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呂赫若小說中的女性角色
靜宜大學英文系莊怡甄
一、前言：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日據時期是臺灣新文學的誕生期，女性角色在台灣日據時期的小說中佔有很大的篇幅，以女性命運、生存處境、精神世界等為主題的小說不斷出現，身處殖民者、資本家及封建父權三重宰制下的臺灣婦女，成為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作家關注思索的一大焦點。同為女性，我對於小說中女性角色的社會困境與遭遇常有所感；對於書寫女性角色的台灣作家，尤擅長寫女性的呂赫若，其寫作意識深感興趣。
呂赫若，生於地主家庭，但是優渥的生活環境，只是成為他文章中的一幕背景而已；真正使其特別關注且全力以赴的，卻是貧苦鬱悶的台灣人民。其中屬於弱勢的婦女族群，尤其是他所關注的焦點。在貧窮的社會裡，即使是一向負擔著生計的男人，也免不了被經濟龐大的壓力所擊倒，更何況是傳統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性！女人的命運是天生就注定的，女人只有在出嫁之後才有名份，才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庭。然而，女人的悲慘，也常是肇始於結婚。因為「如果是男人，因不幸的婚姻而過著不幸的生活雖是不爭的事實；卻不會像女性那樣，導致自己全部生涯都破滅。」這是一個可悲的邏輯，女人要藉助婚姻才能獲得名份與地位，而悲慘與痛苦又始於婚姻，究竟女性應當何去何從？什麼才能使她們獲得地位，也享有人類應當獲得的尊重對待？
傳統上女人，一向便是低聲下氣地在男人的世界裡過生活。男人理所當然地呼妻使妾，而女人卻得一聲不坑地任人宰割。似乎，大家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要怪，只能怪自己投錯娘胎！但呂赫若卻不這麼以為，他以為人生而平等，只要是人，都應該受到起碼的尊重。所以，他對長久生活在傳統制約下的女性深感不平，從而願挺身而出，以他的筆為所有的女性盡一己之力。
二、作者生平及創作上的追求
（一）關於呂赫若
呂赫若原名呂石堆，台中縣豐原潭子人，據云，他的筆名就是分別擇自他所景仰的兩位左翼作家―張赫苗、中國作家郭沫若名字中間的一個字。一九三四年畢業於日據時期的台中師範。次年，發表他的第一篇作品―〈牛車〉，立即受到肯定和重視，不久後即被胡風選入《朝鮮台灣短篇集―山靈》，與楊逵的〈送報伕〉和楊華的〈薄命〉一起做為台灣小說的代表，譯介到中國去，被視為弱小民族發出的聲音，從此開啟他的文學創作生涯。
此後，不斷地有作品在《台灣文藝》、《台灣新民報》、《台灣新文學》發表。一九三九年，一度進入東京武藏野音樂學校聲樂科學習聲樂，並參加東寶劇團演出歌劇。一九四二年返台後，除了繼續寫小說，籌組「厚生演劇研究會」之外，並出任《台灣文學》同仁及擔任《興南新聞》記者。為戰爭時期，最活躍的台灣作家之一。一九四三年，台北公會堂舉行決戰文學會議，他的〈財子壽〉一文獲得會中頒贈的第二回「台灣文學賞」，小說才華一再獲得肯定。一九四四年，第一本小說集《清秋》，收有〈清秋〉、〈鄰居〉、〈柘榴〉、〈財子壽〉、〈合家平安〉、〈廟庭〉、〈月夜〉等七篇小說，在台北清水書店出版。呂赫若可以說是台灣文學成熟時期，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天才洋益，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小說仍是他最傑出的藝術成就。
戰爭時期，有不少作家明顯地放慢了自己的文學腳步，或者根本就停止參與文學活動，呂赫若是僅見的、格外活躍的一位，寫作不輟。這段時期發表的〈山川草木〉和〈風頭水尾〉，曾被人質疑為皇民文學，葉石濤說那只是「偽裝的皇民化謳歌」，只要印證這些作品的內容，當知這是公允的說法，更見呂氏藝術修為之不凡。呂赫若也是和楊逵一樣，少數在終戰後未曾停止文學的腳步，繼續邁步向前的作家之一，他比楊逵等人更了不起的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已經能用中文寫小說，發表「戰爭的故事」系列小說，終戰迄二二八前夕，一共發表了〈改姓名〉、〈一個獎〉、〈月光光〉和〈冬夜〉四篇中文小說。顯然，他又是戰後最積極投入台灣新文學重建運動的一員猛將。
一九四九年，一度擔任台北一女中音樂教師，也曾在中山堂舉辦演唱會，一面主編地下刊物「光明報」，並變賣所有家產經營印刷廠，以印製秘密宣傳刊物，「基隆中學案」爆發後，躲入汐止附近的「鹿窟武裝基地」。據傳，一九五一年左右即死於此，至於死因，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成了解不開的謎團。
（二）呂赫若的文學
呂赫若自一九三五年即發表〈牛車〉，日據時代的創作生涯也長達十一年不間斷，正因他曾置身於戰爭期間，他的文學有反映了戰爭時期，台灣人民在日本統治下的生活現實和殖民地人民的心情，他的文學更樹立了台灣作家中極為獨特的典型。〈牛車〉能跳脫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資產階級的背景，描寫經濟不景氣時，被時代遺忘的牛車夫困境，可以看出呂赫若做為作家，本質上卻具備了為弱勢發言、悲天憫人的情懷，他的筆是為了同情弱者的無助、無奈，為被欺凌、被壓迫、被剝削的受害者所寫的。他早期發表的〈暴風雨的故事〉、〈婚約奇譚〉、〈前途手記―某一個小小的記錄〉、〈女人的命運〉，分別批判了欺凌婦女、剝削佃農的地主，自私的知識份子，以及見利忘義無情的男性，強烈的人道精神和理想色彩，充斥著這些作品，而且〈暴風雨的故事〉的佃農老松，忍無可忍，終於殺死姦淫自己妻子的地主，在內涵上也延續了賴和的〈一桿秤仔〉以來，傳統的台灣文學抗議精神。
