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2018不是我最忙碌的一年，但卻幾乎每個月都充滿了危險與機遇，而且是緊密關連的。回想起來，還真的要感謝這些人與事，讓我有所成長。
最初還是纏繞在出國讀書的這件事上，有幸得到資助卻因為英文試及簽證變得極度麻煩，一度困擾我整個的上半年，不過最終還是一關又一關的去解決掉每個星期預定或突發跳出來的所有問題。雖然最後是要付一大筆錢七月來讀英語班，但說實在，也幸好有這個課程，我學到了很多。不只是英文，更多的是讓我有機會溫故知新的學習幾位後現代哲學家的理論，以及遇到很好的老師與同學。這邊的英文老師讓我明白到為什麼以前我那麼討厭英文，原因是香港中學、大學、或補習英文老師只會教語言的技術，但甚少會給予你有一種對英文這種語言的熱愛，至少他們不是讓學生了解一種語言的文化，它背後連帶的人文關懷及哲學，讓你首先喜歡的是文化及故事，而不是生字，這些東西你總可以在很多中學中文老師身上找到。在此，我由衷感謝在倫敦遇到的幾位好英文老師。
因為需要大筆錢去讀書，故上半年我去了中大工作（原來很多人不知我去了打工），久違的辦公室日常令我有些吃力，幸好上司同事都很友善，以致即使所要跟的演出，可說是我所見處理過的在演出籌備上問題最多的一次，但還是可以好好應付。很感謝大家的幫忙與包容，是很愉快的上班日子。
演出方面，在香港的上半年仍有餘力順利完成了四個活動，還可以交代好下半年的演出跟進，已經非常萬幸。問題天天都多，但只要目標明確，以誠代人，其實伙伴們都會體諒與支持，一起撐過很多難關的，而最後記得要跟大家痛飲，一消戾/累氣就是，我是這樣走過來的。正如在完結《她和他意識之流》後，我要向參與工作坊的學員分享時說的一樣，劇場是一個容納很多不同背景的人的地方，所以很需要講求信任。學習上及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只要我首先去相信對方，對方必然會有所回報，正如毫無經驗的義工，因為我們相信他們，給予他們自由，他們最終的表現是如此美麗；觀眾也是一樣，當我們相信觀眾是以欣賞及好奇的心態到來，相信他們是明白事理的，我們便不需要給予太多限制、規則，他們看得自在開心，也給回我們更多意想不到的驚喜。這種劇場裡的「Trust」，我在倫敦的劇場與課堂上得到證實了，文化就是這些衍生出來，唯有建立信任，而不是限制，才會令劇場文化（不只是劇場）得以發展下去。
回到下半年的學習生活，我還真的坦白的跟指導老師說課程其實不是太深入，很多東西也是劇場遊戲演變出來，或我之前已看過的理論，並沒有太多令我有啟發的地方。反而，英國的文化、文化政策歷史、英國看別國文化的態度與意見，以及劇場生態，令我獲益良多。不過因為英文不好，加上這邊的天氣真的是每天有不測風雲，而且學習與工作的思維是完全不一樣的，要在學習時仍顧及部分工作，對我來說有很大難度，畢竟在學術上我只是個菜鳥而已，要爬上去真的很困難。不過現在總算回到寫文章的狀態，至少用了三天時間終於搞清楚自己要寫什麼，列好一個大綱，這比起寫的過程更重要，幸好。另外，令我學到更多的是在課堂及學校遇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不同背景及文化還真的有很多撞擊，來自十九個國家的同學組成的班真的比課程本身有趣很多。很感謝遇到他們，也感謝他們願與我分享。
還有就是在英國認識出奇地多的香港人，包括一些居住了十多二十年的居民，及來去匆匆的留學生。他們都很可愛，也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帶有一種自在而憂鬱的情緒，往往讓我想起《憂鬱的熱帶》中李維史陀在船上漫長的等待一樣，在眺望無邊際的大海時，為不屬於自己的地方而興奮，但同時又在壓抑那份興奮而裝作日常。他們都很好，分享很多，感謝他們。
