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華不可？
在馬來西亞，要談知識生產問題，似乎也得分好幾個區塊來談。這區塊的切割，代表不同族群具有的各自的學術場域與知識空間，彼此可以是有交疊，抑或各自獨立，不相干涉。回到華人本身，因為擁有中英兩種不同源流的教育體系，導致這兩大源流的知識群體所呈現的思考模式、關心的議題，對華社的情感、對國家的態度，也許都有著明顯的差別。以大學情況為例，大學體制下的華人學者 ，便呈現兩種形態。一般來說，能使用中文書寫的華人學者，普遍上與華社的情感較為接近，另外以英文作為主要用語的華人學者，縱然他所研究的不少涉及的是屬於華人議題，華社對他們的認識，主要是依靠報館的翻譯與引介，而且他們也鮮少以華文報作為知識或觀念傳播的主要陣地。很有趣的現象是，與華社的距離與情感，對華人持有的同情與理解態度，似乎成為一個人「華」／「不華」的一個標準。
那為什么要提出「華或不華」這樣的問題呢？這種思維模式，在華社裡仍是存在的。在這裡得先插一個小故事。2001我曾參與一個有關公民社會的小型研討會，會場上有一個女大學生的提問，一直停留在我腦海裡到今天。當時她提問說：為何我們不能「走出華社」？為什么華團不能消失？她情緒雖然有些激動，但情感很真摯，說出這番話，基本上也反映了一些年輕人的想法。這個提問及後來所衍生的討論，基本上反映了90年代末，特別是經過安華事件釀生的「烈火莫熄」改革運動洗禮的大學生，在自我華人身份界定與政治參方面，開始想要嘗試不一樣的實踐方式。他們希望能走出華社思維，更加強調所謂的「馬來西亞視角」，希望能用「跨族群」意識來看待馬來西亞普遍的問題，所以認為要摒棄中國意識（這與「華」有內在關聯），甚至對一些具華人精神象徵的建築物如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也產生極大的逆反情緒。
可以理解的是，要打破有敵意的族群意識，必須先在思想上從「種族性」中解脫，才得以重新建塑一種新的公民身份，然後在民主、自由、人權與公平正義普世價值上，凝聚出共通的社會意識，所以「去華人中心化」與「再馬來西亞化」的呼聲，在華人社群，特別是較年輕一代裡，產生不少的共鳴。他們從華人內部劃出一個「他者」，吊詭的是，這個「他者」即是持「華社思維」者。這種基調甚至也成為華文知識生產形態的二重個性，一方面立足於華社，把知識生產的服務對象，奠定在華社，並以爭取華人整體利益為最主要的考量。而另一方面，卻也希望擺脫族群的干擾，以「公民」視角取代之。這一兩年，「公民社會」這個詞彙已漸漸在華社流行起來，像每年度由華團主導的華人文化節，在去年即以邁向公民社會為目標之一，是最具指標意義的象徵。但兩者要如何擺放各自的位置，以免產生其中一方的「全盤否定」，便成為極大的挑戰。這也帶出一個嚴峻的挑戰：要如何面對知識上的他者，特別是在一個族群結構化的知識體系裡頭 ？
所以，提問為什么非「華」不可？可否不那么「華」，若追問下去，並非旨在突顯二元對立思維的僵化，而是何以這種思維會成為了解馬來西亞華人對於知識生產認知的一種理解框架。以下我想從東西馬華社的民間研究機構的成立，以及其學術與知識生產特色，尋求一些解釋，或許可以提供給我們一些理解的語境，以及其歷史原因。而如今，我們又可以有怎樣一種超越這種理解框架的方式，尋找能夠面對這個時代問題意識的知識動力？
（二）民間知識場域與八十年代
選擇位於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與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為分析的「媒介」（而非文本），把視角定位在民間知識場域，基本上亦反映出馬來西亞華文知識狀況的一個面向。第一、主要是因為大學或與國家政策有關聯的研究機構的學術或知識成果，基本上受到整個政治嚴重的牽制，知識與政治與族群相互糾葛更為複雜。最近鬧得沸騰的，則是一曾被政府委託作研究的亞洲策略與領導研究所（Asli），以林德宜博士為首的《企業股權分配：過去與未來政策》的研究報告公佈後，指出土著（馬來人）在股市的持有權已達 45%，結果引來政府機構，如大馬經濟研究院 （MIER）的非議，指出不該把政府相關公司持有的股權，都歸納為土著股權，因為那是屬於大馬全民，並非只是土著而已。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也批評Asli所計算的股權有率不正確，並指出根據政府的數據，土著只持有 18.9%的股權，繼而引發了有關土著股權計算的爭議。最後，該中心主席米占馬哈迪出來道歉，承認計算方式有弱點，但作為研究中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林德宜卻不認為有誤，於是選擇辭職。這事件被廣泛討論，是因為Asli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被賦予的首要任務是為第九大馬計劃實施提交建議報告書。在政府所實施多年的新經濟政策裡，曾說明倘若土著股權已達30%，即可取消對土著的扶助政策，可見這報告書對土著權益有極大的影響。第二，若要論及以華文為書寫的知識生產，其場域不在大學，而在民間社會（華社）。只要稍為留意華文出版著作，即可發現其作者群大部份均來自大學體制外，如文化人、文史工作者、評論人或民間研究機構研究成果等，構成一個所謂「民間的華文知識場域」。