不過，呂赫若走進文學創作的第三年，便由於蘆溝橋事變爆發，臺灣被宣佈進入戰時體制，台灣作家站在人道立場，為弱勢發言，對抗剝削和壓迫的抗議文學的精神傳統面臨考驗，面對日益更甚的高壓統治和經濟掠奪，台灣作家要堅持走寫實主義的路線，以作品真實地反映現實，並不是容易的事。呂赫若的作品也面臨轉型。
以呂赫若到東京留學前的作品為第一階段，〈牛車〉是代表作，以描寫經濟破產後的農民生活疾苦的寫實作品為其特色。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旅居日本期間，呂赫若發表中篇作品〈季節圖鑑〉和長篇作品〈台灣的女性〉，顯示他的創作焦點轉移至婦女的生活、感情和婚姻問題上，寫這類作品，在描寫的技巧上需要更進一步的純熟、纖細，以進入人物內心的複雜變化，日後呂赫若文學走向婦女和家庭問題，鮮少以整個社會現象為批判主體，不能不說是殖民地政府高壓統治下不得已的變奏。
一九四二年，呂赫若回台後，首先發表的作品是〈財子壽〉，此作也得到文學奉工會的肯定。〈財子壽〉是具備批判性的反諷小說，集貪婪、吝嗇、好色、殘忍無情於一身的大地主，人生只求多財、多子、多福壽，實際是個極端自私、缺德、絕情、棄義、貪財的人，舉凡兄弟、妻妾、女僕、長工，無不受到他的苛刻、欺凌。〈財子壽〉嘲諷地主的意義大於寫實，基本上，也顯示有從社會議題縮向家庭的傾向。
接續在〈財子壽〉之後，自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戰爭期間，呂赫若寫了〈清秋〉、〈鄰居〉、〈柘榴〉、〈合家平安〉、〈廟庭〉、〈月夜〉、〈風水〉、〈玉蘭花〉等作品，呂赫若唯一的小說集《清秋》，圍繞在家庭問題這個焦點的作品，是特意經營出來的。《清秋》代表呂赫若文學的另一個階段，也是典型的決戰時期的作品，因此有人質疑〈清秋〉是皇民文學，也有人為它辯解是「偽裝的皇民謳歌」，到底誰是誰非呢？呂赫若以鄉土為念，為依歸、為戰火陰影下台灣知識份子的徬徨、不安找出路，並無一語是為統治者歌功頌德，其中的曲折、苦心，自是不用多說。
呂赫若戰後寫的四篇中文小說，有三篇是以日據下、尤其是戰爭時的被殖民統治經驗，最後一篇作品―〈冬夜〉―寫到戰後臺灣的現實狀況。作者借一個淪落風塵的女子的不幸遭遇，凸顯戰後社會經濟惡化的現象，及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冬夜〉發表後三個禮拜，即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小說的場景類似事件的預言，作者已經預警到一個動亂、風暴時代即將來臨。〈冬夜〉也是呂赫若寫下的最後一篇作品。
三、呂赫若小說筆下的女性形象
（一）被貧窮捉弄的家庭主婦
在貧窮生活裡過日子的夫妻是悲哀的，不但物質上的需求缺乏，其影響及精神生活更是乏善可陳。這類夫妻的貧困，並非因為個人的不努力，而是因為整個時代背景，使得大部分的人民不能夠過安樂的生活。尤其在日據時期，處在日人的淫威之下，台灣的老百姓們吃不飽、穿不暖，徹底感受到失去主權的悲哀。
1.〈牛車〉中的阿梅
〈牛車〉寫的是社會快速的變革，使得男主角楊添丁藉以維生的牛車被新式汽車所取代，攬不到工作之餘，一家生活陷入困境，終於使得夫妻反目。如果說，楊添丁所感受到的，是整個時代的劇烈轉變，而阿梅所感受到的，無疑是家庭生計遭受破壞，以往的一家之主再也負荷不起全家人的生活開銷。這樣的轉變，嚴重地衝擊著阿梅的個性與認知。除了面對兒子還能顯現出難得的溫柔之外，被生計緊逼的她，胸中無時無刻不充滿著怨恨，使得她劍拔弩張，像個刺蝟。在她的想法中，以為只要勤奮工作，就一定能維持一家溫飽。怎麼可能有勤奮努力卻還挨餓的情形發生？所以她指責丈夫說：
奔波一天，卻賺不到三十錢的男人，不是窩囊是什麼。你看！米桶空空的，令人想哭。
只要認真地請對方雇用，又怎麼會不被雇用呢？窩囊的人！
她認為添丁之所以賺不到錢，是因為懶惰的緣故，夫妻兩人的認知觀點不同，爭吵當然也就不斷。阿梅雖是家中的戶長，但是還是遵循著父權文化的生活模式──男人理當賺錢養活妻子，尤其丈夫是「招贅」的，在招贅的習俗中，主要的用意就在於招一個能夠「勞動養家」的男人。如果從這一價值標準看來，阿梅之所以會嘲諷丈夫是「窩囊的男人」也就理所當然。
在文章中呂赫若描寫了一段添丁的內心獨白：
這麼早就出來工作者，只有和我類似的人。可是，妻子還說我懶惰、窩
囊。啊―楊添丁深深歎了一口氣。到底我的妻子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而且，話說回來，我這麼拼命，也無法賺到錢，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啊。
這兩個問句深深地折磨著這個男人的心靈，既然傳統賦予女性的角色便是「男主外，女主內」，那麼女性只要做好自己的份內事就可以，何必出去一向不屬於她們的世界？所以，在快速變革的時代裡，阿梅只知道在米價昂貴的從前，可以快樂地過日子。卻在米價便宜的今天，每天為米煩惱。會有這種蠢事嗎？
可見這對夫妻也曾經有過快樂的日子，如今在經濟的逼迫之下，才形成了反目相向的局面。父權文化價值觀深值阿梅的腦中，因此當她遭受「種族」、「階級」壓迫而委屈自己去賣身時，她心中充滿「金錢」與「道德」的衝突，作者對阿梅的內心世界有以下的描寫：
