種自我認識三階段的說法,來證明我們也一樣接受全球史,但在真正書寫中國史的時候,卻常常“中國”是“中國”,“世界”是“世界”,就像我們的歷史系總是有“世界史”和“中國史”兩個專業一樣,甚至我們的各種中國史也對“邊緣的”和“域外的”歷史關注很少。這套書的撰寫者都來自歐美,當然身在全球史潮流之中,主編卜正民教授本人就是全球史的身體力行者,他的《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Hat)、《塞爾登的中國地圖》(Mr. Selden's Map ofChina)等著作,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全球史的傑作。因此,這一套書雖然說是“中國”的歷史,卻特別注意到“周邊”。卜正民自己撰寫的《元明》一卷,就特意設立一章討論“南海”,通過《順風相送》《塞爾登地圖》《東西洋考》等新舊文獻,“講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正如《塞爾登地圖》不再以大明為中心,而以南海為中心一樣,一個十五、十六世紀的海洋貿易圈,把中國、日本、菲律賓、印度,甚至歐洲連在一起,呈現了一個全球史中的大明帝國。
2016-10-07 10: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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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卜正民認為明朝仍然只是一個“國家經濟體”,但是,他也看到了越來越影響世界的“南海世界經濟體”在那個時代的意義。
同樣,把全球史視角引入晚期帝制中國研究的“新清史”,也刺激了這一清朝歷史書寫的轉向,在《清代》這一卷中,羅威廉列舉出近年清史研究的三個轉向,除了“社會史轉向”之外,“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佔了兩個,而這兩個轉向,都使得中國/大清歷史不得不突破以漢族中國為中心的寫法,擴大歷史書寫的空間視野。正如羅威廉引用孔飛力(Philip A.Kuhn)的話所說的,“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在這種全球史視野中,歐美學者“不再將中國描寫成(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或一個特例,而是(把清帝國看成)眾多在大致上相同時期之歐亞大陸興起的數個近代早期帝國之一”,並且特別注意的是“並非帝國間的差異,而是其帝國野心的共同特徵:在廣大範圍內施行集權管理的能力、精心經營的多元族群共存與超越國族邊界,以及同樣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間擴張”。他們不僅把清帝國放在與同時代的歐亞帝國(如英、法、俄、奧斯曼)對照之中,也把清帝國越來越擴大的“四裔”安放在歷史書寫的顯要位置,這樣才能理解他在《結論》中說的,“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形態之多民族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族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表面上看,“史料增多”這一點,在這一套書中似乎並不明顯,但閱讀中我們也常常有意外驚喜。毫無疑問,中國學者可以先接觸新近的考古發掘、簡帛文書、各種檔案,這一點歐美學者並沒有優勢。但問題是,新發現需要新解釋,缺乏新的觀察角度、敘述方式和論述立場,新材料帶來的有時候只是“增量”而不是“質變”,並不能使歷史“舊貌換新顏”。西方學者雖然不一定能夠看到最多或最新的資料,但他們善於解釋這些新史料,並且有機地用於歷史敘述。比如,陸威儀撰寫《秦漢》卷,就能夠使用各種簡帛資料(包山楚簡、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居延漢簡),其中《法律》一章,基本上要依賴睡虎地、張家山等出土文獻;
2016-10-07 1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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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庫恩所寫的《宋代》卷討論遼金的佛教,也能夠引入諸如房山雲居寺、薊縣獨樂寺觀音閣、應縣木塔等考古與建築資料;特別是,往往眼光不同,選擇的史料就不同,卜正民撰寫的《元明》一卷,不僅用了《天中記》這樣過去通史一般很少用的邊緣史料來作為貫穿整個明史敘述的骨架,而且用了嚴嵩籍沒時的財產簿、《吳氏分家簿》《餘廷樞等立分單鬮書》《孫時立鬮書》《休寧程虛宇立分書》以及耶穌會士被沒收的物品記錄等,討論明代各種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的家當,讓讀者更直觀地感受到,明代各種階層與各色人等的一般經濟狀況;同樣,他還用《塞爾登地圖》等新發現和《順風相送》《東西洋考》等舊史料,來討論南海以及貿易往來;更特別設立《物華》一章來實踐物質文化史,討論文物、家具、書籍、瓷器、書畫,討論當時文人的藝術品位、文化修養與藝術商品和市場問題,因此,過去一般通史寫作中不太使用的《長物誌》《格古要論》《味水軒日記》之類的邊緣史料(當然,如果研究藝術、物質、文化的著作,會常常使用它們)就成為重要史料。這裡顯示出他對史料有著別具一格的判斷、理解和解釋。
