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強生（中）於台中明道中學任教。（圖／郭強生提供）
那年夏天，在大學畢業前他將自己的短篇小說集匆匆付梓，找了一間很小的出版社（印的多是教科書一類的），目的不過就是藉此告別青春的混亂徬徨，做個階段性了結。
在那個年代，大學畢了業就該獨立，沒有繼續念研究所的打算，那就準備踏入社會，自食其力。從高中開始已經寫了這些年，他無法不對自己承認，已經走到了一個瓶頸，改變一下生活當當上班族，不見得就是壞事。
但是他能做什麼呢？外文系男生當年最好的出路之一是考華航當空少，但是他身高不夠。
要不就進媒體。可是只有三家大報三個無線頻道的時代，他去某家電視台考完第二關才赫然發現，許多應試者早就做好鋪路，當過幾年的實習生了。滿腦子只在想著寫小說的他，完全沒有這種現實感，落榜也是意料之中。
在等畢業典禮的那段空檔，他去看了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那部《畢業生》。從專映二輪片的戲院出來，碰上夏日黃昏的一場傾盆大雨。
沒有帶傘的他，躲進騎樓仍被雨花噴濺了半身濕，好像清醒了，又好像陷入一種疲憊的憂傷。
賽門與葛方柯（Simon ＆ Garfunkel）為電影所做的歌曲還在耳中縈迴，沒看電影之前就已耳熟能詳的〈沉默之聲〉（The Sound of Silence）。也不過就是另一個少年維特的版本，他想，覺得自己所處的時代沉默壓抑的年輕人何其多，他的心情並無法證明自己有什麼不凡。
他想到那些擠滿紐約中央公園，在台下聽二重唱露天演唱會的十幾萬歌迷，在聽完〈沉默之聲〉後，他們又為自己做了什麼呢？
那個當下他決定，去把舊稿整理整理，如果，萬一，從此不再提筆了，至少他還有留下一本短篇小說集，證明自己曾經真的嘗試過，也努力過。
畢業典禮的前一晚，他還趕著去參加了一家廣告公司面試，考題是為某個葡萄乾產品設計文案。結束之後，搭著公車在台北慢慢晃，對第二天的畢業典禮沒有任何興奮或期待，整個就是前途茫茫的感覺。
等書印出來，我就會好好地開始上班賺錢，他跟自己說。
那年頭的書籍製作與手工業無異。打字行小姐叭達叭達插秧似地，一個字一個字栽種，之後取回厚厚一疊完稿校對，有錯字就用剪貼，然後一張張拍照起來製成版。
在校稿的時候，他心裡甚至浮起一個更絕決的念頭：何不斷得更徹底一些，乾脆找一個離開台北的工作？
四年前大學聯考一放榜，母親就住進了醫院，接下來的幾年一直無法正常進食，枯瘦之外還出現當年第一次聽說的躁鬱症。他後來常想，如果母親早半年發現罹癌，他的聯考衝刺肯定一敗塗地。
老天雖給了時差保庇，他的大學四年卻仍過得顛躓，最大的收穫是接觸了舞台劇，隨著從耶魯來的美國交換教授好好讀了幾個劇本。但是他心知肚明，跟寫作比起來，把舞台劇當飯吃豈不還更虛無縹緲？
既然母親的身體已經改善許多，也許這是他該好好沉澱一下的時候。最後只剩下兩個機會，是留在台北進入廣告公司上班，還是去台中一間鄉下的私立中學教英文？
郭強生畢業時攝於醉月湖畔。（圖／郭強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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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民詩人谷川俊太郎的一首名為〈夏天來了〉的小詩，其中有這麼幾句，正是他當年心情的寫照：
每當夏天來到總會想起出生時的一絲不掛
既冷且熱 既害怕又愉快
可能還有點自暴自棄也說不定
果然一絲不掛般地清爽，拖著一個小行李箱就去了台中。
應聘之前他就已耳聞，這間在中部升學率極好的學校，壓榨老師是出了名的。第一晚住進由教室改裝，用三夾板隔出的一間間男老師宿舍房，發現左鄰右舍也多是像他一樣的社會新鮮人，面對這樣久違了的團體生活，他有了一種奇特的放心。