雖說是三十歲的女人，由於是第一次，臉皮不夠厚，不自然得有點慌張。被不認識的男人野蠻地用力抱住背時，她真的很想哭。不過，當手中握著錢時，「得救了！」心情也就輕鬆起來。然後給站在門口監視的老太婆店主一些錢。要回家時，後悔的念頭又襲來，覺得自己做了非常惡劣的事。一時之間，她怒火大發，直想諷刺丈夫。近日來，她覺得一切都很厭煩，很見不得人。
阿梅的靈魂正被「金錢」與「道德」拉扯撕裂，她因此覺得憤世嫉俗，對一毛錢也賺不到的丈夫充滿懷疑與怨氣。阿梅不但要去工廠做女工，又要出賣肉體來賺錢，回家後還得料理家務和照顧小孩，她因此疲於奔命，既賺不到幾個錢，又無力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面對孩子時，她甚至覺得自己身體污穢，對不起孩子；阿梅一方面自慚形穢，一方面又認為是丈夫害她變成不潔的女人，因此夫妻之間的爭吵與誤解更加惡化。
不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牛車〉中的阿梅，在呂赫若的作品裡，是一個比較兇悍、且具有反抗個性的女人。固然，添丁是入贅的丈夫，但是，在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影響下，阿梅卻敢於吵架、打架，可說是已違背了一般所認知的常道；甚至到後來，阿梅還要趕添丁出門，兩個人一起鬧到了保正的家中去。趕出添丁之後，阿梅及二個小孩的生活會過得更好嗎？想必在盛怒之下的阿梅也沒有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她所能做的只是「趕走這個帶給她生活壓力的男人」，所謂的「生活壓力」，指的是男人再也不能養家活口，而非僅僅是因為男人也需要她供養而已。就這點而言，阿梅無疑地想試圖操縱控制自己命運的繩子，對她而言，這便是最好的辦法！儘管她趕走添丁後，捍衛家庭的防護網即將消失，她也必須自己去面對更巨大的社會壓迫。一個弱女子能承受如此的壓力嗎？
撇開整個大環境不談，阿梅囿限於自己的無知，不能諒解丈夫，進而欲趕丈夫出門，這是傳統加諸女性的束縛，不能因此責怪她的無理。當女性日日團團轉於尿布及三餐之間時，她又如何能知曉外面世界的變化？當她蓬頭垢面處理著家中永遠也料理不完的瑣事時，她又如何得知，外頭的世界有無改變？阿梅面對壓力，雖然抗爭的對象有誤，但是，在她想要把丈夫（壓力的來源）趕出家門時，我們看到女性自主而頑抗地想要與命運搏鬥的韌性。此種不肯低頭的奮鬥精神，在講究三從四德的守舊氛圍裡，仍然是散發著屬於她自身獨特而強韌的生命力。
2.〈暴風雨的故事〉中的罔市
＜暴風雨的故事＞從佃農老松的稻米遭受「颱風」破壞後的窘境寫起，因為地主寶財硬要收租而帶出罔市心中陳年的傷痛。呂赫若將罔市的回憶以倒敘的手法夾寫在此次的颱風事件中，作者先簡單說明罔市的童養媳身份，並透過村人的誇獎來突顯罔市的「孝順」與「勤奮」，接著寫出罔市不為人知的憂傷。
迥然不同於〈牛車〉中的阿梅，罔市是個「圓眸的眼眸閃著幾分嬌媚，從各方面而言，都是個討人喜愛的女人。」在夫妻相處方面，儘管生活也是貧困，但是她卻不像阿梅整天與丈夫爭吵。或許是因為操縱阿梅夫妻的是一隻巨大而無形的黑手，阿梅既看不到也無從體會它的存在；然而，掌握罔市夫妻命運的，卻是近在咫尺的地主―寶財。他的存在，使得罔市夫妻有了同仇敵愾的對象，當罔市的怒氣發洩在寶財身上時，自然就不會對自己的丈夫有何怨言。
或者，也是由於個性的關係吧！她在公公死亡、婆婆失明後，毅然決然地挑起一家重擔，無怨無悔地操勞著，連村人都讚嘆她：「阿茂婆娶的媳婦真是孝順，度量這麼好」，也正因如此，她被地主寶財強暴後，由於寶財要收回佃田，她一點也不敢聲張。因此她一再被強姦，作者以「地主」的權勢突顯罔市心中的悲哀與無奈。當她想到死的時候，丈夫不知情的臉，四個可憐的孩子，使得她連求死也不能。人活著，還有什麼比「求生不能，求死不能」還痛苦呢？
罔市的委曲求全都是為了家裡的生計。她相信寶財的甜言蜜語，以為他真的會特別通融自己一家。因此，當寶財無情到要捉最後的兩隻豬來抵償時，她不由得怒火中燒，產生出玉石俱焚的悲烈情懷。她歇斯底里，十九年的鬱悶如崩潰的堤防，這是柔弱女性最後的掙扎，悲壯的反擊。她的情緒持續著，她不由自主地向丈夫批判地主的不是，憨厚的丈夫卻反過來責備她。
再這樣的話──罔市頭中嗚嗚作響地想著。雖是歹運，但受到地主的欺壓是很明顯的，對於丈夫的不在意，她的心涼了半截，她氣地主花言巧語騙了她的身體，苦心養的雞也被地主的兒子惡作劇似地殺了，罔市心中於是燃起一把怒火。看到丈夫只想到頭家，罔市就覺得這些年來一直依靠著丈夫是由於自己太膚淺愚昧了。但是輕視丈夫無能的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還不是束手無策地顯出自己的無能──
共同的敵人仍然頑強，相知的盟友卻反咬她一口，生命至此，還有什麼進路可言？在僅有的一線希望也破滅時，她選擇了最後的一條不歸路―親手結束了自己及其短暫的一生。罔市在此嘲笑丈夫的無能在於他懦弱怕事，不同於阿梅的無知。罔市因為想反抗地主無理的剝削，反而招到丈夫與婆婆的責備，此一孤單處境促使罔市自殺的悲劇行為。因為作者對罔市死前的心理狀態以及挫敗的抗議行為有很詳細的描寫，她的死已非昔日的茍且偷安。許俊雅在＜冷筆寫熱腸──論呂赫若的小說＞一文中也認為：「罔市自戕以前，作家成功表現了老松的懦弱與地主的欺壓」，作者對於罔市絕望心境的描寫，「和盤托出了她內心巨大的、無法再繼續承受的痛苦，終於，她憤而自縊了。」
遺憾的是罔市死前竟然未曾向家人表明自己的遭遇，使她的死又蒙上逃避現實的陰影。呂正惠在＜殉道者──呂赫若小說的「歷史哲學」及其歷史道路＞一文中認為：
罔市的自殺是全篇最大的轉折，但呂赫若卻也只是平平道來，缺乏強力的震撼效果。
