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fconscious Production製作的《Counting Sheep》，是2019年位於倫敦廢棄地下鐵隧道內的Vault Festival的重點節目，以體驗劇場方式呈現烏克蘭革命及當中的故事。
看過好幾篇英國讚不絕口的評論，但都停留在陳述內容，分享體驗如何美好，我還是找不到一個我很想了解的問題的答案︰究竟當劇場觸及一些政治議題，特別像是Selfconscious Production的《Counting Sheep》這種談及革命，重塑熱情與悲慘的情景，而在這種標明以體驗劇場為號的演出上，作品要如何處理觀眾的知性體驗及感受，才不算是消費革命情緒及其政治內涵呢？又當評論止於分享劇場的經驗，推銷演出帶來的革命激情時，又是否在消費主義的共謀之中呢？然而，不論是作品或是評論，又是否僅餘正襟危坐的一條路去面對革命這種嚴肅議題？這種把議題神聖儀式化而不容娛樂的思維，又是否反過來才是消費？如果過份強調議題性，那麼劇場，特別是體驗劇場的意義又可在？這似乎是一個可以不斷循環發問的問題，但終究還是需要找到一個中軸，來作為平衡的核心。我相信那個重心永遠關乎美學，準確來說當劇場介入政治的時候，美學必須成為介入的切入點，假若我們還是要在劇場這個的基點下討論，而不是單純地渲泄對政治內容的批判情緒。而是次演出的導演似乎找到一個屬於它的美學的平衡點，而且很值得去討論。
無可否認，縱然《Counting Sheep》只是一個在狹小空間上演的小本經營作品，但它在內容、演出技術、音樂及演員水平上，也不遜於其他大型體驗劇場，甚至這演出僅以聚集觀眾在小房間中央聚餐、派對及示威的情況，比起一些以華麗的場景及耳熟能詳的故事來包裝的劇目，更能觸發大量熾熱高漲的情緒「體驗」，坦白說從內容到結構都有這麼高完成度的小劇場作品，實屬罕見。這種簡約佈置卻成就美好的旅程，完全是一場劇場美學的精細計算流程，其中以談及道地風土人情及街頭文化為切入點，而容許了以較簡陋的劇場來佈置，同時更因為談及街頭抗爭，那些在貨倉一樣的地方中的塵土飛揚，演者帶領觀眾搬運木材、磚頭、輪軩而建築的帶點隨便意味的圍牆與高台，便很配合演出的內容，而成為民眾自發而成的場域，一個簡單又富有人性的結構，至於演區的兩邊加入的投影，也因為大多是播放民眾拍到的示威片段，或一些零碎的新聞，以使其低質素投影反倒成為一種真實感的投射。而且，演出善用了觀眾在場參與或旁觀的「經驗」，來補足了觀眾僅用眼睛去「欣賞」劇場佈置的不足，當觀眾接觸到不同的物料，包括食物、工具、建材等，並必須置身其中時，其所體驗的感情就被放大，從而不同的感官所接收的資訊，會與其內容連接，而有一種角色扮演一樣的投入感。那個內容當然就是故事的焦點，2013年的烏克蘭街頭革命和政府鎮壓，以及當中的愛情小故事。然而涉及政治內容的劇場不代表它必然是政治劇場(Political Theatre)，分別在於作品有沒有對所描述的政治作出批判及反思，而《Counting Sheep》很明顯是側重重構及體驗革命的熱情及受到鎮壓的悲劇性，而多於批判當中的革命流程，還有所爭取的內容及至政府鎮壓的問題等。從最初通過男主角說以加拿大人的身份來介紹烏克蘭，來引導觀眾一起走進「他者」的國度開始，並以分享當地故事、語言、食物、音樂、舞蹈等，將節慶的歡樂帶給觀眾後，突然以示威的影像及爆炸聲來中斷，讓觀眾突然意識到所謂的節慶與歡聚，皆與烏克蘭街頭示威的民眾在等待時所做的歡欣所扣連，卻因為「現實」的衝突而陷入另一個緊張的場景，而當激烈的衝突冷卻，就轉而讓觀眾看見集會中情侶的故事。可見，整個流程都是由（他者的）民族性、熱情所帶動，進而去體會一場別人的革命，一場不用流血，利用經驗去同情，甚至可以說是在享受別人的興奮、失望、痛苦及絕望。這可以說與故事中男主角述說自己是加拿大人而偶然參與了不關己事的烏克蘭革命，而最後又抽身而去，冷眼遠觀的主線遙相呼應。然而，倘若故事只停留在這種近乎消費他國革命情緒而成為演出娛樂的點子上的話，或者演出確實只是一場很具娛樂性，受盡觀眾喜歡及享受的體驗劇場而已。只是，這種猶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旁觀他人的痛苦》內描述的媒體暴露及放大別人的苦難，是否又真的只存在消費他人痛苦的層次呢？