當然,作為西方學者,他們常常能夠以西方歷史作為​​背景,時時引入歐洲資料與中文文獻互相參照,這就更擴大了史料邊界。
歐美學者寫中國通史,當然與中國學者不同;二十一世紀寫中國通史,當然也與二十世紀不同。以往,中國的中國通史,基本上會以政治史為主要脈絡,因此,政治、經濟、軍事等關係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歷史敘述中總是佔了很大的篇幅,其他領域大體上只是依附在這個主軸上。儘管從梁啟超的《新史學》和《中國史緒論》開始,中國通史寫作就一直試圖改變這種歷史敘述的方式,但總體變化似乎並不大。
在寫這篇序文的時候,我正準備和日本、韓國的幾位學者討論國別史與東亞史之間的敘事差異,因此,恰好在翻閱以前中國編纂的一些通史著作。從晚清民國流行的夏曾佑、繆鳳林、錢穆,到1949年以後成為主流的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白壽彝,也包括各種通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我注意到,各種中國學者撰寫的通史,大體都是一根主線(政治與事件)、若干支流(社會經濟、對外關係、思想文化),歷史主線與各種支流在書中所佔的比重大體固定。
2016-10-07 1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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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這套書中,我們則看到當下國際歷史學界風起雲湧的環境氣候、性別醫療、社會生活、物質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種角度,越來越多進入了歷史。雖然這套書還不能說已經是“複線”的中國史,但它多少也改變了以往“單線”的書寫方式。例如,在幾乎每一卷中,都專門設有一章討論社會史意義上有關宗族、親屬、性別、日常禮儀的內容(如秦漢卷第七章《宗族》、南北朝卷第七章《重新定義親屬關係》、唐代卷第七章《宗族關係》、宋代卷第七章《人生禮儀》與第十二章《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元明卷第六章《家族》、清代卷第四章《社會》),其中,像《秦漢》卷第七章《宗族》一節中藉用韓獻博(BretHinsch)、司馬安(Anne BehnkeKinney)的研究,對秦漢女性與兒童的敘述,不僅展示了秦漢女性在宗族組織和社會生活中的狀況,而且也討論了女性在政治權力角逐中的作用,不僅討論了秦漢帝國兒童的生命、壽夭、健康,還通過兒童討論了“孝道”與“政治”,這是過去各種通史著作很少有的;《宋代》卷第十二章《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則體現了當下社會生活與物質文化研究的趨向,其中運用考古、圖像與邊緣文獻講述有關衛生、裝扮、保健與福利的情況,比過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體和生動的宋代生活場景,使歷史不再是嚴肅卻刻板的單一向度。在這裡,物質文化史的影響痕跡也相當明顯,前述《元明》卷對“物華”即文物、書籍、家具、瓷器、書畫以及欣賞品位與商品市場的描述,都是過去中國的中國通史著作中不太常見的。特別是環境史,眾所周知,氣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儘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竺可楨就陸續寫出了傑出的論文《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1925)、《中國歷史時代之氣候變遷》(1933)、《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1972),但除了寒冷氣候對北方游牧民族遷移和南侵的影響外,我們的通史著作並不那麼注意環境與氣候在政治史上的意義,卜正民所寫的《元明》一卷,卻用“小冰川時代”這一因素,貫串了整個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的中國歷史。儘管這套通史中所謂“小冰川時期”與竺可楨的說法有些差異,元明部分關於“小冰川時代”(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與宋代部分對“小冰川時代”(十世紀末到十二世紀)的界定也有些衝突,有的證據(如用明代繪畫中的《雪景圖》證明氣候變化)也多少有些疑問,但是,把這一點真正有效地運用到歷史研究中,並作為政治變化的重大因素,確實是令人大開眼界,也使得歷史本身和觀察歷史都變得複雜化了。
