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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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03年的日本出版年鑑，日本雖然有四至五千家出版社，一萬八千家書店，新書籍的發行量也多達七萬多種，但許多出版人與圖書評論家，卻也察覺特別是純文學、古典與人文書的銷售量正在急遽下降。針對這種現象，向來重視讀書的日本文化界不敢掉以輕心，許多知識團體為此展開研討，一家為名「書與網路」的網上書店就曾針對「人類為什么不再愛看書」這個主題，展開一百天的討論。這主要也是認知到，社會科學類與嚴肅文學讀者人口的大幅下跌，正代表了公共文化的衰退。

甫在七月出版，由台灣郝明義、中國劉蘇里、日本加滕敬事和韓國的韓淇皓聯合編輯的《東亞四地：書的新文化》，即可看見四地的出版人、圖書評論人及書店經營者，如何通過彼此國家的出版、書店與閱讀的現況經驗的交換與對話，並經由各地歷史情境與社會發展的差異，了解書籍與閱讀行為的轉變，希望藉此攜手對抗書文化的失落。同時從四地共通的書文化中，重新尋求一種「書的新文化」的再生力量。這樣的努力不只是要搶奪被大眾文學或網路文學所割裂的閱讀版塊，而是進一步探索閱讀行為與社會文化之間的深層關係，並呼喚一個「東亞文化圈」的形成，以所謂的漢字作為文化互通的媒介。

文化圈的抵抗意義

這裡所說的「東亞」，並非指向一個地理疆界或實體的構造，韓國出版評論家韓淇皓曾指出「那是一個變動的歷史空間──會隨著構成這個區域的各個主體行為而變動的歷史空間」。著重開拓這樣的歷史空間，並以書作為一種文化實踐，背後實另存有一種抵抗的意義，如韓淇皓一再強調「跳脫西方主宰的單線發展觀，也就是後期資本主義所追求的全球化與文化的劃一性」，使東亞成為新文化、新思想與新策略的可能。另外，它也出自於韓國文化界本身的一種省思，因為許多韓國讀書人認為，相較於西方思想，他們對鄰國思想層面上的認識，不但極為陌生，心理距離更為遙遠。

縱然如此，如何看待這個無形的書的文化圈，處於不同的社會歷史文化，所投射出來的期待，仍有顯著的不同，它所形塑出來的共同體，或許各有不同的面貌。郝明義在〈東亞文化圈的拼圖遊戲〉文中，特別強調如何把被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百年進程中，它所造成的一種撕裂與割裂的現象，重新拼湊起來，建構一個較完整的知識文化的圖象，同時加入一些東亞的文化因素與價值。

其實在提問東亞是否擁有這樣一種共同的「書的文化」時，除了存在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抵抗意義外，它另一層的前進意義，也是為了喚醒對書的共同記憶，並重倡東亞的精神文化。郝明義以個人閱讀體驗提出兩種現象：一是就書的硬體面來說，各國仍保留著一些對方沒有的書籍或版本。二是就軟體面來說，東亞各國會相互書寫彼此所可能忽略的歷史與文化紀事。可見其希望是以漢字為書寫媒介，尋找更廣闊的書籍通路，同時找回失落的書的文化價值與精神。

閱讀社科書籍的風潮

可是，無論在日本或韓國，從書中汲取思想資源，卻大半也來自西方的書籍，這主要也與整個社會發展歷程有關。例如韓國在八十年代的民主化運動過程中，許多年青人在思考如何顛覆體制與改變社會價值之時，對西方的哲學及社會科學書籍產生一股渴望。在嘗試把這些知識重新「韓國化」並與社會運動結合起來，遂引發一股閱讀社會科學書籍的風潮，許多知識份子投入這領域的出版行列，並創辦社會科學書籍的專門書店。如是的情況也同樣發生在九十年代的中國。

所以值得思考的是，這樣的書的文化圈的實踐，是否能僅僅以漢字的文化作為主要的連繫？它所能拓展的幅度有多大？而在這文化思維裡所蘊含的，除了一種共通文化的保存與精神的繼承外，如何把不同文化歷史發展的經驗，成為一種互為享用的資源，同時可互為參照，似乎也成為一種需要。

類似「書的新文化」與東亞文化圈構想的提出，的確激發不少的思考，只是它在真正實踐上仍得面對各國書籍文化發展不同的考驗，但看見諸位出版人、書店經營者，以及文化人如此積極的對話，對出版、書籍及閱讀皆帶著虔誠敬重的心情，並試圖恢復看書的深刻體驗，令人不得不由衷產生一股尊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