罔市在臨死前將自己棄世的「詮釋權」也放棄了，她的痛苦與憤怒只能間接透過女性友人轉述給丈夫知道，這樣消極的死法沒有繼承到先前勇敢的反抗。原因或許就在於罔市對於「階級」宰制十分不滿，但是對於父權文化的貞操觀卻缺乏反抗意識。因此她敢公開責罵地主，唯獨不敢說出自己被強姦的遭遇。作者安排罔市突然自殺的情節，似乎只是為了要喚醒「窩囊」丈夫的反抗意識與行動。
同樣是被貧窮所籠罩的阿梅與罔市，都有為自己生命尋找出路的希望。「受到丈夫不能養家之苦」的阿梅選擇了逐出丈夫；但是罔市則事先受到地主的欺凌，轉而向丈夫傾吐後，復對丈夫感到絕望。於她而言，已無任何退路可走，唯一等待她的，只是死路一條。二者細細對照，柔弱溫順的，魂歸離恨天；頑強抵抗的，跼跼獨行於不可知的未來。誰對？誰錯？該做？不該做？有全能的神可以為當時的女性指引出一條明朗的方向嗎？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二）傳統婚姻祭壇上的犧牲者
1.寄食夫家而憔悴瘋狂的妻妾
（1）〈前途手記―某一個小小的記錄〉中的淑眉
傳統加諸女人身上的束縛是所謂的「三從四德」、「男尊女卑」及「無後為大」的觀念。自妓女出身的淑眉，成了林的妾之後，她對於自己做為「妾」的身分，是有些滿意，甚至驕傲的。她那當農場的母親目睹女兒住在寬廣的洋房而目瞪口呆，在她的想法裡，這樣的生活便是幸幅了！有婚姻，而且是一樁有錢有勢的婚姻，是傳統父母對女兒的最佳希求。然而，淑眉始終悶悶不樂，因為儘管有了名份，但是因為自己沒有兒子，偌大的家產就沒有繼承權。
淑眉向丈夫要求抱養孩子寫起，丈夫的冷漠與正妻的挑釁，加深了淑眉在夫家危墜的地位；曾經當過風月女子的過去，說明了女性獨自在社會上謀生的困難，也加強了淑眉想要生個兒子來長期寄食夫家的執念。在進退兩難的女性處境下，淑眉求子的執念更加引人同情。作者以富人小妾淑眉一心求子到瘋狂的經過為主軸，配合外在無情的人事與環境的描寫，使得整篇小說充滿同情淑眉的語調。小說最後甚至讓原本隱身的敘述者──老婦人與傾聽者──「我」現身，一同為淑眉流下同情的眼淚，文末飛過的雙燕對照了人世的無常。
＜前途手記＞的敘述者試著切入淑眉的內心世界，小說常以淑眉陳述她「自己」的觀點。透過這種擬自述的方式，淑眉做妾的尷尬、無子的憂患、死前的瘋狂和寂寞的一生，具有引人共鳴的無限哀情。例如：當淑眉被丈夫冷落時，她想著：
這樣下去的話，將會被拋棄，一定會再次置已老去的自己於陰暗的最
底層吧。自己僅僅是妾而已，一毛錢也拿不到，將會如一片樹葉般地漂
流而去吧。但是，那忍受得下嗎？那忍受得下嗎。好不容易才掙到這個
地位，可不想做個愚蠢的女人。
作者從同情淑眉的角度寫出她的心聲，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淑眉的主動性，當過藝旦的她能夠成為富人妾已經是很難能可貴了，聰明的她知道「色衰愛遲」的下場，因此她努力的想有「兒子」來鞏固自己的生活。正妻當著兒子的面罵她為賣淫女，已經不缺兒子的丈夫對她敷衍了事，作者借此描述來加強淑眉求子的渴盼與必要性，也因此合理化了淑眉無「子」的絕望與瘋狂。小說中極力描寫淑眉「假性妊娠」時的幸福與喜樂，於是當小說轉寫到丈夫取出淑眉藏在腹內的布時，作者刻劃出淑眉深沉的絕望心境。
在敘述淑眉黯淡的心情時，呂赫若也採取了自然主義「迫近自然而求其真」的寫法。
在田圃裡，嫩苗同時舞動著，下著密佈的細雨也降起濃霧，庭園裡的榕樹也低垂著。淑眉把臉貼在二樓的玻璃窗上，望著四周地想著為何是這樣可厭、鬱悶的生活呢？白色而朦朧的霧迅速地包圍著她的心，雨勢變大而敲著窗戶……。
以情觀景，情景相生，不僅是外頭的世界起了濃霧，在淑眉的心亦是濃霧一片。
她因此而生了一場大病，病後卻又信心十足地四處尋找新方法。她窺伺到林與下女的姦情不但沒有怨恨，反而也希望下女能生個兒子，以免重蹈她的覆轍。她再度到廟裡找神符，也不知道是過度服用還是因為其它緣故，不是懷孕，居然是胃癌。這真是個嘲諷的結局，淑眉得知絕症的消息時。猶在嚷嚷著：
我怎麼能死呢？怎麼能死呢？我還沒生小孩。啊，我會變成乞丐婆，還沒生小孩。
究竟是恐懼繼承不到財產，這是恐懼在不同國度沒有子孫的膜拜？這兩者漸漸地混雜成一，雪球越滾越大，大致淑眉無法承受；大至象徵性地在淑眉腹部日漸隆起，於是一切終歸塵埃；一切終歸黃土，只不過是死神的一個玩笑。
（2）〈財子壽〉的玉梅
玉梅是一個本性善良的女性，她也是因為婚前出身的弱勢，使得她對於成為有錢人的「後妻」的遭遇感到「幸福」。後妻雖然地位不如前妻；但是前妻已死，所以玉梅不必如淑眉般地生兒子來與正妻爭權。晚婚的玉梅，原本以為嫁做「後妻」是「命中注定」，嫁入周家後，她體會到：
自從娘家沒落以來，早已斷了結婚的念頭，現在突然能變成不用洗衣燒飯的好太太，因此內心常常充塞對丈夫的感激之情。
正因為玉梅如此地矮化自己，所以，後來也成了海文虐待的對象。家裡的長工溪河伯就有這樣的體會：「光是貞淑對海文是不受用的。」玉梅的個性甚為軟弱，她奉丈夫為主人，對人百般畏懼，遇事總是先退縮自省，當玉梅為丈夫對小叔海山的無情而感傷落淚時，作者寫出她驚懼的內心與舉動：
驚覺自己的反應時，眼光瞄了丈夫一眼，幸虧他已經走去庭院，就在自己的背後。最好不要讓他看見，於是逃跑似地進入房間。
作者透過對周遭人事的描寫與對玉梅內心與言行的描繪，逐步建構成玉梅的瘋狂下場。葉石濤在＜從「送報伕」、「牛車」到「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文中指出＜財子壽＞的玉梅所代表的角色意義為：
活在封建桎梏裡的後妻的悲劇，不但象徵了自古以來女性所承擔的可悲命運，同時指出了被「家」所束縛的整個亞洲地區婦女的身心創傷。
如果說莫泊桑的小說「女人的一生」寫的是歐洲婦女的服從與悲苦，那麼呂赫若寫的是更暗澹的亞洲落後地區的婦女的服從和挫敗。
從秋香回來之後，玉梅變成了家人共同的作戰對象，連以往一向對他尊敬有加的下女素珠，也一反常態地怠慢她，到最後，甚至吃飯也不通知，連剩飯也倒給豬和狗吃，存心餓壞玉梅。玉梅在不堪虐待之下，終於發瘋了。玉梅的老母，面對女兒，起了無限的感慨：