2016-10-07 1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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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複雜”,對中國讀者來說,最為重要的當然就是“問題複雜”。所謂“問題複雜”,說到底是一個觀察歷史的立場、角度和方法的變動與多元。二十世紀以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現代史學比起傳統史學來,不僅增加了“古今”、“東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進化的觀念代替循環的觀念,以平民的歷史代替帝王的歷史,打破原來的經史子集知識分類,使其轉化為現代的文史哲學科,在文獻之外增加了考古發掘與田野調查,對歷史資料進行客觀的審視和嚴格的批判。但到了二十一世紀,本質與建構、想像與敘述、後殖民與後現代,以及帝國與國家、國別與區域、物質與文化、疾病與性別等,五花八門的新觀念、新角度、新方法,使得“中國”與“歷史”不得不被拿出來重新認識,因此,這一套帝制中國史書系中涉及的很多新說,也呈現了晚近理論和方法的變化,這或許也能給我們有益的啟迪。
我一直強調學術史要“別同異”。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我們特別要注意它自身隱含的政治、學術和思想背景,千萬別把他們研究“中國史”和我們研究“中國史”都用一個尺碼評判或剪裁。有人誤讀我的說法,以為我是把海外中國學看成“異己之學”,將海外學者“視為另類”,其實不然,恰恰是因為他們與我們所研究的“中國”不同,所以,我才認為特別要重視這個“異”。透過海外中國學家對“中國/歷史”的敘述,我們不僅能看到“異域之眼”中的“中國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國史”背後的理論變化,也能看到重寫“中國史”背後的世界史/全球史背景。其實,當他們用流行於西方的歷史觀念和敘述方法來重新撰寫中國史的時候,另一個“世界中的中國史”就產生了。
如果他們和我們一樣,那麼,我們還能從他們那裡學什麼?他山之石才可以攻錯,有所差異才互相砥礪。總是說“和而不同”的中國學者,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不同”卻沒有“和”。所謂“和”應當是“理解”,即理解這種歷史觀念的“不同”。中國讀者可以從這些看似差異的敘述中,了解歐美中國歷史研究的一般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些頗為異樣的思路之來龍去脈。比如《宋代》卷中,在提及歐美有關宋代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研究時,作者列舉了賈志揚(JohnW. Chaffee)、李弘琪、柯睿格(E. A. Kracke)、郝若貝(RobertHartwell)的研究;在有關宋代日常生活儀禮的研究中,則介紹了華琛(JamesL.Watson)、伊沛霞、裴志昂(Christian De Pee)、柏清韻(Bettine Birge)、埃琛巴赫(Ebnervon Eschenbach)的成果。
2016-10-07 1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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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明代政治,卜正民更指出,當年牟復禮(Frederick W.Mote)曾經認為,明代是宋朝皇帝與蒙古大汗兩種傳統的結合,蒙古野蠻化把帝制中大部分對皇權的限制都摧毀了,這就形成明代所謂的“專制統治”(despotism);而范德(EdwardFarmer)則更有“獨裁統治”(autocracy)的說法,把明代這一政治特點從制度設計層面提出來;接著賀凱( Charles O.Hucker)又以胡惟庸案為個案,討論了明代初期皇權壓倒相權的過程,以及“靖難之役”使得皇權進一步加強。這樣,我們大體上知道美國的中國學界對“專制”這一問題的討論經過,也知道了有關明代“專制”研究,美國與中國學者的差異在哪裡。
  讀者不妨稍微注意他們觀察中國歷史時的聚焦點。前三卷中有個做法很好,撰寫者常常會將他關注的議題開列出來,使我們一目了然。例如對秦漢,他關注:(一)在帝國秩序之下逐漸式微,但並未被完全消除的地域文化;(二)以皇帝個人為中心的政治結構之強化;(三)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礎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國家操控的(state-sponsored)、鞏固帝國存在的文學經典;(四)帝國內部的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對帝國邊緣族群所開展的軍事活動;(五)農村地區富裕的世家大族的興旺。對南北朝,作者說明這一時期的歷史重心應當是:中國地理的重新定義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新的社會精英,世襲制的軍事人口和新的軍事組織,影響後世的宗教使中國不再嚴格按社會與政治來劃分人群,等等。對唐代,他關注唐宋政治與文化的轉型、中國地理格局的再變化、商人與外部世界、城市中的商業與貿易引起的文化與文學變化;而在卜正民所撰寫的《元明》一卷中,雖然並不像前幾卷那樣明說要點,但他一方面說,“我們只需舉出元明史上的兩大主題——獨裁制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在宋代尚不見其踪影,而到了元明時期,它們在質和量上已發生了飛躍性的變化”,因此,他“沒有把它(1368年元明易代)當作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而是連接兩段歷史的紐帶。使明王朝崛起的叛亂,確實終止了蒙古人長達一個世紀的統治,但也使蒙古人的遺產得以歷數百年而傳承不絕。
