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識：《驅動大未來》The Future─高爾 Al Gore
從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的高爾，二十八歲即踏入政壇，對美國民主政治所面臨的難題知之甚詳。高爾對科技、環保、政治、經濟上數十年的實務參與，這樣獨特的歷練，以及親身與尖端研究的優秀學者間的討論，讓他對於人類未來的思考，特別具有真知灼見。
在高爾在卸下美國前副總統公職之後，致力於探討人類的未來，不斷提出誠懇的建言，顯現了政治家思維的深度，對國際社會似乎更具影響力！2006年，他參與《不願面對的真相》紀錄片，提出地球環境遭到人類破壞的實況，得到廣大的迴響，也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2013年，他又發表了更具前瞻性的巨著《驅動大未來》（The Future），從文化、科技、政治、經濟各個層面，探討人類面臨的重大變局及挑戰。
早在1993年，在網路科技還未被大眾理解使用之時，美國政府就實施了重要的政策──「國家資訊基礎設施」，讓美國資訊科技發展得到相當大的支持，推動了資訊產業，提升了全民的資訊科技普及率，創造新的經濟發展，高爾功不可沒，因為他就是這項政策的負責人。在環保議題上，高爾更與國會議員奮戰多年，終於得以讓柯林頓總統在1998年，代表美國簽署〈京都議定書〉。
《驅動大未來》從經濟的全球化、資訊科技的超速發展、全球政治軍事權力的新變化、人類大量且快速的消耗資源、生物科技帶來物種的新問題，以及人類文明與地球環境如何永續等影響人類未來的六大驅動力，深度而全面的讓讀者認識我們當下的處境，以及未來的危機。種種訊息皆有數據及研究支撐，並非危言聳聽，然而，卻如當頭棒喝，讓我們體認到現在不做改變，人類的未來將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戰。
高爾在書中充滿使命感的反省：「21世紀初，曾經有個世代承接了先人遺留下來的繁華盛世，以及地球從未擁有的先進科技，他們卻背棄了未來。他們只為自己著想，忙著享受他們所承接的豐饒富庶，卻毫不關心未來。後代子孫會原諒我們嗎？還是在奄奄一息時，不停詛咒我們？」這是高爾卸下美國副總統職務後，為人類及地球的未來寫書奔走的積極動力。他挺身而出，號召全球各界，面對挑戰，扛起為後代子孫捍衛未來的責任。
正如高爾所言，我們最需要的其實是改變思考方式！深度去看問題，並以具體行動，為我們及全人類盡一分心力，共同打造充滿希望的未來。
高爾Al Gore在1976年、1978年、1980年、1982年四度獲選為美國眾議員，而在1984年與1990年擔任美國參議員。在1993年成為美國副總統，並任職8年。在副總統任上，高爾是柯林頓總統經濟團隊中的重要成員。他也曾任參議院議長、內閣閣員、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員，並曾是很多政策的倡議者。
目前高爾是世代投資管理公司（Generation InvestmentManagement）創辦人暨主席。KPCB（KleinerPerkins Caufield & Byers）風險投資公司合夥人，以及蘋果公司的董事。高爾大部分時間，都投入非營利的「氣候真相計畫」主席工作，致力解決氣候危機。高爾之後成為一名世界著名的環境學家，他經常以全球暖化問題作為他在公開場合演講的主題。
2006年，他推出了自己參與制作和演出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Inconvenient Truth），主要講述了工業化對全球氣候變暖和人類生存的影響。此片在不少國家引起了廣大的迴響，並獲得第79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紀錄片與最佳電影歌曲獎。在他的組織下，全球於2007年7月7日舉行了Live Earth全球抗暖化明星接力演唱會，深獲全球好評。
2007年度諾貝爾和平獎─2007年10月，他和聯合國組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一起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理由是他“喚醒了對由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危險的意識”。高爾在其個人網站表示會將獎金全數捐予由他創辦的環保教育組織--氣候保護聯盟。
