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克《旁觀者》中有「怪獸與綿羊」(273)一章,寫1933他離開德國前夕與納粹殺人魔漢斯(Reinhold Hensch)分別,以及抵達倫敦後與新聞分析家謝佛(Paul Schaeffer)相見的情形。漢斯是個不得志的野心家,雖然看見了納粹統治的可怕,然而為了權、勢、金錢、地位而趨附當權。而謝佛是個傻瓜,明知納粹統治下的情況,卻不自量力地以為自己可以螳臂當車,結果雙雙落得下場淒涼。
杜拉客雖然不贊成兩人的作為,但是針對納粹悲劇,他責怪最深的卻是另外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級的生物化學家那一類人,他說:「最大的罪惡不是這兩個死去已久的人,是 二十世紀的淡漠,也就是那位生物學家犯下的罪(290)-這位學者既不殺人,也沒說謊,但卻拒絕做時代的見證。用古福音說的話說,就是:在主被釘死在十字架的時候,竟然視若無睹 」。
杜拉客紀錄,納粹份子掌權後,主持法蘭克福大學校務會議,直接宣佈猶太教職員解職,立即禁止猶太人進入校園。會中滿口髒話謾罵,還威脅各系主任,如果不乖乖服從指示,就送他們進集中營。話畢,現場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等這位自由派的學術大老發言,結果他站起來,清清喉嚨說:「代表大人,您說得很有意思。。。有一點我不太確定,可否請你明示-生理學的研究經費是不是可以增加?」
雖然說:疾風知勁草,但人性畢竟軟弱。學術大老是財迷心竅?還是對權勢低頭?我不清楚。但突然被推上歷史前線,一般人會怎麼樣?實在很難說。
杜拉客沒有我這般小人,想的盡是別人貪財畏勢,他也沒有期待這位大老冒集中營的危險去爭取甚麼,只是痛恨他的愚昧無知,重大的不義在眼前發生,而這位蛋頭學者竟然天真的以為:只要研究可以持續進行,甚至拓展,就一切OK。
杜拉客紀錄了德國的淪陷,而我的臆想又漂移到他處。1949大陸變色,倉皇辭廟日,人們在做什麼?記得一個長輩談他家鄉淪陷的經驗:「 早上國民黨巡邏,下午就換共產黨了」 。當時十多歲少年的他,能做什麼?
另外一個朋友曾經在越戰時奉派當軍醫,後來越南淪陷,他指著照片中,曾經一起戰地服務的越南醫護人員,說:「這些人都不在了」。當時我年輕,聽不出話裡的悲哀。
大人都不知道怎麼說,難怪我們知道的這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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