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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祭舞台《曝/光》

瘋祭舞台久違力作，矛頭直指教育，《曝/光》以一名老師自殺開始，其他老師在等候一個主持人到來主持會議，然而主持人永遠不會出現，哲學上的「缺席」。導演同時引用法國色情文學家及哲學家Georges Bataille的《眼晴的故事》（Story of Eye）裡的文字，以另一個角度窺看香港教育，正如何應豐所言，讓舞台成為教師及教育制度的「照妖鏡」。

舞台簡約卻呈現三個層次：後景是被一層紗掩蓋的房間，是警衛的更衣的地方，也是教師等候(等待慾望呈現)的地方；前景只有兩旁的坐位，及中間的學生桌椅，何應豐粉墨登場的當上雜工，倒上牛奶，送上文件，在旁窺看教師的等候，最終按捺不住內心的反抗；觀眾席上，一開始便坐著全裸的梁家權，後面是像是木偶或是影子的小川摩利子。三個空間沒有直接關係，卻互相窺視(監視)，互維影響著。演員由一個空間走到另一個空間，讓空間的意義產生變化：一開始小川犘利子跨過前排的觀眾，走到前景，繼而在後景「安頓」，卻依然和梁家權做戲，其他人視若無睹，象徵著權力的僭越，表示著無形的影響力，因為縱然安定的教師不理他們，但隨著二人的動作越來越大，時間過得越久，教師也跟隨二人而漸漸蠕動起來。原本，因為場上有一個實時的時鐘，加上場多音不斷的報時，令觀眾以為這是具故事性或時間性演出，然而，空間的互換或重疊卻將本身置放在「現實」的角色抽離，成為一幕幕不連繫卻有著同一指向的片斷──被壓抑的一群。

基於個人喜好，很喜歡那不停播放的詭異音樂，配襯如同鬼魅一樣的女聲(某些其實是日文來的)，讓氣氛變得緊張，讓人變得不安寧。那種不安，讓時空變得不真實，令角色變得好似神經質似的，不隱定，好似心裡有魔一樣，來抵抗世俗的那個魔掌。

何應豐利用不同的舞台調度，讓演出虛化，不致直接觸及某些政治或社會問題，而是象徵的、概括的、印象的表述，但仍脫不了本質上的說教味。越是精緻的人物調度，空間配置，以及不其然的閃燈效果，讓事情變得更為複雜，給人想說又不想說得明顯的感覺，就像用膠紙貼著一個愛說話的人的嘴巴一樣，突兀非常。那個借《眼睛的故事》的性/暴力來表現的性慾意象，包括男女演員的全裸，及女演員邊讀《眼睛的故事》，邊玩牛奶的片斷，縱然反映了性與情感教育的「缺席」問題，但似乎太刻意。

最後一幕很有趣，一名離職教師余惠萍透過一幕幕的錄像講述教育制度的問題。很佩服導演的處理手法，他讓演員逐一離開，最後餘下一絲不掛的女演員，背坐在紗的後面，當全部人以為可以一看那女的「前面」時(因為觀眾一直要看著梁家權的全身，便同時期待也可看到女體吧。)，女演員在暗燈之下靜靜離去，沒有帶來「消費效益」。全場沒有演員，那時演出已過了兩小時半(場刊寫全場約一小時三十三分)，觀眾席燈半開，示意觀眾可以選擇離開或留下。超過一半的觀眾見沒有什麼「看頭」，而且那一幕幕的錄像似是了無止境的播放，便紛紛離開。我將之看成為導演對觀眾的善意的挑戰：看看我們是否只為消費來看戲；是否只想在劇場取得娛樂，而未想過要付出，要思考；看我們對社會，對生活的關心程度。最終，我也不知誰勝誰負，完場時不足的三分一人，又有多少個只是「捱」下去，而不是真的聽聽教育是什麼回事？最氣人的是，朋友說他的朋友是專業演員，說最後一段可以不看，走了。情況如同電影製作人看電影不看工作人員清單字幕一樣，是對自已正投身的媒體的不尊重，更多可能是自以為是的輕視別人的創作，才有的可恥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