我跟這些大男孩們沒什麼不同，所以也沒什麼好擔心的，他想。
孤單的日子著實也過得太久，他現在可以有一個全新的面目加入這個團體，什麼校園才子、十大才藝學生獲獎……這些轉瞬間已毫無意義。每天從早自習開始到晚自習結束，回到宿舍，同事們互相串串門子，發薪日就一起去吃消夜，這樣的日子一點也不難。
帶一班初一導師，同時教一班高一，還有一班汽修科與一班夜補校美髮科，果然被操得很兇。到底那時他還年輕，可以跟自己說，我做得到！他的老同學們沒有一個不驚訝，他竟然就這樣切斷了台北。
事隔這麼多年，每當想起住在那簡陋教員宿舍裡的時光，他都還能聽到從那個物理老師房間傳來的王芷蕾，同一首歌被他重複放了又放：迷惑的心四處張望，望不見熾熱胸膛，多情的淚縱然溫暖，暖不了黑夜長長……
歌名叫作〈冷冷的夏〉。他一直沒問過那個一口暴牙的男生，是因為這個歌詞嗎？還是因為她的歌聲？為什麼永遠都是這一首？
更奇怪的是，其他人也都沒有抱怨，常常十幾個男生就一邊改著作業，整晚一起聽著同樣一首歌。好似他們來到這個鄉下中學相遇共事，都有著不想明說的理由。
夏天過去了。
秋高氣爽的台中（當年沒有火力發電廠），是全台氣候最宜人的城市。也沒有太多的高樓與重劃區，於是占地寬敞的庭園咖啡店開始流行，成了城市特色，一種台北人難以想像的空間奢侈。
初一的小男生們，換季後的新制服是西裝外套加領帶，一個個成了小紳士模樣。男生班通常都是數學強過英文，他帶的這一班也真奇怪，月考英文成績竟經常比女生班還好。
別班老師來監考，事後像發現了新大陸似地跑來跟他說：你們班上的同學，他們在寫考卷的時候，那個神情都跟你好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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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有回台北的時候，周六傍晚到，第二天吃完晚飯就走，去台北西站搭國光號客運。
夜裡行車，在熄燈的車廂內，他戴起隨身聽耳機，看著車窗外高速公路上一盞盞橙黃路燈沿途快速被拋飛，像是來不及跟他說聲什麼就被大浪襲捲。
出版社老闆說，賣完了，還要再印嗎？老闆為此很苦惱：再印個五百本，你就把版權拿回去吧，打字稿都送你不要錢。金石堂每周都來叫書，我們主要做教科書生意，直接跟學校聯絡，沒有那個人力幫你這樣一直補書啦！
這樣是好，還是不好呢？他不知道。
那間剛因出版了《海水正藍》而異軍突起的新出版社，要編一本校園作家小說合集，打算收入他短篇集子中的一篇〈最後一次初戀〉。
當年的轉載費是多少已不可考。隨後這本合集就一直在暢銷排行榜上。這樣是好，還是不好呢？
每回在台北短暫停留，他不與任何人聯絡。陪陪父母之餘，頂多有時會去火車站前，一間叫FM流行頻道的商場二樓咖啡座，一個下午獨自坐看馬路上的來往人群車流。想到接下來學生們也要開始面對聯考了，不可能永遠像一年級的時候一樣，可以教他們唱英文歌，跟他們一起看小熊維尼的卡通笑得前仰後合，他心中微微漾起不安。
年輕孩子們的變化多麼快啊！
初一小毛頭都悄悄在竄長，到了明年，有幾個的身高肯定都將超越他，甚至現在就看得見，他們的唇邊已開始有細如蕨毛的軟鬚出現。
高中部都是男女合班，他也看得出誰與誰已在暗通款曲。雖然不是他們的導師，但是他把其中幾個男生叫到身邊，只跟他們交代一句，要懂得保護女生，做得到嗎？
他自己接下來又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會成為那種堂堂小考，藤條不離手的升學班王牌老師嗎？
隔著忠孝西路，他望向對街的金石堂與哈帝漢堡，再過去是中央日報大樓，當時不可能想像得到，變化每分每秒都在發生，這幅街景一年後就會永遠消失。