其他方面，畫畫上遭到很大的挫折，原本籌備出版的項目，因為我的拖延及沒有好好整理而沒辦法繼續，現在得再找其他方法出版。但這也給我很多反思，關於故事，結構，以及我想要畫的風格，但還未有答案。現實是殘酷的，失敗是很痛苦的，但令我看清楚自己的不足，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謝謝編輯給予我挫敗，希望來年有好的延續。評論及文字上，因為雜誌變得越來越奇怪，加上我離開香港，故減產很多，也需要這一年好好整理一下。不過，當中感謝Janice找我幫忙做Dramaturg工作坊的導引資料，讓我有機會看很多影片，及思考其中的象徵性及劇場性，學到了很多，也給予了不少。
最後，因為功課要我們做一個兩星期個人支出表，我發現我的支出除了吃住交通外都是劇場及展覽，所以我順便統計一下這些藝文活動，又學習旅英台灣製作人一樣，做一個表來統計一年看了幾多演出、電影及展覽。單是觀劇場演出方面，今年確實看得比較少，主要集中在倫敦觀看，全年合計48個演出，平均每星期1個而已，而且其中26個是在英國觀看的。劇場、電影及展覽，全年合計有92次，其中57次在歐洲，可見我真的花了很多錢在藝文活動上。而是次看過最好的演出，還是英國國家芭蕾舞團及Akram Khan創作，讓芭蕾技巧成為內容一部份，鮮有在這個傳統作品中與政治性相連的《Giselle》，其次是Robert Icke以將後設部份轉化回話劇內在的《Wild Duck》，及Nitin Sawhney / Sébastien Ramirez 和Honji Wang像要把舞者置無重空間的《Dystopian Dream》。展覽的話是《Strange days》影像展覽，當中置入的樂隊The National連續表演同一首歌105次，持續六小時的＜A Lot of Sorrow＞，給予作為製作人的我很多啟發，我想，這個表演／影像可能是很多製作人的終極目標吧，重點當然不是賺錢，而是有一個創作團體願意跟你一起去冒這個極大的風險，挑戰演出的高難度，而又真的有一大堆忠實的觀眾願意來觀看六小時的演出時，作為製作人又乎復何求呢。六小時的表演卻唱着同一首歌，旋律不斷的重複又再交疊，那個音樂已超越了流行，甚至音樂及歌詞本身，而去了一種精神治療的狀態，令表演者及觀眾共同地完成一項儀式，一場令人拋下一切思緒投入下去的境界，對任何一方面來說也是很美好的。另一個是V&A的《Frida Kahlo: Making Her Self Up》，一個不單是畫展的簡單，而是透個一條由幾個房間組成的通道，介紹及展示Frida的人生給觀眾，最後才在最終房間展示她的作品，令作品不再只是畫布與顏料，而是有了一整個人生甚至更多的重量。
2019年還是很多時候身處他方，而即便回到香港，因為不同的因素，我相信那已不是我原來認識的香港了。這樣，我還是需要學習在陌生地方學習與生活的勇氣與積極。對，是面對失望時所需要的積極。正如我跟不同朋友談過，在歐洲學習的東西，因為結構及文化不同，大概都不能帶回香港應用，最終只是個人有所成長，而且香港及香港的文化事業只會變得越來越不明朗，這些成長有可能會變成一種憤慨，甚至鄙視。然而，正如最近看過《Winter Sleep》導演Nuri Bilge Ceylan的新電影《The Wild Pear Tree》所談的一樣，整整三小時主角的憤世嫉俗無助於事，也不會有人理會，世界不會因為這些憤怒而旋轉，知名作家對主角說，做作家是很艱苦的，他們只能坐下來一直寫一直寫，你那麼想做作家就回家去寫字吧，別一直對我說無謂的憤怒及發表意見。而對所有人來說，路還是要走下去，包括在碩大山嶺竟可偶遇的前暗戀對象，專挑不出名作家金句來說的朋友，甚或賭博成癮的老師父親也如是，而即便所謂才華，最終也不一定會開花結果，然而最後或者會發現身邊總會有人默默的支持。至於，那個三代人不斷挖仍沒有水出來的枯井，還是有挖下去的價值。那個價值，不是盤算有多大機會有水之後才行動而得出來，而是因為責任，因為對土地及連繫的人的愛所形成。最後的畫面很值得回味，主角／父親一念閃過主角在井中自殺，但突然又回到現實，兒子孤獨地在井底搬石頭。或者在另一個世界，沒能成為作家的他選擇了死，但至少在這一個世界，從軍回來的他仍為這個地方搬動他之前形容是「毫無意義」的石頭，不斷地，搬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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