高爾指出，我們所在的是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在愈來愈加速的全球化下，地球公司崛起，資本家跨國奪取財富，機器取代人工致使全球勞工陷於困境；財團綁架政治，政治人物為金主效勞而非為廣大選民服務，民主政治的精神蕩然無存。政策扭曲的結果，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GDP（國內生產毛額）是經濟繁榮的「偽指標」，計算基準其實很荒謬，完全不考慮人民的幸福感以及環境成本。各國政府盲目追求GDP的成長，不計成本肆意損害環境，付出成長的代價，包括：表土流失、水資源枯竭，而且製造的廢棄物有增無減：地球上每天產生的廢棄物量超過了 70 億人的體重。
以傷害環境的不永續方法追求成長，已經產生諸多弊端，包括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的肆虐。地球人口在不到百年間成長四倍，對環境的衝擊更是前所未見。但我們的思考問題的方式仍過於短視，無法在危機邊緣因應這些重大變化。
而且，我們身處變動最大的不確定時代：在國際情勢上，美國走向衰微，中國正在崛起，全球領導呈現真空，權力平衡出現轉折。經濟金融的重鎮由歐美轉向亞洲，更往非洲、拉丁美洲移動。全球正面臨考驗，如何建立起集體決策的能力，達成共識？
但我們也正在充滿希望的時代：全世界的人民透過網際網路相互連結，形成了全球心智，已經破天荒開創了全球共同努力的新契機。我們看見全球良知在網際網路上崛起，網路集結的群眾施加強大壓力，試圖糾正不公不義的行為。從某方面而言，拯救未來的努力將是地球公司與全球心智之間的競賽。
拜基因科技之賜，人類對自己、對自然的改造從來沒有這麼驚人，我們正在跨越古老的界線：藉由基因轉殖，我們打破了物種與物種之間的區別、人與動物的分界；經由人工智慧的開發、基因工程技術與修復學的整合，生物和機器之間的差異也愈來愈模糊。生老病死的過程與定義都已大幅改變。
這六大驅動力分進合擊、互相影響，把我們帶到不可知的未來。人類文明在經歷了漫漫長路後，如今正來到交叉路口，其中一條道路會引領我而們終結人類文明，另一條道路則引領我們邁向廣闊未來。現在，我們一定要有新思維，明智思考在這些趨勢下，必須面對的關鍵抉擇，高爾的《驅動大未來》的全面觀點，高度思考，正是我們藉以參考的重要指引。
「地球公司─」
今天，巨變正驅動全球經濟大轉型，變動的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可說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我們生活在「地球公司」中，也學著適應「地球公司」：無論國家政策、區域策略或大家接受多年的經濟理論，都不再適用於新的經濟現實，我們面對的是高度連結、緊密融合、互動頻繁，而且科技不斷帶動變革的經濟型態。
全世界最成功的大企業如今都在「虛擬的全球工廠」中生產商品，在蛛網般錯綜複雜的供應鏈中，與數十個國家裡數以百計的企業相連結。愈來愈多的商品市場，以及愈來愈多不需要面對面互動的服務，在本質上都已全球化。愈來愈高比例的打工族現在不但需要和其他國家的打工族競爭，還需要和透過電腦網路緊密相連的智慧型機器競爭。
工作數位化，以及過去所謂的「自動化」造成的戲劇性轉變，同時帶來兩個重大變化：一、工業化國家把工作外包給擁有龐大人口、工資低廉的開發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二、人類把工作外包給機械化流程、電腦軟體、各式各樣的機器人，以及還在起步階段、但效能和威力日益強大的人工智慧。
全球經濟的轉變可說是複雜學中的「突現」現象；也就是說，整體不但大於各個部分的總和，而且從許多重要層面看來，整體也和各部分的總和大不相同，一種全新的經濟型態於焉誕生──這種新興經濟型態不僅是過去就往來密切的國家或區域經濟體更緊密連結後的集合體，更搖身一變為全新的經濟實體，內部動態、運作模式、原始動能，都與我們過去熟知的不一樣。當然，跨國界的人員流動仍然有所限制，鄰國間的貿易關係自然也較緊密，但整體而言，全球經濟已經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緊密相連，環環相扣。