那一晚，從台北回到台中，下了國光號再轉客運，回到學校已經十一點多。十二月夜裡氣溫驟降，他回到自己的小房間，拿出電壺煮水，讓水蒸汽驅散初冬的寒氣。
然後他坐到小書桌前，攤開了稿紙。
古人囊螢映雪，他這是煮水挑燈。熬了四個通宵，顧不得第二天七點的早自習，以為自己再也寫不出東西了，卻在停筆一年多後完成了一篇小說〈掏出你的手帕〉。投稿出去，通訊留的是台北的家，連退稿回郵信封都沒附，心想主編不用就直接丟垃圾桶也罷。
寄出去三天後，母親打電話到教員辦公室，說報社副刊有人想請他吃飯見面。我們還以為是個中年人寫的，文筆相當老辣！主編說。沒想到你還這麼年輕，就能把廣告公司與商場的氛圍掌握得這麼好。
他本想回答，除了去廣告公司應徵過工作，其他都是想像的，但他只是害羞地笑了笑。
不能說沒有掙扎。現在的生活也是他全心投入才經營出的成果，如果就半途放棄，這樣是好，還是不好呢？
但這是從高中畢業後，第一次他感覺離成為一個作家又靠近了一步。
但是他答應過母親，他一定可以養活自己。
這是他的作品第二次以新銳推薦的特別版面發表了，不可能再當第三次文壇新人了。
在夏至來臨前，他遞出了辭呈，回到台北的理由如此理直氣壯，卻也顯得如此無辜與卑微。
他說，他想再寫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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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定其實一輩子只有一次夏天
每次夏天來時都夢想這次就是了
谷川俊太郎接下去如此說道。
一如三個月後，坐在已消失的永康街麥當勞的他，同樣也感受到詩句裡那種期待、挫折與寂寞，如今正交纏起伏煎熬著他。
夏天總是帶來心情上難以形容的搔弄，但是他已經開始懷疑，這樣的一種預感，是否只是青春即將逾期過時的前兆。
他甚至開始質疑，就算再寫出一本書來又有何意義，如果一輩子真正屬於他的夏天「只有一次」的話？
更何況他的寫作不斷在觸礁。是好運用完了嗎？一封封退稿信他連打開都懶得。
但是更令他驚惶的是，他現在成了一個沒有工作能力的人。
七月時應徵到一份出版社的工作，每天早上轉兩趟公車八點半打卡，坐進六個人接下來一整天面對面沒有隔板的小辦公室，沒事可做也得在眾目之前找出一些事來做，削鉛筆，剪報紙上的文章，假裝研究上一季的出版目錄，好不容易熬到下午五點半，卻沒有人下班離開。
對於其他同事來說，公司會提供午餐彷彿是這份工作讓他們最滿足的時刻。隨著他們在小廚房裡排隊打飯，然後回到自己桌前，與大家面對面進食，然後看著其他人洗完餐具，安然趴在桌上開始半個小時的午睡。那樣的畫面讓他感覺有種說不出來的荒謬。
一個禮拜之後他就辭職了。然後去應徵一間唱片公司的企畫文案，面試還沒結束就被拒絕。
也許他不適合辦公室的朝九晚五，他想，那至少教英文他很拿手，而且已經有過實戰經驗證明。
補習班讓他先在高三重考班試教看看，模擬考剛結束，就來幫他們解題吧。他認真地準備，把每題中用到的文法單字片語都詳加講解，沒想到兩堂課之後就被炒魷魚了。
班主任說，學生反應不佳，他們需要的是「解題技巧」，你懂嗎？
但是英文沒有解題技巧這種東西，要訓練的是一種思維直覺反應——話到嘴邊，他想想就算說出了口也是廢話。
就這樣，八月的他成了無業遊民。白天如果窩在家裡讓他覺得很丟臉，所以總是在外流連。
沒有平價連鎖咖啡的時代，他已去不起咖啡廳或是當年突然開始陸續出現的書香園，只好帶一本小說躲進速食店，點一杯二十元的可樂。
每天只有等到夜深人靜，父母都已就寢後，他才默默攤開稿紙，而多半時候也只是胡亂在紙上畫著。（上）
（本文刊於2022/08/14聯合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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