2016-10-07 11: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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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兩代共同塑造了中國的專制政體,將中國社會解體,重新以家族為中心聚合起來;並且為更好地積聚商業財富而重建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他別闢蹊徑,不僅把社會結構(《家族》)、自然環境(《經濟與生態》)、宗教信仰(《信仰》)、物質文化(《物華》)以及外部世界(《南海》)各列一章,而且特別指出“這兩個朝代所在的時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氣象史專家所說的小冰川期(theLittle IceAge)”,因此他特別詳細地敘述了自然災害——飢荒、洪水、乾旱、颶風、蝗蟲、流行病。從這裡,讀者或許可以看到他對元明兩代歷史的新認識。同樣,對清代歷史來說,我們也可以注意,為什麼羅威廉在《治理》這一章中那麼重視“理藩院”、“內務府”和“軍機處”這三個他所謂的“創新”?因為這三個“創新”,其實就是“管理”、“保護”和“控制”,它指向清王朝政治統治最重要的三個方面:一是對漢族中國本部十八省之外的管理(大清帝國的多民族與大疆域),二是對皇帝個人及其有關家族的保護(異族統治者的利益和權力保證),三是滿洲統治者對核心權力包括軍事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高度控制。
這也許是理解清朝作為一個“帝國”的關鍵?
這套“帝制中國史書系”,值得擊節讚賞的地方很多。比如,我們常常以為歐美學者總是習慣追隨新理論,但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新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限度,也有相當清楚的認識。舉一個例子,我很贊成《清代》卷中羅威廉的一個批評,他說,一種所謂“後殖民主義”觀點指責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精英,說他們總是認為中國應當走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道路,因而這一思想便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部分原因。羅威廉冷靜地指出,這一說法“貌似合理且引人入勝,但需要記得,晚清的中國精英們沒有這樣奢侈的後見之明。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為了國家能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存活,把他們的政體重建成有力的西式民族國家,確為當務之急”,這才是同情理解歷史的態度;再舉一個例子,在討論中國史的時候,這些來自西方的學者總能不時引入世界或亞洲背景,使中國史超越現代中國的“國境”,與世界史的大事彼此融合、相互對照,因此對一些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不免多了一些深切理解和判斷,與那些盲目相信“中國崛起”可以“統治世界”,因而對中國歷史做出迎合時勢的新解釋的學者不同。
2016-10-07 11: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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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卜正民關於哥倫布與鄭和航海的比較,就批評一些趨新學者把鄭和當作探險家,並且比作哥倫布的說法。他指出,哥倫布的目的不是外交或探險,而是經濟利益,而鄭和的目的是外交,即“不是一個為了在海上發現新世界的職業探險家,而是一個皇室僕人為了達成一個僭位稱帝者的迫切心願——獲得外交承認”,因而這兩個同樣是航海的世界性事件,引出的歷史結果大不相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中學到歐美學者在歷史中說故事的本事,自從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敘事的複興》(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History)以來,西方學者對歷史如何敘事,重新有了更大的興趣,而卜正民正是這一方面的高手,在《元明》卷中,他彷彿講故事一樣的方式對元明兩代歷史的敘述,會讓我們想一想,中國通史著作非得一本正經地寫得教條而枯燥嗎?
