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之見 　看膩了一成不變的新聞評論嗎？想嘗試一下不一樣的觀點嗎？一起來戳破新聞人物或媒體霸權的虛偽，說出想說卻不敢說的話吧！即使只是一得之見，也有他珍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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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報導，教育部有意將現行高中歷史課程中，有關明代以後的中國史併入世界史，並大幅增加台灣史的比重，引發非常大的爭議；此外，行政院發言人林佳龍也表示，今後國語、閩南語、客家話，以及各族的原住民語，都將列為「國家語言」，給予同樣的保障與發展機會，同樣被視為高度政治性意涵的動作。
　為什麼將明代作為切割「中國史」與「世界史」的時間點，主其事者很可能是認為從明代開始，中國的脈動開始和世界接軌，不過，這樣的論點看似合理，實則似是而非。嚴格地說，明代是中國第一個透過海洋，大規模對外投射政治軍事力量的朝代，這裡指的當然是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為何，一直有不同的傳說，比較客觀的講法，是鄭和當年奉明成祖之命，出外聯絡東南亞，乃至於南亞的國家，期望成立聯盟，共同圍堵當時在中亞地區發展勢力的蒙古帖木兒大帝。這個想法後來雖然因為蒙古的衰弱而沒有派上用場，但鄭和七次下西洋的行動，卻是亞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權力投射動作，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嘗試的戰略性圍堵策略（請見紐先鍾先生著「戰略家」，麥田出版），只可惜明朝沒有把這樣的基礎繼續維持下去，明代中葉以後，因為日本倭寇的影響，明朝政府實施海禁，中國人又從海洋中撤離，直到南明鄭成功政權成立，才又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海上艦隊。很有趣的是，鄭成功是海盜出身，熟悉海上作戰，清朝政府多次圍剿不成，用鄭成功的降將施琅攻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顯示清朝也不適應海上作戰。
　然而，以海權觀點作為中國是否融入世界史的依據，在邏輯上有嚴重的缺陷，先不說別的，中國或許沒有「海權」的觀念，但是中國發展海上的對外關係，肯定不是在明朝才有的。往前看，來自義大利熱那亞的馬可波羅，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當皇帝的時候來到中國，當時中國對外的海上貿易極為發達，泉州還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港，元朝把海洋當成發展對外貿易的管道，也嘗試透過海洋投射權力，但是卻沒有成功（典型例子就是兩度攻打日本失敗）。
　此外，如果把「海權」當成與世界接軌的衡量標準，則又失之於以管窺天。蒙古三次發動西征，征服了中亞、東歐、西亞、土耳其，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帝國，又建立了包含來自各國的色目人的軍隊（有如法國外籍兵團），當時的「世界」事實上只有歐亞非三洲（成吉思汗一二二七年過世，由窩闊台接下大汗，美洲新大陸要再過兩百六十五年後才會被發現呢）誰能說當時的中國（或中原，如果還是有人認為蒙古人不能算「中國」）沒有和世界接軌呢？
　所以，如果要把中國史併入世界史，最起碼也應該從元朝算起嘛，為何要從明朝算起呢？這樣的史觀是非常主觀，非常政治的，把這樣的觀點放進教材裡，是非常危險的動作，除開政治性、意識形態性的思考，實在很難想到還有哪種思維，可以思考出這樣的史觀。
　打從東漢三國時期的流求、夷州，到元朝首先在澎湖設治，台灣和中國大陸發展的是既獨立又密切的關係，說他獨立，是因為即使清朝政府在台灣設省，住在台灣的漢人移民選擇冒著生命危險橫渡黑水溝，就是為了要找到新天地，這裡面多少有「揮別過去」的味道；然而，在揮別過去的同時，這些漢人移民還是把他們的生活文化與習慣原樣搬到台灣，所以他們維持大陸東南沿海人民的習慣，還是拜媽祖，他們還是過年、過端午、過中秋，他們講的是閩語客語，頂多口音有點變化。
　這樣的特質讓台灣史在某些地方獨樹一格，和中國史有很明顯的不同，例如漳泉客各族群間的佔地械鬥，或是一九四九年後大量的外省移民進入台灣社會，但是台灣史仍然是中國史的一部分，至多也只是近代中國史的「分支」。台灣史和中國史間的關係，不是部份學者形容的「同心圓」，而是「高接梨」，梨的口感可能不一樣，但是頂多是「三灣梨」和「三星梨」之間的差別而已，接枝長出來的「三星梨」雖然水分多口感佳，但如果沒有皮粗肉酸的「三灣梨」作母株，則好吃的梨是長不出來的。
　所以，台灣史當然重要，台灣獨立我雖然不贊成，但最起碼對住在台灣的人們來說，那是不算太讓人意外的選項，政治上和中國分離是合理的選擇，但是選擇以變更史觀、割裂過去，否定文化的方式，作為正當化獨立建國的論述基礎，是絕對不能原諒的，你可以說你不是「中國」的人，但你絕對不能說你不是「中國人」，除非你願意讓台灣永遠孤懸在外海，當個沒有過去，沒有歷史，沒有文化，沒有傳統的海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