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個故事來換 怨憎會苦，愛別離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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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二○○五年五月號《野葡萄》




文／張耀仁



最後的一個鏡頭，幾乎抵達了詩意。
　　



被喚作「瑞德」的老黑人，在穿越了好長一段森林之路後，找到那塊「牧草地北邊有一面石牆」，他把手提箱放下、把帽子放下，然後就著石堆算了算，找出底下那個印有鐵達尼號的鐵盒，裡面是一封保存於塑膠袋的信——包括「二十張五十元美金」——然後，他不安地張望四周，然後，倚牆坐了下來，開始讀信。
　　


接下來的鏡頭，是白色蒲公英輕輕翻飛起來，又藍又恬淨的天空，鏡頭逐漸拉遠，平行地跟隨老黑人的腳步，一種重新獲得「真正自由」的釋放氣息，彷彿令人可以感受到風正穿過髮際的微微浮動。
　　


——當然，這不是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小說＜麗泰海華絲和蕭山克監獄的救贖＞的橋段，這是電影《刺激一九九五》的最後一幕——史蒂芬．金在他的小說裡是這麼寫著：「我沒有當場打開這封信。一陣恐懼襲來，我只希望在別人看到我之前盡快離開那裡……看完信後，我抱頭痛哭起來……」




正是這類強調聲光效果的影像滲透到文字創作這邊來，使得在往後閱讀史蒂芬．金的這段文字（或者整篇小說）時，難免讓我「自動」地將其延展至空無一人的畫面上，一棵矗立的樹，一個追索的人，以及一張是笑非笑的表情——還有表情以外，那一整片澄藍無物的邊際，風從四面八方不斷竄湧過來，近乎可以觸摸。




我總是「自動」地將詩意加入史蒂芬．金的這篇原著小說裡，儘管它並未如我想像的，飽含了那樣悠緩的美感，然而最後一幕企圖貼近原著的努力，不免讓史蒂芬．金的小說倏地淪為「次級角色」：僅是盡責地，宛如再現電影場景的一齣劇本，「忠實」紀錄了一部監獄影片所有應該具備的元素：傷害／角力，好人／惡人，無罪／有罪。
　　



然而史蒂芬．金終究不負文字大於影像的可能，藉由時差性的敘事推衍（從一九五五年的麗泰海華絲，到一九五六年之後的瑪麗蓮夢露、一九六○年的珍曼斯菲、一九六六年的拉蔻兒薇芝，以及一九七五年的搖滾歌手琳達朗斯黛），透過一連串的時序移動與歷史事件，史蒂芬．金向來被視為「通俗小說家」的這篇小說，突然一下子拉升到一個足與嚴肅小說相抗衡的高度：不單單是他企圖為自己的小說形塑「可能真實」的現實面目，也開展了一般嚴肅小說常見的課題：歷史，時間以及場域的角力拉扯。
　　



但相對於「監獄」這樣固有場域的小說題材，不可免俗的，史蒂芬．金的小說出現了這類字眼：「記住，『希望』是個好東西，也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好東西永遠不會消逝的。」同時也出現了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式的敘述：「我已經變成所謂體制化的人了……關在牢中多年後，每次上廁所都要先向離得最近的警衛報告，一旦疏忽就要關兩天禁閉。」對照傅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所言：「被囚者應該被一種權力局勢所制約，而他們本身就是這種權力局勢的載體。」史蒂芬．金對於監獄的看法，或許有其聰慧、也有其濫情之處，但終究不脫「場域V.S.個人」的制約戲碼。
　　


儘管如此，回到《刺激一九九五》放映的那一年，我剛滿二十歲，一個人坐在電影院裡一面喝沙士、一面看這部二輪片——沙士是我身旁來自澎湖的少年遞給我的——他和我素未謀面，看到接近尾聲的這一段畫面時，他突然在黑暗裡對我說：「欸，我今天已經在這裡看了七、八個小時了！每次一放工，沒地方去我就坐在這裡面坐一整天，不過我今天特別高興，總算有人和我講講話……」



說也奇怪，我始終記得他說話時，眼底閃動的不確定光痕，並且在此刻想起傅柯的說法：「充分的光線和監督者的注視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為黑暗說到底是保護囚禁者的，可見性就是一個捕捉器。」



不知道那個少年，此刻是走在朗朗的明亮，抑或森森的黑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