毫無疑問,這套書也有我不能完全贊同的一些地方。作為一個中國歷史研究者,閱讀之後也有我的疑惑。首先,從文獻資料上說,我要指出的是這套書有的部分雖然開掘了若干邊緣文獻,但有時不免過於輕忽主流歷史文獻(比如二十四史、通鑑、十通等等)的引證,甚至有一些常見的正史文獻要從今人(如唐長孺)的著作中轉引,這是中國學者難以理解的;而從學術論著之參考上說,對近年中國學界的論述仍然較為忽略,以中古史為例,雖然陳寅恪、郭沫若、唐長孺、王仲犖、韓國磐等人的著作時有引述,但是,顯然對近年以來中國學者的新研究了解相當不足,即以北朝之“子貴母死”一事為例,作者沒有提及田餘慶精彩的研究就是一例;其次,我也要說,如果以較嚴格的水準來衡量,書中有些論述也有不完整、不深入或者還有疑問的地方,比如,《南北朝》卷對中古時期的佛教與道教論述,似乎略有問題,至於《唐代》卷說“隋唐佛教最終分成了四個宗派”(天台、華嚴、禪和淨土),這更是不太可靠;《宋代》卷雖然注意到宋真宗時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但遺憾的是,這裡並沒有深入分析為什麼這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其實,可能更應當指出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兩個半世紀之間出現的胡漢、南北、儒佛、君臣四大關係的新變化;再比如,對宋代儒學從反官僚體製到融入意識形態主流的曲折變化及其政治背景,似乎簡略或者簡單了一些,讓人感到對理學的敘述深度不足;
2016-10-07 11: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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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元明》卷對蒙元敘述過少,與當下蒙元史作為世界史的熱潮相左,這一做法令人疑惑;而在有關王陽明與“大禮議”關係的論述中,作者似乎認為,由於王陽明支持嘉靖尊生父而使得王陽明之學得以興盛,這一論述根據也許並不充分,結論也稍顯簡單,因為事實上,嘉靖皇帝並未因為王陽明和他的弟子在“大禮議”中的立場,而改變禁止“王學”的政策;至於《清代》這一卷中,羅威廉對費正清朝貢體系的批評似乎也不能說服我,尤其是他用來批評費正清之說而舉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國和朝鮮、越南在“引渡與邊界”方面“基於對等主權國家的模式”,這一說法恐怕缺乏歷史證據。當然,這些並不重要,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會留下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斷重寫的意義所在,歷史不可能終結於某一次寫作。正如前面我所說的,這六卷帝制中國史新書,即使僅僅在思路的啟迪上,就已經很有價值了。
“帝制時代”在1911年結束,這套從秦漢開始的六卷本“帝制中國史”也在清朝結束之後畫上句號,但掩捲而思,似乎這又不是一個句號,而是省略號。為什麼?請看羅威廉在最後一卷《結論》中提出了“帝制中國”留下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國家。他說,“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形態之多民族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但是,此後從“帝制中國”轉型來的“現代中國”,也面臨清朝遺留的種種問題,他追問道,現代中國將如何維持這個多民族國家,如何解決蒙古人、滿洲人、藏人、穆斯林的分離主義趨向?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他說,清王朝是一個省錢的小政府,很多政府工作“轉包”給了當地精英(士紳、鄉村領袖、地方武力領導以及商業上的中介者)、團體(宗族、村莊、行會) 。但是,當十九世紀清政府面臨國際侵略和內部問題時,“在這種競爭環境下借政治以求生存,一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國家機器似乎就成為必要”。這也許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後見之明”,抑或是為龐大的現代中國政府上溯源頭,那麼,這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政府”將給現代中國帶來什麼後果?
