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時隨手畫了他們的樣子。
近幾年發現兩岸四地有大量引入外國表演藝術的工作坊趨勢，同時引發了新一輪的身體訓練討論。當然這也關係到歐美經濟萎縮，表演藝術資助及投資大減，以及廉航競爭令全球旅遊成本下降，令不少海外藝團及表演者紛紛走訪亞洲舉行工作坊。台灣已零星出現探討現象的情況，香港也有不少人對參與工作坊及體系訓練有所反思，包括工作坊的功能及成效，學習體系與表演應用之間是否存在必然明顯的成長關係等。是次由香港舞蹈聯盟舉辦，請來黃大徽作主持及策劃的「共創實驗室」（Collaboration Creative lab）也在工作坊成風的環境下，似乎希望找尋更多不同形式工作坊，以輔助創作的可能性。活動完結後訪問了黃大徽，他坦言不希望以導師身份與參加者相處，而是思考如何讓參加者互相刺激及啟發，從而讓工作坊非以學習方法或完成項目為目標，而是更有機地幫助參與者進行自身的研習。黃承認「Collaboration Lab」當然不是新鮮的方式，但卻少有於香港出現，原因業界少有空間及時間去做不以成效為目標的活動，我們沒有這個「閒暇」，去完成沒有意義的工作，或遊戲。然而正因沒有成效的壓力，表演者／參加者才可以無阻礙地與同行者互動，在容許失敗的地方嘗試發展一些從未試過的課題，黃大徽給予參與者最重要的訊息，是參與者有想要試驗的任何方向。
縱觀持續三個星期的工作坊來到最後一天展演，大部分參與者的呈現用心也很有藝術性，但未至於具有挑戰當下的表演可能及形式的實驗意圖，而且比對他們在工作坊初期說想嘗試的方向，甚或期中進行的一連串嘗試，也未見得有具體在呈現之中。再加上或許當天獲邀出席的觀眾大多是舞蹈界的前輩及精英，參與者對效果處理、過場等也很嚴謹，大部分人根本在做小型演出。就結果而言，如果單純地看呈現的話，觀眾只看到十二個有趣而完成度甚高的作業，而不是從工作坊蛻變而成的任何試點。那麼工作坊的意義在哪裡？如何驗證工作坊的價值及成果？但說到成效便應該思考工作坊本身的目標，就如黃大徽所說，他期望的「Collaboration」是參與者互相觀摩及合作，誘發更多刺激創作的元素，卻從來不是要一個經歷兩三個星期的工作坊，而得出成效的舞蹈或身體訓練。以致我會再思考所謂的「實驗」，除了一般我們從一些被稱為前衛的演出可觸及外，也可能有一種能稱為個人實驗，即便對別人來說那些嘗試是多麼微不足道或根本無法察覺，但因為是次工作坊本身就不是要與人交代，故參與者可以自由也自私地去做測試，一種不需要理會實驗是否有衝擊當下表演生態，甚至不需要令觀眾覺得新穎，而僅僅是面向自身經歷的研習，例如呈現中楊浩在與自身影像對話時保持的玩樂與鬆容，當然不特別的玩意，但如何在正式演出中保持輕鬆的質地及活潑的個人風格，似乎是對他個人舞蹈修業上的一個課題；曾詠暉融入自身對空間的特有觸角，對時間及節奏的嘗試；王丹琦純然分享快樂，乃至自在地說話的嘗試等，這些變化或實驗是觀眾難以了解，但作為觀眾員如我看過幾次工作城坊進程後才稍為明白。這種明白不是針對演出的，而是觸及演者自身。準確來說，參與者去嘗試做的或者是一些他們平常練習及演出不曾或不敢會做，及一些他們希望發展卻苦無時間處理的問題，而工作坊正好給予一個開放的空間，讓他們肆意創作及玩樂。
以使我得出的結論是，是次工作坊的重點是其開放性，包括主持以開放的態度面對參與者，既不需他們有實際的成果，又給予一些讓他們主導場域的機會，去觀察其他人，繼而反思自身。同時，這樣輕鬆的氣氛，也讓參與者放下一般求學時的急切心理及競爭感覺，讓輕盈的身體盡情投入活動中，當中並不要求得到回報，卻反而成就最大效果。最佳例子是活動第三天，是大家公認是整次活動最特別的日子，主持要求每位參與者輪流播放自己準備了的音樂，其他十三人則在場內隨之起舞，音樂的主人需要逐一淘汰不適用者，留下最後一位與自己完成這首音樂。完結後我關心的不是他們最後的表演，而是過程，究竟在不同質地的舞者身上，是要選擇與自身屬性相似的人，還是大膽去嘗試從未觸碰過領域？結果並不重要，因為他們能了解自己如何選擇才是關鍵。同時，我看出了是次活動最令人感受到舞者力量的是，在十多次舞者在選擇與被選擇的過程中有一份毫無壓力的愉悅，就像是發掘出舞者最根本對舞動，及與別的身體互動的原始快樂。這種快樂促成了他們集中及投入，而且令他們更容易去表達更純粹的自我，這是就算在很多專業演出也不常見的，舞者僅為音樂而展示個人魅力，那是舞蹈最有趣也是最好看的地方。一切也回到自身的實驗，從享受舞蹈的歡愉中，直面而真誠地審視自己的選擇及不足，也正因在沒有壓力下，通過了解其他人的特性及風格而面對自己的不足，而令自己更能開放地接受新的事物。
誠然，我獲邀成為今次活動的觀察員，縱然和一眾參與者也樂在其中，但不能說是次活動會有什麼具體成效，至少從呈現之中，甚至要再觀察參與者近來的情況下，我猜也不會得到什麼理據，去證明工作坊的影響。然而，我會反問的是，究竟我們需要怎樣的表演工作坊？如果我們期望一切事物如工業生產一樣，投入原料便即時擠出成品的話，那麼我們是否還需要這種存在太多不確定性的表演藝術？或說正因為即時表演是如此具不穩定因素，我們才需要更多以培育個人感覺及質感的工作坊？這樣的問題似乎很容易得到「正確」的答案，但在香港乃至台灣傾向以商業思維及量化事物的發展體制下，各資助機構、藝團、工作坊有着必須交出可見成效的壓力。能夠打破這種困局，當然首要的是有着願意放下速食成果的藝術家，及能夠展示出另類成果的構作及說法。是次的「Collaboration Lab」可說是其中方法，但肯定不是唯一，未來如何發展則要視乎資助單位、藝團、參與者能否堅持藝術的真正意義及吸引之處，方可逐漸改變當下從量化角度而看似成熟的藝術事業，而走向重視質量的新階段。
「共創實驗室 Collaborative Creative Lab由香港舞蹈聯盟主辨，為鼓勵舞蹈/表演藝術創作人關注研究及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設立平台鼓勵雙向、互動的創作及學習模式，以提高藝術水平及支援創作人的藝術發展。「共創實驗室」邀請了創作人黃大徽（Dick Wong）在1月9日至2月10日期間主持及策劃工作坊。工作坊共有十四名參加者，除了舞者，亦有從事戲劇、音樂劇的創作人參與。 展演於計劃的最後一天舉行，讓參加者分享研究成果。工作坊亦邀請了多位藝評人、策展人觀察整個工作坊的過程，以上為其中一位觀察員肥力對工作坊的回應。」
文章已刊於《舞蹈手札》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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