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回馬參加兩天的漢學會議，中間又得趕赴一位學弟的婚宴，雖說芙蓉距離吉隆坡不甚遠，大概需要一小時車程，但那天下滂沱大雨，高速公路不知何故竟一路阻塞，龜行的速度，實在讓人精神備受折騰。據知明年起，不少大道過路費高漲百分之六十，政府工程經營不當，全把債務轉嫁在道路使用者上，難怪近來頻聽見身邊朋友曾述父母勸說，若外地有得發展，不要回馬了類似的話。馬來西亞謬事層出不窮，媒體頻頻被壟斷、興都廟大肆被拆毀等。像最近讀到有關回教堂被拆，馬來婦女們如何挺身相護，卻無力抵擋怪獸之手的報導，讀了讓人不得不生氣，誰還有信心要在這地方打拼？看來未開始寫會議情況時，得藉故發發悶氣。
第一屆馬來西亞漢學研討會三年前由鄭良樹老師發起，當時主辦者是南方學院。鄭良樹在大馬，可說是辦研討會的重要推手，他也是早期在華社鼓吹舉辦學術研討會第一人。鄭老師是台大第一屆的博士生，這我還是在上程元敏老師《中國經學史》課聽說的。程老師曾很自豪的說，當時第一屆有三大博士，但我老是把另一位給忘記了。今年九月在台北圖家圖書館舉辦的屈萬里學術紀念研討會議上遇見程老師，看見他身體硬朗得很，依舊聲如洪鐘，心裡很是高興。
馬來西亞漢學研討會，特別強調「馬來西亞」，就可猜想此會議強調的是make in Malaysia，目的是希望能建立一個馬來西亞的學術平台，讓各中文系講師有個發表論文與互相砌磋的機會。該會議採取的是輪流制，由各大專中文系輪流接捧承辦。多一個學術討論空間總是好的，只是對「漢學」那兩個字，一直有說不出的微妙感覺。所謂的「漢學」（sinology），原是發源於早期法國殖民時期，當時主要是一群傳教士為了解中國的語言文字與文化，開始進行對中國的學術研究。二戰後，由費正清主持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開始興起，美國成為中國研究新興勢力後，無論從研究目的、範疇到方法的使用，都開展出不一樣的形態。有關這兩研究項目的歷史背景，在北美學界早有無數的討論，特別是後期「文化研究」的興盛，又讓這幾個名詞開始受到關注，甚至出現了「走出漢學」這樣的聲音。之前三個月曾待在台北國圖的漢學研究中心，覺得好玩的是該中心的英文譯名為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不知「馬來西亞漢學研討會」英文會譯成什么，從中必可看出某些端倪。馬大中文系在創系初始，便是以「漢學系」命名，後來才轉成「中文系」，這一個名稱的歷史演變，實與馬來西亞歷史情境有所關聯，實值得再作探討。
說回會議本身。第一屆會議我沒參加，第二屆會議去當聽眾，總覺得當時的感覺不是處在會議現場，而是在一個大的講堂聽課。後來仔細思考問題何在，才發現也許涉及發表者論題以及報告的方式。若論文缺乏問題意識，長篇的言論便易流於一種「講義化」的情況，予人集體授課之感。更何況，會議不設有明確主題，以人設題，而非以題尋人，故屬「全攬式」的會議，討論的成份較少。至於這次會議，總體來說，雖然有幾個場次討論的主題還算集中，仍覺討論氣氛不夠活絡。不過，有關郭店楚簡論題，已開始進入馬來西亞學術視野，仍值得一記。
像第一場的兩篇論文──嚴家健〈郭店楚簡〈五行〉篇道德學說的心理依據〉與張茹嬌的〈《禮記．中庸》和郭店楚簡〈五行〉之關係探究〉最讓我印象深刻，兩人論文內容可說相輔相成，在言談中實有碰撞出一個有關「天 」義的問題。茹嬌曾提及〈五行〉中的「德」即是所謂的「天道」；而據嚴家健的解讀，則認為〈五行〉的天道有受到道家的影響 ，它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道，因此「天」是指向自然義，而非本體義或主宰義。故此，他認為「道德」亦是人類自然而然的心理需要。到底〈五行〉中的「天 」是指「自然的天」還是「道德的天」，嚴家健的講法是不是太受道家影響？