正如同北美洲13個殖民地在18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合而為一，古代高牆環繞的義大利城邦在19世紀下半葉成為統一的國家，如今，全世界正經由「突現」，形成單一經濟體，快速邁向完全整合。至少在工商界和科學界，以及當新科技快速普及於全球各大商業中心之時，這是我們面對的新現實。
在政治和政府政策的領域，民族國家依然扮演要角。無論在心理和感情層面，或從身分認同的角度來看，大多數人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在在都顯示出，我們似乎仍活在年輕時代所熟知的世界裡。事實上，從生活的經濟現實面來看，那樣的世界正在逐漸消失中。
這股改變全世界的強大力量，有時候泛稱為「全球化」──不只標示一個歷史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揭櫫新時代的開始。人類必須正視的新現實正逐漸成形。
「工作在消失中…」
過去我們一向把「工作外包」和「機器代工」視為兩種不同的現象──探討和研究這兩種現象的是兩群不同的經濟學家、科技專家和政策專家。其實，這兩種現象相互緊密交織，代表同一個巨大現象的兩個層面。
目前，工作的兩種結構性轉變──把工作委由機器代勞，以及在資訊科技輔助下將工作外移的趨勢，戲劇化改變了生產過程中資本投入和勞力投入所占的比例，工業化國家的勞工要求提高薪資的能力，也因此大不如前。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勞工運動中，企業勞工組織起來為勞資之間的所得分配問題，與資方抗爭。但如今科技驅動的改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不但影響工作的未來，也決定人們可以從工作中得到多少報酬。當雇主可以選擇：（1）乾脆關廠或結束營運，外移到工資低廉的國家另起爐灶，或（2）用機器人或自動化系統取代勞工時，過去採取零和觀點的爭辯方式就不再奏效，也毫無說服力。
在遭到裁員的歐美工人眼中，自動化和工作外包帶來的衝擊基本上沒什麼差別。從工廠老闆的觀點來看，海外生產和機器代工都能提升生產力（無論把新技術用在既有的工廠或海外生產基地都一樣）。
政府決策者通常都把這樣的結果視為成功，因為大家總認為生產力提升是進步的象徵，卻沒有看到這個過程對就業的巨大衝擊，在這些號稱生產力提升的國家裡，許多企業僅僅在名義上是當地企業，而且這個趨勢如今愈演愈烈，以致於勞工在未來經濟中扮演的基本角色，變得十分不明確。
全球經濟緊密連結，使工作外包和機器代工的現象同時都變本加厲。舉例來說，今天新興經濟體和開發中國家，都加速將大量工作委託智慧型機器代勞，因此不久前才從先進工業國家外移到開發中國家的工作，已開始消失不見。
在海外投資設廠，複製西方國家的工作模式，和注入經濟學家所謂的「技術資本」，其實大不相同──技術資本雖然會提升企業和產業的生產力，但無論在工廠外移的工業化國家或吸引西方企業設廠的新興經濟體，長期下來都會因此而減少大量的工作機會。
低工資國家的勞工最初受惠於新增的工作機會，後來透過他們的努力，生活水準日漸提升，於是開始要求更高的工資，接著也漸漸面臨被取代的危機，因為工廠老闆為西方企業代工賺到錢以後，會購置效能愈來愈高、價錢卻愈來愈便宜的機器人和自動化設備。全球電子大廠富士康就在2012年宣佈，將在兩年內採用一百萬個新的機器人。
地球公司一方面加速整合，另一方面又積極採用相互連結的智慧型機器，形成正向回饋環路。換句話說，貿易和投資促使全球經濟高度連結，加上機器代工盛行，這兩股趨勢會相互強化。
談到機器代工對就業的衝擊時，我們有時會誤以為每當出現重大技術突破時，突然之間相互連結的智慧型機器就取代了大量人力，導致某類工作完全消失。但其實更常見的情況是，雖然網路連結的智慧型機器取代了大部分工作，但僅存的少數員工由於懂得充分發揮機器的效率，生產力也大幅提升。
所以，還沒被取代的少數工作，薪水較高，但相對的也需具備運用新科技的新能力。如此一來，大家更容易誤判機器代工帶來的整體衝擊，以為只不過是重覆大家過去習以為常的型態──舊工作逐漸消失，更好的新工作取而代之。
但今天不同的是，在科技發展的上升曲線中，我們已經來到更陡峭的坡段，而且不同的產業都出現相同的趨勢，形成的集體效應大幅削減了各行各業的工作機會。此外，許多員工也都缺乏新工作所需的技能。