正欣喜她能嫁作富豪妻，誰知沒有多久，就變成可怕的瘋子。……到底是何因果，連神明也拋棄了這麼貞淑的玉梅。
玉梅從已過結婚年齡的老處女，變成富有人家的繼室；淑眉從妓女搖身一變，成為有錢人家的妾；二人的命運都類似灰姑娘的情節，然而到後來，一個蒙受死神的召喚，一個憔悴瘋狂，也是同樣的悽慘與不幸。福禍相倚，當福眷顧時，焉知禍不正在後頭？當初的欣喜，轉眼成空，女性的命運，便是如此地捉摸不定。
2.從事色情工作的女性
（1）〈女人的命運〉中的雙美
如果說婚姻是個枷鎖，那麼愛情無疑是引誘女性去自投羅網的糖衣。雙美就是如此一個心甘情願為愛情犧牲奉獻的女子，她對愛情的執著在瑞奇失業時，表現得最為徹底。她「一點也沒有責備因失業而遊手好閒的瑞奇，反而以更銘心的愛來愛瑞奇。」甚至，當有人出巨額的錢要買她的心與肉體時，為了瑞奇，她也拒絕了，「這種做法可說是為那個男人豎起了貞潔牌坊」。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乃是她「對於早日成為正式的太太，有個家庭存著無限的憧憬。」所以，她不辭辛勞地賺錢養家，擔負起傳統男性所應有的責任。這真是一個奇怪的邏輯，女人為了傳統甘願含辛茹苦地奔波，又不惜違反另一個傳統（母代父職）來完全心願，這其間的矛盾，只能解釋為愛情的魔力！
然而，愛情可以使一個女人心甘情願的工作，卻不能讓男人抵擋金錢的誘惑。當有錢的寡婦伸出手時，瑞奇已經不能把持住自己。慾望在增長，感情在消退，空有愛情，沒有麵包又如何呢？有了麵包，又怎能比得上有錢有勢、呼奴使婢的富有人家生活呢？當他幾經掙扎，終於妥協在金錢的裙腳下時，也正是聖潔的雙美瓦解、崩潰之時。「我要當妓女了。」這下她的解脫，失去了男人的愛，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肉體解放，心靈解放，道德也解放。因為，就算墮落，也是男人的罪過，「吹皺一池春水，甘『我』底事？」男人的叛逃，造成女性道德的瓦解，可見維繫道德的力量自始自終就在男人身上，這種觀點徹底地彰顯了女人對男性的依賴與附屬。
（2）〈冬夜〉中的彩鳳
淪為妓女的彩鳳，她悲慘的命運都緣自於丈夫―前後兩任的丈夫。前夫被日本人徵調當兵，一去不回，使得她失去經濟來源，不得不回到娘家，進入酒館工作；繼任的丈夫則是先以擺闊的手筆騙她上手，等玩膩了，又棄她若敝屣，甚至把當初送聘的三萬元，也悉數索討了回去。錢已被貪財的父母花費殆盡，彩鳳如何償還？結局自然是淪落火窟。「迎面吹來的冬夜的冷氣刺進她的骨裡，但她不覺得。」既是刺進骨裡，如何能夠毫無知覺？想來是有甚於此的痛苦壓迫著她，才能對此毫無感覺。壓迫的是她貪財的父母，是整個不易謀生的社會環境，更是個玩弄女人的卑劣男性。婚姻的枷鎖解除了，留給她的卻是貧病交迫的一生。況且，她沒有一個可以知心的人，翁姑不理她，母親好賭博，父親阻止她走入酒館的原因是「外頭的批評，是不可不注意的。」然而，在「彩鳳從酒館裡帶回來的錢拿給他的時候，他卻沒有一句話了。」生命像個黑盒子，容不進一點一滴的光線。
3. 無由自主決定婚姻的女子
（1）〈廟庭〉、〈月夜〉中的翠竹
翠竹是個被婚姻枷鎖套牢的女人。她與男主角曾經有過一段甜蜜的童年往事，成人之後，各自選擇了自己的道路，偏偏對翠竹而言，是一個悲慘生活的開始。第一任丈夫死後，翠竹曾有陰暗的日子；不久之後，她很快地就再婚了。但是，第二次的婚姻，帶給她的痛苦，遠勝過與丈夫的死別。更令人難過的是，明明是如此痛苦的婚姻，她的父親能百般設法要翠竹回到婚姻的牢籠裡，即使是身為翠竹的青梅竹馬，受過新式教育的表哥，也一籌莫展。他一樣堅守在傳統的想法裡，認為「勸合不勸離」，起碼她是別人家的媳婦了，與他是毫無關係的。
在這場婚姻的爭執中，只有母親是站在翠竹的一方，但對於翠竹的不幸婚姻，她的母親雖然痛在心裡，也曾數度挺身而出抵擋父親方面的指責，但她卻守著「結婚生子是女兒無可選擇的歸宿」的信仰而沒將可憐的翠竹留在家中，也壓抑了自己的母愛，這明顯是退縮的性格。在父親方面，則以「祖先的牌位不祭拜姑婆」和「我已經用盡了方法才使翠竹再婚。對方拿了我的三百元的陪嫁金與日用家具，絕沒有白白捨棄的道理。」為理由，硬將受難的女兒再度趕入虎口，這個父親一方面篤守著傳統的教條，一方面愚昧地掄使著父親的威權。在翠竹的家中，我們看到了父親高昂而又嚴厲的指責口氣，不疼愛女兒，不尊重妻子，甚至還以經濟上的理由主導自己女兒的命運，這又是一樁男性的沙文主義和封建父權體制下產生的悲劇。而翠竹雖有兩位兄長，但在翠竹受難時，卻都未能一伸援手，這個無情的事實，說明了女人的地位在家庭中是多麼地微不足道。
至於翠竹的婆家，婆婆、小姑和丈夫是三個人格扭曲的共同組合。丈夫的冷酷無情，視結婚為兒戲，反映出他對婚姻的價值已扭曲成肉體遊戲，從來沒有嚐過被愛的溫暖滋味，其人格發展顯然是有缺陷的。他從歷經八次的婚姻經驗中，卻仍然沒能體察婚姻的真正意義。至於讓翠竹猶然滋生恐怖之感的婆婆和小姑，究竟在她們的心中橫梗著是什麼呢？作者透過翠竹的表哥―「我」看到她們兩人的臉是：
那是多麼鬱悶、不愉快的臉啊！
原來她們早在翠竹嫁來之前就已然背負著專屬自己命運的枷鎖，早有葛藤纏繞著她們的靈魂，她們聯手對翠竹凌虐，在翠竹一次被辱罵後的含淚叫嚷中，最是以反映她們母女的心態：
如果我的存在妨礙你們，當初為什麼把我娶進門？嗯！大家都是這樣的
。因為八位媳婦都妨礙到你們了，所以被驅逐出境。如果忌妒兒子睡在媳婦的房裡，為什麼還要娶媳婦呢？
翠竹的這番狂叫，婆婆的反應是：嚇呆了。等清醒過後，臉色蒼白，手腳哆嗦。小姑的反應則是破口大罵，與母親共同把翠竹圍起來，拔下髮簪，準備攻擊。很顯然地，翠竹命中了要害，面對著幾近狂亂的婆婆，翠竹再補上一句：