華社研究中心（簡稱華研）成立於1985年，至今已有二十二年之久。當初它成立於八十年代的華社，那是一個充滿焦慮、傍徨與苦悶的年代，在 1969年發生種族衝突的五一三事件後，政府開始實施了新經濟政策，這導致華社在政經文教方面皆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這也是族群關係被結構化與制度化的開端。而在 80年代華社面對最嚴峻的挑戰則是國家文化政策問題 ，明顯的華人文化在國家地位上被進一步的邊緣化，國家文化幾乎就等於馬來文化。於是「華資」成立後，除了大力推動有關華人研究以外，就曾舉辦有關「國家文化研討會」、「新馬華族歷史研究之方法與推廣」，「五四運動與大馬華人社會」，甚至是作家們也開始詢問自身的社會責任，華資在 1989年就曾辦一場題為「從文學殿堂到群眾的街頭──談馬華詩人能為國家社會做些什么？」的座談會；並且出版了《國家文化的理念論文集》，且另有英文與馬來文版，各別為 Defining Malaysian Culture和 Konsep Kebudayaan Malaysia.在 80年代中，身為華資主任的柯嘉遜（今為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院長）也通過華資出版幾本有關文化政策與政治政策。當時尚未改名為轉型以「研究 」為主的華資，實被視為是「一項華人自救自強的具體步驟」 ，因此華資所關注與介入的，都是華社面對的急迫性的現實問題，希望通過資料整理與研究，替華人爭取平等的權益與地位。
進入90年代，華社可說進入一個反省期，在覺醒與自救熱情之後，開始沈澱思考進一步的出路，當時有關知識份子論述很活躍，曾出版駱靜山的《知識份子與社會文化》，以及何國忠的《今我來思》；同時還有祝家華的《解構政治神話──大馬兩線政治的評析（1985-1992）》等。 另外華資在 1992年出版《資料與研究》社會人文雜誌，主題乃扣緊時事動態，如「人民與土地」、「解讀馬哈迪醫生」、「1995大選 ：為大馬民主政治把脈」等。種種學術研究或知識論述所呈現的是「知識社會化」與「知識運動化」的形態。它所處理的，幾乎都是華社裡最關鍵且棘手的問題。然在邁入兩千年後，華研在研究特色上，漸漸脫離早期對華社議題的敏感性，加上種種內外困境，包括研究人才、資金等問題 ，在研究出版上逐漸緩慢下來，其研究重心也轉入歷史記憶的整理與先賢人物傳統方面，試圖爭取華人對歷史的詮釋權。
至於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簡稱文協）的成立，可追溯至一九八八年砂拉越州政府為慶祝參予建立大馬聯邦廿五週年紀念，特於州內推動舉辦砂各大民族文化研討會，以徵詢各族對有關州內文化建設的意見，以供政府制訂政策之參考。華族文化研討會在州政府及全砂華總的配合策動之下，於是年七月十九至廿一日假詩巫民眾會堂隆重舉行。在會上有關創立華族文化協會的倡議首次被提出，並在總結會議上獲得一致通過。 可是促成它的誕生的真正原因，正如東馬作家田思所指出：「1980年代，因為國家文化政策的爭，華團成立了民權委員會，對東馬影響深遠。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就是在那場運動當中，由參與文化工作的社團領袖成立起來的。」 針對以上的文化研討會，依田思的觀察，他認為州政府初步是想通過此會制定一個以馬來文化為中心的文化取向，所以邀請了很多汶萊與西馬的學者，但在東馬原住民是最大的族群，華人則屬第二大 ，鑒於許多原住民學者的反對，在會上提出以非馬來文化為中心的討論，才使此事不了了之。 就此而言，可知東西馬兩間重要的華人研究機構，是在同一個歷史語境下催生的，其所要面對的挑戰是一個以馬來文化為中心的國家文化原則。
華族文化協會所扮演的功能，即如目前文化協會主任蔡增聰所指出，乃以 「推動學術活動、收集華族資料及出版砂華本土著作列為首要工作。」 另外，文協設立了華人資料室，集中收藏與砂拉越華人相關的文獻及書刊資料 ，也出版一份不定期學刊──《文海 》。但與華資早期成立最大的分別，是文協比較關注在歷史研究，其出版品多是探討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華人民間信仰或華人社團等。其出版著作的作者，很大部份亦是來自文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早期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以民間業餘研究者為主導，撰寫語文也以中文為主。後來因為砂拉越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成立，文協有了與外國學者交流與合作的機會，並影響了地方文史工作者在理論方法上的運用。
從以上案例窺探馬來西亞華社的華文知識生產，一直維持著兩種鮮明的姿態：一、為捍衛華人的主體性；二、維護華人族群地位的平等。于是乎，追尋過去的歷史經驗與記憶便成為知識生產結構的主軸，其目的是為了確立華人的身份主體，以及華人在馬來西亞族群地位的公平性。但明顯的，這導致其他議題例如後殖民、女性或性別、環保與生態，以及人權等問題，一直都缺乏華文論述的累積。這也說明何以華社的知識結構，在國家與族群政策干擾之下，其實無法真正回歸「專業性」以及展開其「多元性」，反之是處於一種「被動」的知識狀態，像2000年後，回教化課題的激化，有關回教詮釋權成為巫統與回教黨之間的思話語競爭，華人醒覺被排除在論述之外，於是不少華人研究者開始積極投入回教課題的研究，爭取對此課題的發言權。但與此同時，這樣一種現時性的學術與知識需求，導致較抽象或觀念式思考的知識性質受到冷落，正因面對族群生存與地位的威脅，社會要求的是具有現實衝撞力，以及為解決當下問題而服務的知識特色。於是，當知識被困在族群政治的角力當中，所謂的「華」，也似乎成為抵擋他者的最有力的一道防線，亦是華社知識反抗的資本與資源。
（注：此篇內容曾宣讀於台北論壇─「2007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當前知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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