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9.17
朋友chihta見了我愛人的苦處，這幾日丟來一些精神食糧，好讓我從書本中得到安慰。一本沈從文家書，是商務出的，他特別推薦其中的「劫餘情書」，那是沈從文愛戀著張兆和時，張兆和的一些日記片段。
張兆和是個較沈從文年輕八歲的女孩，還自負著年輕女孩特有的對人情的片面的悲觀。她說人與人間就是利用的關係，並為此和閨中密友爭辯。這種爭辯確實是那個年紀的人特有的現象，年紀再長些，對人情世故就習以為常，不再戴著放大鏡去看這人生了。
故事中的一個配角胡適，表現出一副老道人的模樣。張兆和告訴胡適，她不愛沈從文，並向胡適抱怨說，如果要對每一個追求者都作回應，那怎麼回應得了。胡適後來嘆氣道，張兆和究竟太年輕了，不瞭解沈從文並非「別人」。胡適因此勸沈，但沈只是回信給張，對他造成的張的麻煩，感到非常的抱歉。
沈從文的一封一封信，就像是錢塘潮水一般隆隆作響的痛苦的呻吟，似乎想博得心愛的對象的同情。而同時，沈從文又總聲稱他不希望被愛的女孩對他表現出任何一絲憐憫；他不想、也不願意如此，他要的只是愛，而不是別的。他想要遠走，不想給心愛的女子任何更多一點的負擔，不想給她壓力，不希望她負咎。他不希望心愛的女子因為他的愛感到一點苦處，他不斷在文字中和言語中如此聲稱。但這位被愛的女孩，總是因此感到壓力，感到一點不安。
於是我從這短短的「劫餘情書」中感到一些快慰。因為張兆和的「閨中密友」向張兆和指出，沈從文的這種在信中、在言語中表現出的痛苦，其實可以說是一種迂迴攻勢，一種卑鄙的手段。我想，閨中密友的角色似乎常常如此，似乎總想勸那因為被愛而苦惱的朋友更堅決、更斬釘截鐵不留一點餘地的拒絕追求者。然而，這種擔心並非多慮，因此沈從文成為卑鄙者，就像我之成為土匪。因此我感到快慰。但我其實又不。
我心底很明白刻畫自己心靈苦處的威力，但我如果要寫信，寧願講道理。我寧願去細說分明，告訴心愛的人，是如何如何的現實，如何如何的人際關係，使得我們的愛，無法凝聚成型。如果對象是張兆和，我該會告訴她，妳的想法就正是二十歲女孩的想法；妳會改變。我會用我冷酷的言詞，將刺眼的血紅色的失戀的痛苦，轉變為望似冷冰無情的學術分析。我寧願如此。否則，我也許是如沈從文一般的「卑鄙」。但我還是得說，就是卑鄙，也是好的。對於陷溺在愛情中的人，本不該以常理計。
但張兆和的那些閨中密友又將沈從文看小了，竟要防他去構陷、編排張的不是。然而，回顧我們短短十數年的校園生活，這種莫名的卑劣的失戀者的舉動，卻又似乎並不鮮見；對於不理解沈從文的人來說，有此一憂慮，似乎也並非無因；雖然，那已是半個多世紀之前的江南校園。而張兆和對於此種可能又是如何看待呢？她說，真要如此，反而將她從負咎中解脫。然而，沈從文當然不會因為要讓她得到「徹底的解脫」，就如此去做的。
我很快將「劫餘情書」翻完，然後翻看chihta丟來的「夏濟安日記」，是廿五年前由「言心」出版的舊書，而故事的年代----民國三十五年，已是五十多年前的故事，而且是個老教授的單戀故事。對我這個在感情上只眈視著自己肚臍眼的人，這故事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雖然chihta覺得我的愛情也如同夏濟安一般，但我隨手翻翻，就擱在一旁了。夏濟安在愛情的迷惘中不停的揣測，究竟那女學生對他的感覺為何；我覺得這老先生有點親切，但我想這也就夠了。
還有一本書，三聯書店出版的里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是chihta在北京多買了的，前幾天他送給了我。我在昨夜往淡水的捷運上翻看了大部份，但還沒看完。里爾克勸青年詩人，要發抒真情感；要有一種感覺，彷彿自己如果不說、不寫，就不能存在。但他又勸人，不要耽溺在憂傷脆弱挫折的自己的小小城堡之中；寫詩要可長久，還得有一些昇華的物事。詩人的自責、自憫，也得慎重加以處理；沒有一些心靈的鬱結，或許不會有詩，但「對於自己的過去不要過甚的觀察……不然你又很容易用種種所謂道德的譴責回顧你的過去。……常常只是犯罪的名稱使生命力為之破碎，而不是那無名的、個人的行為本身，至於這個行為，也許是生活中規定的必要，能被生活輕易接受的」。我引述這一段話，是意有所指的；是用來為自己和我所愛的女孩尋一個開脫的理由。然而這種動機並不重要；去審查這個動機，已經又是對自己的過甚的觀察了。
我從這些書中發現一些共同的人性的幽深之處；那是「儒家」經典或佛教的戒律不會教授給我的。我發現人性，發現一種輕鬆，發現伙伴。我也希望我所愛的那位女孩，能從無名的心靈重擔中掙脫。
之前，chihta知道我喜歡的女孩也寫詩，便將他的幾本詩集讓我看看；其中夏宇的腹語術和辛波絲卡的詩選，擺在我的案頭，也已有一陣子了。我沒有翻；其實我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眼睛只兜著兩岸關係與國際政治了。對於散文與詩，我都缺乏閱讀的耐性；我不像chihta曾經是一個文藝青年，我只是陷在愛的苦中，我只是「寫」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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