不是這樣嗎？你不是忌妒嗎？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裡。
接著，只看到婆婆頭髮散亂地以更恐怖的表情，手拿線香，假借天地鬼神繼續向翠竹下毒咒，進一步施加靈魂上的迫害，丈夫則是更毫不留情地摑打翠竹的臉頰，之後，婆婆便在兒子公然站在自己的一邊出手懲罰翠竹而獲得勝利，在成功踐踏翠竹的人格之後，婆家同意讓翠竹留下來，很顯然地，翠竹這個角色，是提供婆家三人不同需求上的滿足。丈夫從翠竹身上得到性慾和遊戲婚姻的滿足；婆婆則以凌虐翠竹來證明她與兒子之間關係的存在；小姑則以破壞翠竹的婚姻幸福來紓解未婚的隱痛和對幸福婚姻的渴望，翠竹的命運就是這樣被擺佈著。此外在情感上，就婆婆而言，面對著自己的孤單與衰老，她只能依附著家中唯一強勢的兒子，不能允許他在各種途徑中離開她；使她成為被拋棄的人。所以，當她在一次的衝突中，咬住嘴唇，伸出右手的食指，想戳翠竹的額頭且大叫：
哼！哭啊！你以為哭的人就是贏了，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這位在孤寂中捍衛自我的老婦，其實是在與翠竹戰爭的，若她輸了將失去兒子，也將失去自己生活的依據；至於小姑心中，則是對幸福婚姻的渴望與落空，這是她心靈深處最脆弱的禁地。小說中這樣寫：
不管是傳言或根據翠竹的說法，這位小姑似乎是策動中的中心人物。果真如此，她是默默看到兄嫂這位女性幸福的婚姻生活而無法忍受吧！
翠竹的表哥―「我」雖然也能體認翠竹的苦難，知道「既然對於如此不像話，就沒有必要勉強在一起。」但是，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一位非常有教養的小姐，只要一次解除婚約，就已經喪失能選擇理想中結婚的資格，一過二十五歲，只能淪為做人家繼室的命運。」於是，雙親只能淡淡地處理女兒的婚事。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也就百般委屈翠竹，只是為了要婆家能再度接納她。內外夾攻，翠竹情何以堪？終於在一陣歇斯底里的發洩之後了投河自盡結束自己的生命。翠竹是弱者，因為她無力反抗加諸她身上的一切不公平待遇；然而，負責當和事佬的表哥，更是可惡、可恨的弱者。他不惜將一切過錯往翠竹身上推，只是為了「圓滿完成任務」，一個女人被逼迫至此，還有什麼生存的樂趣可言？逼迫女性的，除了那雙看不見的傳統婚姻黑手，就範於婚姻空架下的男人，是不是也該負點責任？
（2）〈田園與女人〉中的彩碧
彩碧是個十分溫柔的女人，她當個童養媳，溫順又純真，見到從日本學成歸來的未婚夫，雖然羞赧，但是還是很快地端來洗臉水。小小的一個動作，描繪出她的傳統婦德。可惜未婚夫因為有了愛戀的女子，只願意把她當妹妹看待。在文章中，她自始自終都沒有出聲，終身大事就這樣任人擺佈。無言的生活，無言的動作，這正是傳統女性的典徵。她們像個玩偶，任憑長輩與男人們的操縱，即使婚姻大事，也絲毫由不得自己作主。
或許是因為受過新式教育的洗禮，呂赫若對於女性的自主權，往往有異常通達的看法。他不僅為無力反抗的女性代言，同時他也歌誦了具有自主、勇於求進的女性。
（三）有理想、有抱負的新女性
1.〈婚約奇譚〉中的琴琴
琴琴是一個勇於追求自己幸福的女子，是個「非常熱情、很有個性的女性」，她是所謂的「馬克斯女孩，有不讓鬚眉的熱情與尖銳的意見，因此男人們相當看好她的前途。她的雄辯、熱烈的口吻，以及堅強的意志，經常令男人們咋舌。」她認為「台灣的女性不更自覺是不行的。」唯有如此，她才能勇於反抗自己所不願接受的婚姻。琴琴的婚姻觀非常前衛，她說：
說是既然已經訂婚，就強迫女性要準備結婚，而且要履行結婚的義務，這都是男子獨裁的布爾喬亞思想，不是嗎？我在結婚之際出來旅行，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啊。
這是對男子威權的一個反撲。琴琴不甘願成為婚姻祭壇上的犧牲者，甚至在琴琴的父親與未婚夫即將前來捉她回去時，她還以嘲笑的態度說：
哼！這些傢伙！隨便他們嘶喊好了。我又不是玩偶。
這樣的一個充滿智慧的女性，連男主角也不禁自慚形穢。在文章最後，他「不禁佩服琴琴這麼快就看穿這個男人的慧眼」，證明了連男人也自嘆不如。
在琴琴與春木的對談中，作者一再強調琴琴坦率大方的態度與堅定不屈的意志，相對的，男性知識青年春木顯得較為保守與謹慎。後來春木到瓊芳家的對話，更加強了這種「女強於男」的對比。
琴琴在這篇小說中成為被男性春木佩服的女英雄，作者這種「奇譚」的寫法，受到女性啟發的男性知識青年春木反而成為小說的主角，琴琴的角色雖然具有積極的作用，在這篇小說中的她卻成為被男性讚賞、學習的先知先覺者。難怪呂正惠會在＜殉道者──呂赫若小說的「歷史哲學」及其歷史道路＞一文中認為：
如果從強調琴琴是個「勇敢」的新女性的觀點來看，或許直接描寫琴琴
和明和、琴琴的父母的衝突更具張力，而呂赫若卻完全不顧及到這些。
＜婚約奇譚＞可以說是呂赫若平直敘述故事，最無特色的作品之一。
我認為＜婚約奇譚＞對琴琴的直接刻畫雖然不多，但是這一篇小說的女性角色以及敘述結構在日據時期的台灣小說中具有獨特的意義。況且在作者對琴琴與春木的對話過程中，作者還是很注意琴琴的一言一行，對琴琴的角色性格刻劃前後一貫，而且形象鮮明。在春木描述琴琴的過程中，他個人的男性觀點大量出現，並同時受到琴琴的啟發而有所修正。
從文章中來看，琴琴因為反抗婚姻而受到男人的尊敬，這何嘗不是在說明，操縱女人命運的黑手，就是婚姻，唯有走出婚姻的枷鎖，女性才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2. 〈藍衣少女〉中的妙麗
〈藍衣少女〉敘述公學校的年輕老師蔡萬欽熱愛藝術，為了參加「府展」，而以女學生妙麗為模特兒，繪了一幅「藍衣少女」。然而，遠離文化的山村人們卻傳言他誘惑少女，遂將畫盜走，並向校長施壓，要求他向村民道歉。當校長以教育者的身份來質疑他時，蔡萬欽對此身份感到莫名的悲憤：