在這裡必須說明，演出把觀眾分為三類，首先是買最貴票價的觀眾可以圍坐在演區中央的長餐桌前，享受食物、熱湯，及伏特加，次等是旁席於兩邊的觀眾，也可以分到一些輕食，最後是演區兩頭的觀眾席上的觀眾，他們只能旁觀，而不能像前二者參與節慶與「革命」活動。我是第一類長桌前的觀眾，坦白來說就是買到了最多的體驗，演出當時我也會想，這種把觀眾分成三類的設計，根本是純商業及娛樂性來考慮，以購買多少體驗價值來區分人等。然而當看畢演出，面對藝術如何介入政治，娛樂消費與思辨社會議題的問題時，我就會再三回看，在體驗劇場內沒被給予「體驗」的第三類觀眾，僅僅旁觀他們體驗的存在意義，究竟是什麼？他們又與在場體驗的觀眾，產生了怎麼樣的互動？這樣想下去我就會明白，如果沒有了旁觀席，《Counting Sheep》可能真的只會流於一個消費革命情懷的低層次演出，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了觀察者的位置，演出就會失衡。但是現在卻是從旁觀到體驗參與2013年的烏克蘭革命並置，而且由觀眾去旁觀同樣僅是身處安全的劇場內的英國觀眾，去享受／參與一場已發生，並僅發生在非本土之地的他者革命時，那種雙重「他者」的身份觀照，把劇場中最為重要的凝視的力量，轉化成演出的主體，與內容連結。從桑塔格說的攝影(錄影）大量地把他者的戰爭、恐懼、痛楚呈現在人面前，卻把人的感官麻木，繼而成為聲色奇觀，到今天甚至可以以遊戲方式，安全地參與別人的苦難，更是把這份奇觀極致化。然而在場的旁觀者卻目睹了一切，當「參與奇觀」變成為凝視的內容時，我們所關注的，就不一定只限於奇觀，而是提出奇觀這個議題。正如桑塔格同時反思「旁觀他人的痛苦」命題上，思考了痛苦的形狀，倘若通過凝視可以傳遞痛苦，縱然當事人的特殊痛苦一定沒辦法被對方感受到，旁觀者卻可以用自己的經驗，去塑造新的痛苦形狀，而去了解對方。或者，演出中體驗觀眾因為置身其中，沒辦法思考當中痛苦的形狀，但作為旁觀者，便會看到由演者及參與觀眾共享組合成的，不同於原初烏克蘭革命的，一種被詮釋的痛苦狀況，反過來，當體驗觀眾察覺到自己是被凝視的一份子時，也同樣會有一種從體驗中剝脫出來的抽離感，這份抽離，又正好回應了演出其中一個命題，革命是否會吞噬或利用了人民的熱情，來達到不是參與革命的人原初的目的？而民族主義，究竟是一場浪漫，一場革命熱情的體驗，還是如創作團體的名稱一樣，可以由自我意識去操縱？
要強調一點，我並不是說創作團體有意或沒意去思考旁觀痛苦這個命題，因為評論不是用來猜測藝團的動機的，然而我想說的是這種對旁觀他者革命的叩問，必然地一直徘徊於演員、體驗觀眾及旁觀觀眾三者之間，而形成巨大的力量。最後，或者我還會抱怨演出沒有太多當時革命的內容及資訊，錄像也沒多烏克蘭被斷絕網路時的具體情況，然而當演出完結後，作品安排演者出來謝幕，同時與觀眾一一擁抱時，我就會釋懷，作品把感性超過了理智，最終創作者的重點還不是放在要觀眾了解真實上，而是回到劇場，感受一個演出的力量。觀眾最終必須被演者從激情或感傷中抽回來現實，在既簡陋又安全的劇場裡鼓掌，離開，享受演出，也把感情收歛，沉澱。我認為這比起很多演出沒有謝幕，強迫觀眾把強烈的情緒帶到現實生活的作品，更會體諒觀眾的感受，而沒有自我沉溺在作品的情緒之中。而正因如此，演出或者還是消費了革命，但卻沒有消費到觀眾在劇場內真實的情緒，而是坦承地向觀眾分享一個作品，一個共有的時間，同時回到劇場美學之上，而不是像革命本身，在鼓動及利用人民的激情。
觀賞場次︰2019年2月14日 19:00 Vault Festival，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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