新公司紛紛誕生，他們利用網路，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仲介各種外包工作。成功的線上人力仲介公司oDesk執行長史華特（Gary Swart）表示，各行各業的外包需求高漲，包括「律師、會計師、財務主管、甚至經理人」。
機器代工的趨勢也開始衝擊新聞業。西北大學智慧資訊實驗室（IntelligentInformation Laboratory）的兩位主持人創辦了Narrative Science公司，他們利用電腦演演算法分析體育競賽、財務報表和政府研究報告中的各種統計數據，並自動產生文章，供應報章雜誌。其創辦人之ㄧ漢默德（Kristian Hammond）任教於麥迪爾新聞研究所（Medill Schoolof Journalism），他說他們的業務快速擴展到許多新興的新聞領域。執行長法蘭柯爾（StuartFrankel）指出，在他們公司上班的少數真人寫手已經轉型，他們設計新聞的模版、架構和角度，讓電腦演算法據以嵌入資料，進行分析。如此一來，他們「可以寫出數百萬則新聞報導，而不是一次只寫一則新聞。」
無論在已開發國家或新興經濟體，加速運用機器智慧，以及把工作外移到低工資國家，都進一步造成所得不均的現象。勞工丟掉飯碗，收入減少，而技術資本增值過程的獲益者，收入卻愈來愈高。
「全球財富差距在變大…」
隨著技術與勞工的相對價值加速變動，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也愈來愈嚴重。這不僅僅是理論而已，而是社會上普遍發生的實際狀況。當技術資本變得愈來愈重要，遠高於勞工創造的價值，從生產活動中得到的收入也會愈來愈集中於少數菁英手中，大多數勞工的收入反而下降。
幾乎在每個工業化國家，以及中國、印度之類的新興國家，財富都愈來愈集中於高所得階層。拉丁美洲則是少見的例外。放眼全球，將大量的工業及服務工作外移到低工資國家，雖然能暫時改善所得不均的情況，但如果一一檢視各國情況，中國和印度的人民所得及財富分配不均急速擴大，情況甚至比美國和歐洲還嚴重。根據全球性非政府組織「拯救孩子」（Save the Children）的統計，2012年有32個開發中國家，所得不均的情況達到二十年來的高點。
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以0到100的尺度來衡量各國所得不均的程度，（0代表人人所得均等，100則代表1人擁有全國所有財富）。過去25年來，美國的吉尼係數從35上升到45，美國的吉尼係數從35上升到45，俄羅斯從25左右上升到40出頭，英國從30上升到36。如果從薪資水準來看，則對比更加驚人。比方說，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如果把印度上班族中，薪資最高的10%與薪資墊底的10%相比較，前者的收入是後者的12倍，但二十年前，兩者的差距只有6倍。
美國人所得差距日益擴大的另一個原因是，稅法變得對高所得者愈來愈有利，尤其是幾乎等於取消遺產稅，以及投資收益只需繳納最低稅率15%的措施。當針對資本投資所得課徵的稅率，居然遠低於針對勞務所得或銷售天然資源所得課徵的稅率，資本家的所得占比自然大幅攀升。
美國所有的資本利得收入有50%流入金字塔頂端前十萬分之一的富豪手中。目前支援這種所得分配方式的政治意識型態，稱這類有錢投資人是「創造就業機會的人」，然而由於工作外包和機器代工的趨勢，無論他們提供的資本帶來什麼效益，並無助於創造就業機會。
請注意，今天的美國甚至比埃及和突尼西亞還不平等。「占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燃起熊熊烈焰，是因為廣大的美國人開始覺醒，正視財富日益集中於最有錢的前1%富人的事實，這些富豪擁有的財富超越了後面較不富裕的90%美國人財富的總和。美國最有錢的400名億萬富翁擁有的財富相加之後，比中低收入的50%美國人（約1億5千萬人）的財富總和還要多。沃爾瑪（Walmart）商場創辦人沃頓兄弟的五名子女和一個媳婦擁有的財富，超越了最貧窮的30%美國人的財富總和。
就年收入而言，最富有的1%美國人年收入約占美國人每年總收入的四分之一（相較之下，二十五年前只占12%）。過去二十五年來，一般美國人稅後所得平均只上升了21%，但同一段時期，金字塔尖端0.1%的有錢人稅後所得卻上升了400%。