我雖對楚簡的東西不甚熟悉，但直覺這是個重要的議題。今天恰與淑娟吃飯，她就提及前陣子曾去旁聽周鳳五老師在台大中文系談郭店楚簡的課，那天一整堂課周老師都在討論楚簡中「天 」的意涵。淑娟也說現在不少學生對楚簡很感興趣，並且願意投入學習。這讓人想起1999年上夏長樸老師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那時夏老師從大陸帶回來了一份關於楚簡的影印本，當時我們都覺新鮮，每個人都拿去影印一份。回馬後，我把影印本借給一位老師，從此該本子失去蹤影了。
其實嚴家健報告中另一個引發我興趣的是，他曾述及從〈五行〉中談仁義禮智聖，已經有講述到道德修養的工夫，但哪到底是怎樣一種工夫？而他又指說〈五行〉裡的主旨是君子如何成德的問題，實可以與馬斯洛（Maslow）的自我實踐作一對應，要如何對應，也讓我覺得有趣。
另外，秀清〈論先秦儒家「時」的精義〉從孔孟荀裡探索「時 」的意涵，從中釐出「天時 」、「農時」與「遇時」的說法，讓人對先秦「時 」的概念的運用有所把握。其實自己一直認為，研究宋明這領域，必要對先秦學術有紮實的掌握，宋明儒又特別是晚明儒者，又有一股回歸孔孟的思潮，他們汲汲想去了解孔孟的思想，甚至是想成為「代言人」，如孔子罕言之天道，不少晚明儒者便欲掘發此「秘旨」。若對先秦一些概念的原生意義無法掌握，便無法窺得這過程的思想演變。現在西方學界所謂「關鍵詞」研究興盛，進而對一些特定名詞或概念進行意義追溯，固然在中國研究方法上早覓得其端，然那非只限於文字訓詁等小學方面，回到「詞彙／概念脈絡」這部份，卻未開展得充份，得進一步追問詞彙概念背後的思想與文化語境的問題。先秦─宋明─新儒家這三個重要的思想階段，有必要把一些重要思想概念給打通。話說回來，針對這篇論文，文斌曾提問，若「時 」是個運用原則，強調靈活合度，那古人什么時候說「時」，什么時候說「權」？秀清曾回答說，「權」之運用是在「非常時期」，朱子曾提及「權 」與「經 」的問題，我又想起處在險峻的晚明政局，有關「權」之討論亦十分頻繁，楊復所等人一直在談「權」與「實」的問題，這裡頭有怎樣一種標準？文斌在我報告後，也曾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大意是問，主三教合一的儒者有沒有自覺需要守住一個「底線」？這也是我長期在思索的問題。
這次會議恰好碰上洪天賜老師七十大壽，洪老師曾任馬大與拉大中文系系主任，所以這次會議也是給洪老師祝壽。洪老師是中國科技史專家，大會特邀請了英國李約瑟中心主任Christopher Cullen教授作主題演講，The arts of number in ancient China: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論題主要圍繞在《九章算術》，對其中兩點留下印象：一是他提出有關Bamboo internet 的概念；二是提及如何學習的方法：（1）「故同術相學，同事相觀」。依其解釋是「similar method comparing. Study looked at similar problem, grouping the problem of bamboo internet」、（2）「能類以合類，此賢者業精日智之質也。」（bring thing in category, find out how the different category can unity to find a universal solution）總覺得這兩句話很有意思，便記下來了。
至於下屆會議，已宣佈由新紀元學院中文系承辦。
風趣幽默的Christopher Culle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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