2016-10-07 11: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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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是“公”領域。羅威廉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以公眾利益為名開辦並給予正當性的各種事務(如慈善、防衛、基建、商業行會)突然發展,開始在地方蔓延,雖然這可以視為“國家擴張的偽裝方式”,但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使得國、共兩黨得以利用,另一方面使中央政府需要對這些領域重申控制的必要。那麼,這是真正意義上(如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嗎?它在清朝之後的中國發展狀況如何?它在當代中國又將是個怎樣的命運?
走出帝制之後的中國,似乎仍然殘留著帝制時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值得繼續深思。若干年前,孔飛力曾經在《現代中國的起源》(Originsof the Modern ChineseState)一書中試圖解答這些問題,但是,我以為這個問題的最終解答,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和更多的努力。
  近些年來,東洋學者撰寫的中國史,較新的如講談社之“中國史”系列,較舊的如宮崎市定之《中國史》等,都已經翻譯出版,並且引起中國讀書界的熱烈反應。我聽說,引起熱議的原因,主要是它們不同於中國久已習慣的歷史觀念、敘述方式和評價立場,這讓看慣或讀厭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讀者感到了驚奇和興味。那麼,現在西洋學者撰寫的這一套“哈佛帝制中國史”書係呢?人們常引蘇東坡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來比喻在不同角度,往往觀察各有所得,如果說,日本學者對中國史是“橫看成嶺”,那麼,西洋學者編纂的這套“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是否也會“側看成峰”,並且引發中國讀者新的思考和議論呢?
  2016年7月18日初稿於上海,8月14日修訂於芝加哥。
本文刊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399期,原題為《側看成峰?》,2016年9月25日出版。
2016-10-07 11:09:38
壯陽藥
很讚的分享~~~


http://www.yyj.tw/
2020-01-12 23:41:41
阿楨
杜正勝沒有說出的貓膩 2023/02/06 胡文琦

號稱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的杜正勝透過史學方法來分析爬梳「『中國』擴張模式的3步驟」,得出的結論分別是「征服」、「治理」與「文化改造」。杜正勝表示,中國也正用這些步驟對待維吾爾族與藏人等,若台灣和中國大陸統一,「即使簽署和平協議,台灣也會面臨『同樣命運』」云云,並評估中國屆時會對台灣所施行的策略最重要的即是「思想改造」。
暫不論杜正勝有無既定刻板的意識形態與有色眼鏡,乃至是暫時拋開筆者與杜先生對「中國一詞」的定義與期許不同,甚至現在的民進黨中央政府亦就是在進行「同樣『去中化』的『思想改造工程』」不說,其一席「即使簽署和平協議,台灣也會面臨同樣命運」的中文邏輯則顯然大有貓膩,與刻意無病呻吟的強烈嫌疑之處。
一來,杜先生並沒有誠實的講述「就在出現同樣命運」之前,台灣因自身各種應對方式,所可能出現的不同程度、範圍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評估,二來,一個充滿弔詭又帶點無奈的文義即是,既然台灣無論如何努力,唯最終的命運「都肯定仍是『被征服』」的進入所謂「中國擴張模式3步驟」的話,那麼,執政黨乃至是領導人又究竟該如何盡最大可能,來爭取台灣最大的福祉利益與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呢?直言之,杜正勝就只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罷了。
  回應
杜說的擴張模式的3步驟-「征服」、「治理」與「文化改造」不就是冥盡黨在中華民國的台灣地區一直在幹的鳥事。
杜把冥盡黨在中華民國的台灣地區一直在幹的擴張模式3步驟-「征服」、「治理」與「文化改造」事實統統都洩露了說出來了...
三隻小豬都是成語的垃圾院士,其水準…,笑死。
令人懷疑所謂院士是否只是因為政治正確才上位,應該考慮取消杜的院士資格吧?
這不是西方的普世價值嗎?靶都已經畫好了,不就一直射箭就行
2023-02-07 08:18:04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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