這是多麼骯髒的人世啊！乖僻的看法是天下的常道嗎？（中略）嗚呼
─---總之是因為自己是教員的緣故嗎？萬欽對所謂教員而縮小身影的
自己，有種想在侮蔑、同情與悲嘆交織的叫囂聲中躍躍欲試的衝動。
然而，面對校長與地方有志之士的無理，主人公卻失去鬥爭的體力，叱責自己只是個無用的畫家，甚至想向地方人士道歉。此時，出身富豪世家的妙麗卻有截然不同於老師的想法。當敗北的萬欽承認「金錢至上，藝術愚蠢」的時候，妙麗卻揭發事件的幕後主使人是其未婚夫─徒具財力的資產階級青年姜大川，接著她高聲喊叫：
生活沒有意義，不是嗎？乞丐也有飯吃。在這個山中，而且要成為那個白癡、像標本的姜大川之妻子，一輩子與他共同生活，無論如何我都無法辦到。無法辦到。是的。無法辦到。我不要在這個山中，在這個討厭的空氣中，日覆一日重覆討厭的工作，等待變成黃臉婆，然後長埋於此山中。不要！我不要嘛！有錢也不能怎麼樣啊！我想更深入
探求生活的意義啊！這樣世界才會遼闊啊！不是嗎？
妙麗是為不合理婚姻奮鬥的角色，呂赫若對妙麗這角色著墨較少，大概是因為這篇是為了維護藝術的自主性而作。所以除了一些吶喊，有以上的自覺外，沒有情節可以交代妙麗心境的來龍去脈。
3. 〈山川草木〉中的寶蓮
呂赫若則在〈山川草木〉描寫一位將成為「台灣崔承喜」的音樂女性寶蓮，在父親病故、繼母排擠下，回歸田園，放棄藝術，成為性格剛毅的勞動村婦。當「我」看到寶蓮這樣的改變時，為之感動：「現在我覺得勞動的女性也是一種美。」而寶蓮對於勞動的生活也不再遲疑，反而肯定地說：「我想這就是生活」、「生存的方法」。隱藏了批判能力，向艱苦的生活妥協。我覺得寶蓮與其說是掙脫傳統包袱的女性，不如說是呂赫若左傾思想下的典型勞動女子。
（四）外遇、情慾事件中的女性
1. 〈逃跑的男人〉中的慶雲妻
小說中的男主角慶雲背著小孩遠離家鄉，即是因為受不了應當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的妻子的背叛。他在母親死後，活在父親、繼母及繼母所生的弟弟等人的欺壓下，好不容易娶了老婆，滿以為從今以後有個志同道合的伴侶了，誰知妻子居然趁丈夫遠行的時候與繼母的兒子私通，徹底粉碎了他唯一的希望。
在這篇小說中，以男人為弱者，女人成了主宰婚姻的黑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慶雲妻並不是唯一的主謀，而是整個家庭的壓力促使男主角慶雲離家，可見在婚姻裡，女性的力量真是微不足道的。
2. 〈財子壽〉中的秋香、素珠
秋香是海文前任妻子的下女，海文好色，與她私通，東窗事發後，秋香不能見容於太太，而被逐出家門；但當海文娶了繼室玉梅之後，她又帶著小孩回來。海文不經意流露的欣喜，給了她作威作福的勇氣，於是喧賓奪主，籠絡下女素珠，共同虐待起玉梅。她給玉梅帶來了苦難，秋香一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姿態，「不樂意也沒有關係，你不是問題，最好不要吭聲，不要裝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樣子。」這一席話，宣告了這個家庭的生活將要重新洗牌，這又是另一個強悍女人的異數。
秋香巴望的是權力與金錢，她在勢力上取代了玉梅的地位，極盡所能的凌虐她。在這裡，素珠便成了秋香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與映襯。當素珠成功地引誘了海文之後，當年的下女事件便翻版般地重演。她成了秋香的影子，昔日的戰友，今日的情敵，彼此都以搶奪丈夫的悍婦心態暗自較勁。女人與女人的爭鬥，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呢？所以當溪河伯看著這兩個女人的拉扯時，也不禁為他們的愚蠢而失笑。素珠重蹈秋香的覆轍，等著媒人上門；秋香偷得了八十圓，遠走高飛，與惡魔為伍者，也必為惡魔所欺。
四、小說中台灣殖民統治下女性的觀察
兩種台灣女性的形象，塑造於呂赫若的小說之中。第一種形象，是封建體制與殖民制度下被壓迫的女性；她們企圖掙脫父權的支配，卻總是難以成功。第二種形象，則是具備自主意願的女性；她們勇於抗拒男性沙文主義的文化，並且積極追求屬於自我的命運。兩種女性承受的生命經驗，也正是殖民地臺灣所穿越的歷史道路。因此，在呂赫若小說中見證的女性命運，幾乎是臺灣歷史命運的縮影。
呂赫若文學對女性形象的經營，在日據時期台灣作家應屬少見。一位作家在面對社會轉型期產生不平衡的文化現象時，為何選擇女性做為小說中的重要象徵？呂赫若小說裡建構起來的台灣社會，充斥著各種迫害、剝削、歧視的事實；而這些事實竟都與女性緊密聯繫在一起。呂赫若把台灣女性視為被壓迫的象徵，自有他的創作理由。他的理由，是否就是歷來研究者所說的，僅僅是對日本殖民體制的批判？或者是，呂赫若還有更為深刻的關切，企圖以小說形式來檢討台灣社會本身的性格？如果說他的文學主在批判台灣社會，那麼呂赫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就值得深入去探討。
呂赫若小說中令人訝異處，在於他身處殖民統治之際，並未遺忘台灣社會還停留在封建制度殘餘的階段。因此，他在描繪女性的處境時，並不把殖民統治者視為壓迫的唯一來源；他也把注意力投射在台灣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性別壓迫之上。女性的身體，究竟是帝國主義者眼中的「借來的空間」，還是被殖民者男性眼中的「固有的領土」？這個充滿懸疑的問題，是呂赫若小說中密切在探索的。
