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忠民以精練的語言﹑細膩的筆觸展示一次別樣的法治“常識”之旅，同時在後記中他為這本集作了個簡短又精闢的概括：“這本小書，寫了一些與法有關的常識和思考。”既然有思考，且是與“法”有關的思考，不禁讓讀者擔心會否淪為沉重枯燥的說教或另一番高淡闊論？事實上，雖是關於法的思考卻並不囿於法學，在其他領域也著重筆墨進行論述，作者對“法”的探索並不僅僅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辯，結合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並表達他的看法和慨嘆，當然，隨筆不同於學術論文，薄薄二百多頁的小集子，收錄了從九九年至零八年間曾發表過的若干文字（共載八篇）並集結成書，置於首篇的便是“什麼是最好的辯護”。 美國名教授Alan dershowitz曾出版一本書《最好的辨護》，講述他如何為當事人上訴﹑辯護，而楊忠民就是通過這麼一堆極富爭議的案子裡闡述比較中外學者對“法”的觀點與見解。
爾後的幾篇中討論得最多的可算“德國與納粹”這個主題。例如“自然法，還是法律實證主義”，題目揭示了內容濃重的學術氣息，以1947年的紐倫堡大審為楔子──作者與一位法理學博士後就“自然法”與“法律實證主義”的交鋒各自提出見解和看法，其中有一段：“……尤其是在審判納粹時期司法官員的法庭上，作為被告的司法官員及其辯護人，都把法律實證主義當成辯護的理由，一再堅稱他們作為一個司法官員，只是在嚴格執行國家法律，服務於自己的國家，沒有權利對他們所從事的事業進行善惡判斷，因而他們是無罪的。”辯方妄圖以“法律實證主義”為德國納粹司法官員們的無形屠戮﹑殘殺的罪名開脫，不禁讓筆者想起書中對德意志民族的描述──“睿智而長於思辯”──更顯可悲；這份辯護詞如此理直氣壯，怎能想像端坐在被告席的一批司法官員，其中有的甚至是身披法袍﹑手握法槌的仲裁者！美國法學家富勒對納粹“法制”下的德國的描述是：法制普遍，極端敗壞。讓人不解的是，到底是當時的司法部門誤解扭曲呢，還是過於盲目跟隨納粹的旗幟？抑或是他們如此“忠誠”相信著“惡法亦法”？而檢察官的反駁，代表著紐倫堡審判的控訴者和裁決者，在對於納粹法官是否有罪的判斷原則上，秉持“司法官員有著更高的義務──不能忘卻和拋棄最後的道德底線”，顯然這是自然法立場的駁斥。
僅從這一角度來看，是次審判不僅是對法西斯的制裁審判，亦標誌著看自然法和實證主義的爭鋒以前者的勝利暫告一段落，從中也可看出法學的理論體系及其思想對一國法制建構﹑道德層面﹑價值觀念乃至整個社會都有深刻影響。此外，筆者對於書中一段文字特別贊同：“相互對立的學術理論，常常會因為對方的挑戰而發現自身的缺陷，同時又會從對手那裡吸收一些合理的東西來完善自身，最終的如果是沒有一方倒下，雙方都站在了一個更高的位置上，於共存中對立，在對立中共存。”這確實是學術理論界中的一個常態，自然法學與實證主義法學──西方最主要的法學流派，有人認為是在不同維度（邏輯﹑事實和價值）揭示法的本質，隨著二者的消消長長，價值評判與實踐始終聯系在一起（甚至人的權利，也始終徘徊於自然法和實證主義之間）。
米蘭.昆德拉曾引用過一句猶太格言：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然如果能在書中得到啟發，比起獨自一人的苦思冥想，是否會更有豁然開朗之感？因思索而迸發出的思辯火花，閃爍著銳利的思想鋒芒，這樣的思考，不是會更讓人會心一笑？
(澳日20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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