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從三二○到四一○，有如洗了場爽到不行的三溫暖，現在大家把精力集中在驗票、槍擊案調查、國親兩黨的「世代交替」，以及扁政府的人事更迭。這次大選的種種爭議，真的是來自選舉不公嗎？由於票數實在太過接近，這個可能性當然是有的，最起碼扁政府的邱義仁極盡所能地發揮了槍擊案的所有政治效應，就算槍擊案不是設計的，邱義仁也難脫「配合演出」之嫌。
不過呢，既然現在要驗票了，扁政府也正在忙著加官封爵，老實說沒有辦法也沒有時間管其他的事，況且在網路上，這些事情已經討論得太多，沒有必要再添上些什麼，所以就不提啦，倒是這段時間各媒體的苦與樂，可以講出來讓圈外人體會一下。
對跑政治新聞的記者來說，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當然是大事，各媒體早就已經部署重兵，準備迎接這場新聞大戰。各電視台的轉播器材早在三二○前幾天，便已經陸續進駐雙方的競選總部，準備在第一時間傳遞最完整的消息。三一九一早，我便抵達連宋競選總部，把器材搬進定位；槍擊案的發生讓大家震驚，也都意識到這次的選戰絕對和前兩次大不相同。三二○當天晚上，開票結果出來，以藍色為基本色調的連宋競選總部頓時看起來像是靈堂，原訂的國際記者會也不開了，時間接近深夜，連宋神色凝重地走出總部，面對八德路上聚集的群眾，當連戰喊出「選舉無效訴訟」幾個字的時候，我心中暗叫一聲不好，因為這象徵大選新聞不會在三二○準時結束，會搞到什麼時候，老實說誰也不知道。
三二一清晨，連戰率領群眾「散步」前往總統府，開始凱達格蘭大道的長期抗戰。那段時間國民黨中央黨部每天都像菜市場，各色人等進進出出，平常用來作為記者會場地的簡報室，成了這些群眾休息兼臧否國是的地方，整天充滿高分貝的憤怒音調，還有人索性用睡袋一裹，就地呼呼大睡起來。一早推開門走進「上班」的地方，還得小心不要踩到睡的橫七豎八的人，當然我也不會忘記，空氣中始終飄蕩一股揮之不去的腳臭味。
記者工作室裡一樣是熱鬧非凡。由於從早到晚都有記者在工作，小小的記者工作室擠進好幾十人，不但電源、電話、寬頻線不夠，連座位都不夠，因為記者們工作時間都很長，身處的環境又非常惡劣，不少人的脾氣變得非常暴躁。在三二七之前，記者通常都會在中央黨部一樓大廳的電梯間附近，架起攝影機等待連戰或其他相關人士，這時總會有很多「過度熱心」（絕對不能省掉excess這個字）的人士，神情肅穆又憤怒地拿著「證據」（其實不是剪報就是手寫的質疑），嚷著要找記者「揭發真相」，把大廳貼成大字報牆還不夠（在我看更像是專貼租屋小廣告的佈告欄），還纏著記者談東論西，累到不行的記者實在懶得，也不想理會這些人，我們通常會很不友善地把頭別到一邊，完全不理會這些民眾，狠一點的還會罵回去：「你他╳的現在最好不要來煩我，我他╳的現在什麼都不缺，就他╳的正愁沒人可揍，你來他╳的剛好！」尤其當我們知道大廳裡的群眾有不少人其實是混水摸魚，從中南部北上找飯吃的遊民，心中就有一股無名火，哪個人不是人生父母養的，何必為這些事情搞到連一點自己的日子都沒辦法過！
當然，對於積極參與抗爭活動的朋友來說，媒體記者這樣的態度是不太公平的，但是還是要請大家諒解包涵。為了總統大選，很多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記者已經禁止休假至少一個月了，大家的情緒本來就壞，沒想到選後還是不能好好休息（現在電子媒體雖然取消了禁止休假的規定，但是還是有部分媒體規定記者不能休長假，或是不能出國度假），在適當的範圍內，就請大家諒解我們保有一點情緒吧。
基於相同的情緒，以及對過去類似的街頭運動運作的了解，抗爭活動在三二七後漸漸出現質變，以及國親高層自己都失去方向感，都讓媒體記者非常憤怒，我們氣的是藍營既然還不會細緻地操作群眾運動，就不要搞只有一半的群眾運動，帶頭的出來「揾豆油」後便悄悄走人，留下憤怒但沒有方向的群眾，搞得我們媒體記者也得跟著你們一起玩，而且還是心不甘情不願地玩。
在四一○之後，記者們的情緒隱而不發，沒有發作出來不是因為修養變好，而是因為一不小心就會挨揍。媒體調性或許是有色彩的，但是記者絕對是colorless的，對我們來說，帶著器材到現場，不過是執行交辦的採訪任務罷了，我們只是夥計而已，對媒體言論尺度有不同意見，何必把氣出在夥計身上？當四一○傍晚，群眾推倒舞台和音響鷹架的時候，這場群眾運動已經變質了，那時我便贊成警方應該強力驅散，等到天色變暗，警方開始噴水驅離的時候，某些群眾的反應更讓人奇怪，見到扛著攝影機的人，都認為是蒐證的警察（倒楣的是某家電視台現在改用十分輕巧的DV，看起來更像是在蒐證），就算知道是記者，也會怒氣沖沖地問「你為什麼不去拍施暴的警察？」總之就是看記者不爽就是了。
接下來的就不必我多說了，四一○變成了一場一百多人受傷的「戰役」，光是記者就有十多人掛彩，有人被打成腦震盪，有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被水柱沖倒時被蛇籠割傷，有人仗著學生時代是田徑健將「跑」過一劫，但是在「戰役」過後，我們沒有提出任何抱怨，我們不會像某位立法委員，馬英九去醫院探視的時候還很正常，但電視攝影記者一到便開始抓狂，哭得唏哩嘩啦（就像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我們也不會像某位有過以舊傷混充新傷，指責遭到暴力對待前科的立委，成天苦著一張臉訴說遭遇（「全民亂講」模仿得頗為傳神）。我們繼續默默地執行長官們交辦的採訪任務，唯一的改變是把麥克風上的標誌拿掉。
講到這裡，你還記得三二七、四○三，或是四一○的訴求嗎？我很反對扁政府給這些群眾貼上「暴民」的標籤，這樣的做法和從前的國民黨完全一樣，顯示民進黨沒有任何進步，雖號稱「民主進步」，但是在掌握權力之後還是一樣傲慢。不過，泛藍陣營的訴求在經過幾次收尾收得並不成功的街頭運動後，確實已經模糊不清，部分群眾以暴力手段對付媒體記者，也讓訴求的正當性消失。我無意要說記者有多偉大，只不過夾在警察和群眾間，我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群眾，如果身為媒體記者，我們忌憚來自當權者的權力，又害怕在野者的拳頭，則台灣人民現在正享有什麼樣的「民主」，該享有什麼樣的民主，是否是比槍擊案能否真相大白更重要，更嚴肅的問題？
四一七是三二○後第一個沒有大型活動的週末，洗了三四個星期的三溫暖，就讓我們這些平常只能聽命長官指派，出外又得小心別被人扁的記者們好好休息一下吧，這樣的要求應該還不算太過分。如果在國內跑政治新聞，危險性居然和送去伊拉克當戰地記者相去不遠，那也算是台灣的悲哀呢。（畫面：TVBS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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