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懷舊，不一定舊的事物比較美好，而是裡頭蘊藏我們的記憶，牽動我們的感情，並且包容一定的意義，具備某種象徵。
就老建築來說，拆不拆往往取決於它的年紀，然而是否古蹟根本不應該是重點，可惜許多人，尤其政府官員，常常想不清楚。
余國信在＜一座訴說記憶的戲院拆除了＞（2002.07.09《南方電子報》）憑弔嘉義市一家老戲院。開業於 1960 年代的遠東戲院，在嘉義市升格 20 週年紀念日當天停業，並且拆除。
當余國信拿著相機拍下老戲院遺容時，有人質疑，四十歲的建築物，雖不年輕，但怎麼說也不算古蹟，拍下來做什麼？
余國信在文章裡回應說，拆除遠東戲院，表面上只是拆毀一棟約 40 年的老房子，但它是多少嘉義民眾的記憶場域，伴隨著大家成長，聯綴著戀愛、失戀、服役、結婚、生子的個人生命史。遠東戲院的拆除，象徵「電影文化產業的告危」，未能順勢轉型為藝術電影院，更是遺憾。
拆除老戲院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電影《新天堂樂園》。余國信拍照留念也是緣於友人的一句話：「為什麼遠東戲院的拆除無法像《新天堂樂園》那部影片裡，大家弔念那天堂戲院的場景？」
不過拍者自拍，似乎沒什麼嘉義市民共同悼念遠東戲院，比較起來，台北的中國戲院走得備極哀榮，風光得多。
我還記得那天，2001 年6 月 24 日，中國戲院結束，十分應景，或者說十分諷刺的，當天下午特別播放《新天堂樂園》完整版。拿著交換券的影迷蜂擁而至，不知是為首映會，還是來哀悼戲院，或者追念消逝的青春。告別式辦得轟轟烈烈，資深放映師、官方代表也來了，冠蓋雲集，好不熱鬧。那天是周末。
電影裡的新天堂戲院炸掉了，物換星移，留給小鎮居民無比懷念和遺憾。而中國戲院不是設備多好的戲院，甚至改裝前座位狹仄，老鼠不時穿梭，卻因為中影所屬，伴隨台灣新電影成長，乃至衰落，對我奉國片萬歲萬歲萬萬歲的人來說意義非常。好幾部侯孝賢，我是在這裡看的。
余生也晚， 1963 年 4到 6月掀起梁祝狂潮，凌波和樂蒂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中國戲院播映，影迷大擺長龍，人山人海，我還年幼，未能躬逢其盛。據說1977 年 12 月上映《新紅樓夢》，反串男主角的凌波隨片登台，更是擠爆。後來的李小龍影片，賣座奇好，我也錯過。和中國交集，要拜被很多人罵到臭頭的台灣新電影之賜。
散場後，人群不散，許多人拍照留影，包括一些趕來湊熱鬧的年輕朋友，也有扯下電影海報，帶回家紀念如我者。幾個不相識的老骨頭突然變得好熟稔，聊了起來。看著售票口拉下的鐵門，我知道，這家戲院將就此埋葬在許多國片支持者的記憶深處。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國戲院最後上演的院線片，是喜劇港片《鍾無艷》，戲院的員工戲稱「終」於「無」戲可「演」。
彷彿《新天堂樂園》的台灣版，中國戲院也走進歷史。中影公司把戲院賣給旺旺仙貝公司，改建辦公大樓，同為中影所屬的大世界戲院前年賣了 13 億元，這次中國戲院死不逢時，景氣不好，只賣了 6億元。還不到大世界戲院一半。
現在回想，中國戲院結束營業也好，國片跌到谷底，不是好不好看或精不精緻的問題，如今片商無片可拍，影迷無片可看。作為國片放映龍頭的中國戲院，倒閉了正可免去片源不繼的尷尬。和嘉義的遠東戲院或者更多歇業的電影院一樣，中國戲院之死，代表消費習慣的轉換，代表觀影文化的改變，也代表國片的沒落。啊，沒落，我多不想用死亡兩個字。
中國戲院位處台北市西門町，享年 75 。日治時代，它叫做台灣劇場，由日本松竹公司直營，放映日片為主。終戰後台灣人張曲武與日人簽約取得經營權，改名台灣戲院。後來被國民黨占有， 1953 年更名為中國戲院。【註】
．一座訴說記憶的戲院拆除了(余國信)
http://www.esouth.org/sccid/south/south20020709.htm
【註】：
黃仁＜台灣電影美好時代的結束＞一文，有段資料說明中國戲院的產權，對國民黨的黨產有興趣的朋友，這一段頗可參考：
＃ 現在所有的台灣影史，都說中影的戲院都是中影的前身之一的台影自日人手中接收的。這是嚴重的錯誤。事實上中影各戲院的歷史背景各有不同，但無一家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才成立的台影從日人手中接收的，因為距離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已兩年。這兩年中，每家戲院都各有業主，例如大世界戲院，是由光復初期成立的「台灣電影戲劇股份有限公司」（日治時代「台灣映畫演劇配給社」改組）直營的。這家公司的股東，都是地方名流。董事長林少聰、董事羅萬車、陳逸清、李萬居、李憲龍、吳得和、陳逢源、周天生、陳啟川、林茂生，監察人許尚文、廖文毅。規模很大，直接向好萊塢和上海進口影片。國際戲院是由代理美國塞茨尼克的聖藝公司的聯安影業公司經營，於三十五年八月就裝冷氣，是全台灣第一家有冷氣的戲院。到民國四十一年，才由農教收回直營。
根據三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公佈的「台灣省電影戲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本省已開業之電影院，純由國人經營者應向所轄市政府登記，若電影院在日治時代由日人經營或日人與國人合營者，由宣傳委員會接管。至於在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以後承租日人經營之電影院或受讓日人股權簽約者一律無效。台灣戲院就是受限於這規定，雖與日人簽有合約，仍得再向台影承租，租期屆滿，雖然情不甘心不願，仍得乖乖將戲院經營權交出。現在有人談起此事仍憤憤不平。尤其日人與國人合營，日人敗戰遣返，產權應歸合營的國人，豈能由政府當作戰利品強制接管，何況又是變成黨營事業，這一點很不合理。
其實張曲武並非投機商人，而是有心經營電影事業，他曾投資辛奇主導的台語話劇團「台灣藝術劇社」，在三十五年元旦，曾在中山堂公演五天話劇，劇本都是官方供應，劇目獨幕話劇《榮歸》和歌舞劇《街頭的鞋匠》，替政府宣傳。二二八事變後，由於失去戲院產權，使張曲武非常傷心，劇團也解散。事實上當時的日產，由私人接收或購買者多得很，政府卻獨追究戲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