殖民地女性地位的淪落，來自多重的壓迫。台灣社會內部既存的性別歧視，是第一重壓迫。當男人無法自我維生時，遂轉而要求女人出賣她的肉體。男人以勞動換取金錢，女人卻以身體換取生活；這樣的文化結構，與封建社會裡的性別壓迫是息息相關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階級歧視，乃是台灣女性的第二重壓迫。台灣女性面臨的第三重壓迫，是不折不扣的民族歧視。
呂赫若的批判手法，在檢討封建父權的凌虐時；他並不只是對就是地主或新興資本家的譴責而已，即使對於當時知識份子的男性優越心態，也毫不留情的加以揭露。呂赫若自己是知識份子的一員，知道整個社會結構的不合理，尤其對女性而言。
呂赫若小說透露一個更為清楚的信息是，男性在任何條件下。都有辦法達到滿足自我欲望的目標；而女性無論創造對自己如何有利的條件，她們追逐的目標不免落空。台灣社會的文化結構，自然就是充滿性別歧視的；不待殖民體制的到來，性別壓迫早已使台灣女性處於卑劣的境地。
身為男性作家，他揭露男性文化的傲慢與落後，為當時女性的遭遇設身處地發出聲音。僅憑這點，就足夠顯示他獨特的洞察力，更為傑出之處，莫過於他在刻劃女性被壓迫之際，又同時描寫台灣女性追求自主意願的掙扎情況。
呂赫若小說塑造的兩種女性形象，正反對比，明暗互照。縱然色調與情節各有不同，呂赫若批判父權文化的用心卻隱約可見。探索台灣社會的殖民地性格時，呂赫若並不拘泥於傳統性別壓迫的思考，他還進一步用階級壓迫與國族壓迫的事實，觀察台灣女性地位的升降。
處在殖民時期的呂赫若，思考格局難免有局限。他的小說中女性，大約只有兩種出路，一是選擇死亡，一是選擇流亡。這種自我放逐的精神，固然是反映台灣女性的難以找到出口，但是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在呈現殖民地知識份子的苦悶。他注意到性別壓迫的存在，並不是意味就已具備了女性意識。性別壓迫，在象徵殖民地之被掠奪上，意義顯然較大。琴琴之離家出走，寶蓮之放棄音樂而回歸田園，也都是自我放逐精神的表現。這種生命的流亡，自然較諸生命的死亡還更有抗議意味。不過，無論積極或消極的放逐，都代表了呂赫若追求恢復主體的意志。
五、結語
在呂赫若筆下受欺凌的女性，有被貧窮逼迫的無路可逃的阿梅和罔市；有被套上婚姻枷鎖，求生不能、求死不能的翠竹；還有渴望生子的淑眉、被男人背叛的雙美、被丈夫虐待的玉梅，〈冬夜〉中的彩鳳所受的欺凌更甚。這些女性，各自受著不同的壓迫。
呂赫若的小說裡，所有的婚姻幾乎都是非常不堪的，不是因為貧窮而導致夫妻反目；便是在富有的家庭中享受著物質上的榮華富貴，卻在精神上品嘗著空虛。唯有〈女人的命運〉一篇，儘管結局依舊以分離收場，但這無婚姻之名的婚姻，卻有一段如魚得水的兩情相悅。這不也是個諷刺嗎？正如渴望懷孕的淑眉大腹便便而死，這樣鮮明的冷酷的對比，好比一把鋒利的刀刃，既挖掘黑暗的社會角落，也刺痛著所有善良而敏銳的心。當然，作者是第一個傷心人。
呂赫若以一個男子身份，卻能伸出他溫暖的手，關心遭受不合理待遇的女性，可以說，他是為了揭發社會的黑暗面，為了喚醒大家的注意，以維護弱勢團體最起碼的生活尊嚴而寫，他既非風花雪月的吟詠惰性，也不是為沽名釣譽而舞文弄墨，存在於他內心的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是一種希望明天會更好的悲涼使命。
參考資料
一、書目類
《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全集》 呂赫若著、林至潔譯 聯合文學出版社 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初刷
《呂赫若作品研究》 陳映真等著 聯合文學出版社 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呂赫若集》 張恆豪編 前衛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初版一刷
《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 許俊雅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初版
《台灣文學散論》 許俊雅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台灣文學與社會―第二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師範大學發行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初版
二、期刊類
〈呂赫若小說中的家庭及主要角色的心理糾葛〉 張達雅 樹德學報 卷期23 民88.05 頁177-201
〈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意識形態探究與生平再評價〉 林美琴 臺灣文藝 卷期159 民86.10 頁122-129
〈試探呂赫若小說「牛車」〉 陳文洲 臺灣文藝 卷期129 民81.02 頁74-80
〈日據時代台灣人在日本文壇―以楊逵「送報伕」、呂赫若「牛車」、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例〉 林明德 聯合文學 卷期11 民84.05 頁142-151
三、論文類
〈太陽下的兩個作家：龍瑛宗和呂赫若〉 朱家慧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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