技術革命帶動的創新與生產力上升，造成許多服務業、製造業和農業的工作改變或消失，今天的社會迫切需要找到所得替代方式。
<1>地球公司：互相依存、緊密連結的全球經濟興起，樂來越充分融合為完整的實體，與資本流動、勞動力、消費市場和各國政府之間，產生與過去截然不同的關係。
<2>全球心智：全期電子通訊網格串連起數十億人的思維與感覺，並讓他們連結快速擴張的龐大資料；連結崁入式感應器，這類感應器急遽成長，幾乎遍佈全世界無所不在；以及連結到越來越聰明的智慧裝置、機器人和思考機器，其中最聰明的機器在越來越聰明的機器在越來越多的心智功能上，能力已超越人類，未來可能很快展現出我們以為人類獨有的智慧。
<3>權力平衡：全球已經出現全新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平衡態勢，新的權力平衡與20世紀下半葉的局面截然不同(當時美國扮演全球領導的角色，穩定世界局勢)，而今影響力和主導權已經由西方轉移到東方，從富國轉移到世界各地快速崛起的新興權力中樞，從民族國家轉移到私人企業，從政治體系轉移到新市場力量的手中。
<4>成長的代價：以不永續的方式高速成長－人口成長、城市擴張、資源大量耗盡、表土損耗、水源供應枯竭、生物瀕危、環境汙染，並以舉世通用的荒謬歪曲指標來衡量和引導經濟產出，因而慣常做出各種自欺欺人的選擇，並對其帶來的毀滅性後果，完全視而不見。
<5>改變生老病死：人類研發出各種革命性且威力強大的新生物學，以及生化、基因和材料科技，我們因此能重新組合所有固態物質的分子結構，改變生命原本的設計，包括動植物和人類的外表形貌、遺傳特性和各種特質，積極掌控演化過程，跨越區分物種的古老界線，發明自然界從未出現過的新物種。
<6>危機邊緣：人類文明的體力量與地球生態系統(包括要維持人類繁榮所必須仰賴的大氣與氣候的平衡)湧現全新關係，以及我們的能源、工業、農業和建築技術都必須展開大規模的全球轉型，才能重新在人類文明與未來之間，建立健康而和諧的關係。
在觀察這些巨大變革的時候，高爾先生建議我們要用古巴比倫占星家的「雙時鐘」觀點，意即一個時鐘衡量我們日常生活的日夜，另一個時鐘則以百年、千年的尺度，衡量我們對地球生態系統的破壞。如果我們只會用第一個時鐘，很容易產生所謂「溫水煮青蛙」之效應，忽略了長時間累計的效應！
高爾先生的論點如同透過「縮時攝影」的技術幫助我們看到我們長期對地球的破壞(自然環境面)與社會演進過程中，人類設計的法律、社會制度、政策等的扭曲，及對人類價值的摧殘(人文社會面)。
知名經濟學家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 提到經濟的三大目標：1>透過自由市場追求效率；2>透過民主制度追求公平；3>透過生態平衡追求永續。
自由經濟思想發始於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主張讓那隻看不見的手來指導人類的經濟行為，但隨著各種科技的發展，地球村的體現而讓自由經濟發展如脫韁野馬，其影響力量被無窮盡的擴大；於此同時，由於「權錢交換體系」的交互作用讓民主社會的自我治理功能日益萎縮，過度集中的財富從市場領域侵入了民主的範疇，釀成當今世界各國的金權政治氾濫的窘境；無聲的地球與無言的群眾成為最大犧牲者。
針對這些現象，高爾Al Gore提出了兩個重要工具：「永續的資本主義」與「健康的民主決策」。高爾希望能透過重新修補與改革這兩大工具，試圖解決人類未來所面對的六大巨變。
除了在環球暖化問題付出巨大貢獻之外，高爾現今亦是美國電視臺CurrentTV主席、世代投資管理合夥公司（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P）主席、蘋果公司（Apple Inc.）董事會成員、Google高級管理層非官方顧問及美國氣候保護聯盟（Alliance for Climate Protection）創始人兼主席。此外，他最近也加入了風險投資行列，並負責有關公司的氣候變化解決工作。
美國政府在2009年就宣佈政策將管制溫室氣體排放，以因應氣候變遷所造成對未來全球環境生態影響，而有必要限制企業造成溫室氣體的排增，該限制曾引起企業界反彈。高爾對此評論：“這不是政治議題，而是道德議題”，他支持美國政府在對抗氣候影響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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