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1975年出獄後於溫莎藥廠同樂會彈吉他。（裴深言提供）
那次行程，最讓我敬佩的是他堅持走下輪椅，拄杖行走於狹窄崎嶇的太行山小徑，仔細巡訪蜿蜒曲折的「紅旗渠」。當時我只知道那是很長的人工渠道，在安陽附近的林州（舊稱林縣），對其歷史並不詳解；2013年7月才在蘇曉康《屠龍年代》讀到那處文革著名遺跡的描述：
──五四年派來的縣委書記楊貴，受「大躍進」氛圍激勵，萌發從山西引水的「狂想」，並鎖定漳水…。周恩來曾不無自豪地告訴國際媒體：「新中國有兩個奇蹟，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當年楊貴以曠古未有的「底層機制」（黨），組織十萬農民，一錘一鉚削平一千多個山頭，打通兩百多個隧洞，在太行山的岩壁上，開鑿長達一千五百公里的「引漳入林」工程…。紅旗渠1960年初元宵節開工，正是豫南爆發「信陽事件」（餓死一百萬人）之際，而豫北太行山上十萬民工炸山鑿洞，每天只有六兩糧食，形同苦役。…十年渠成已在文革高潮中，最得中央偏愛，誰敢與其爭鋒？──
我們走訪「紅旗渠」半個多小時，僅是其中一小段，未見全貌也未解詳情。在《屠龍年代》看到上述歷史悚然一驚，眼前也浮現陳映真慢行渠邊的身影。那趟河南之行，他未公開發言，堅持拄杖走訪「紅旗渠」，也許是以他常強調的「實踐」—如他當年在台灣街頭抗議奔走—，腳踏實地去見證那個「人定勝天的神話」。他了解文革歷史，也許早知「紅旗渠」由來。但他是否知道「十萬民工炸山鑿洞，每天只有六兩糧食…」？比照他領導台灣勞工抗議資本主義的剝削，社會主義民工「每天只有六兩糧食」豈不也是剝削？──如果他早已讀過，行走其間是何種感懷？也會極感心疼與痛心吧？…
「我讓這些嘴為我說話」
然而我讀到那份「紅旗渠」史料時，陳映真已臥病在床，無法回答任何問題。2006年10月之後，他所有的思想都封存於「大頭」之內；一向言語俐落、辯才無礙的陳映真，只餘「淒慘的無言的嘴」。
在文字的戰場上，陳映真一直是勇往直前的。我與許多識與不識的文友，都不太欣賞他中年之後「意念先行」的小說，也不完全認同他對現代主義與美國帝國主義的批判。但他屬牛，有一股強硬的牛脾氣，堅持宣揚其理念捍衛其理想，身經百戰從不氣餒，飽受批判始終不悔，失去所有不改其志，也因而贏得一批死忠「陳粉」的敬仰與追隨。放眼當今文壇，與他同輩的作家中，具有這種性格特質與人格魅力者幾稀。而既能寫小說，散文，論述，訪談，報導文學，又能創辦雜誌、出版社，還能在社會出現重大爭議時挺身而出，撰文聲援，走上街頭領導抗議…；除了陳映真，沒有第二人。
1988年4月，陳映真還在辦《人間》雜誌並兼「人間」出版社發行人，親自「總校訂」《陳映真作品集》十五卷出版。一個五十歲作家為自己出版小全集，在現代文學界也是絕無僅有的。
他去北京後，「人間」出版社由他的支持者與追隨者繼續主持，近兩年增補他後期作品，預定2017年11月出版《陳映真全集》，據說有二十多卷。在「淒慘的，無言的，嘴」的悲涼情境中，我幻想著陳映真如能為這套記錄他一生心血的全集寫序，也許會以〈淒慘的無言的嘴〉裡引用的莎翁名句作結：
──我讓你們看看親愛的該撒的刀傷，一個個都是淒慘的無言的嘴。我讓這些嘴為我說話。──
不知遺稿是否有一卷《關於「民主台灣聯盟」案》？
不過，我還幻想（或等待）著，也許再過幾年，《陳映真全集》會有增訂版。──這當然需要麗娜費心整理他的遺物。
2006年初夏傳出他與麗娜將遠行北京後，黃春明夫婦約我5月27日傍晚去尉天驄家為他們餞行，一起提前過端午節。陳映真神情落寞，吃得少，話也少，麗娜倒還能開朗的聊些搬家的事，說前一陣子快累垮了，「整理衣物打包好麻煩，他的書和資料又那麼多，好不容易一星期前託海運寄走了…。」
我們紛紛讚美著麗娜：妳真是能幹啊；辛苦妳了呀；永善幸虧有妳啊…（ 我們一向叫他本名）。永善只靜靜聽著，眼底臉上都是微笑。那微笑不止是笑，而是說不出口的感激。──後來的十年，麗娜更為辛苦，永善的感激也更說不出口了。
吃完粽子後，接近告別時刻，天驄突然閒閒問道：
「永善，你有沒有看季季在印刻的專欄啊？」
永善略顯驚愕的「哦—」了一聲。
「看了，」他低沉的說，「看了一些。」
那時，我在《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專欄「行走的樹」發表至第五章〈我的再生母親—走進林海音的第一個客廳（下）〉，已寫了阿肥、陳述孔、蒙韶、陳映真、楊蔚等1968年「民主台灣聯盟」案相關的幾個人與事。
在那之前，沒人寫過那個案子。也許都在等聯盟的精神領袖陳映真出手。三十多年過去，仍然沒人寫，我這個深受其害的邊緣人，決定把我與楊蔚親歷的碎片撿起來，試著拼湊那段歷史的一些空白。──雖然，我知道我的能力是不足的。
陳映真1975年7月出獄後，1979年10月3日曾二度被捕，次日獲釋。在那個戒嚴年代，他獲釋沒幾天即寫了〈關於「十．三事件」〉，發表於當月的《美麗島》雜誌第三期，鉅細靡遺敘述了被捕，抄家，問訊，獲釋，美國友人營救的經過。然而，1968年初夏他與三十多位友人被捕的大案，以及七年牢獄生活之種種，不是更該寫一本細說分明的書嗎？他卻連一篇像〈關於「十．三事件」〉的散文也沒有。即使後來解嚴多年，他仍深藏著「民主台灣聯盟」案的祕密。文藝界友人不免私下討論「為什麼他不寫？」有人說，因為涉及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有人說，跟美國也有關係。還有人說，也許寫了，生前不要發表。…那些猜測都無解。有人對他有不解，有人背後批判，只是沒人打破砂鍋問到底。
在天驄家那個餞別的夜晚，他的閒閒一問彷彿是婉轉點醒，又彷彿是有意側擊。永善聽出話中有話，轉過臉，深沉的看著我：
──等妳全部寫完，我會寫一篇回應文章。──
在台灣，那是我們三家老友最後一次相聚。永善對我說的那句話，不僅讓我感動，而且抱著很深的期待。他會怎麼回應？會怎麼寫我們這些人？尤其是「民主台灣聯盟」案，黃春明多次提到陳映真對他的好：「他知道我要養老婆孩子，不想害我，所以沒找我參加…。」尉天驄則在懷念姚一葦的文章中說：「黃春明也被傳訊一天，我則受到保護。」天驄姑父任卓宣是反共理論權威，永善當然沒找他加入「幼稚形式的組織」。我是那個被永善形容為「布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楊蔚的妻子，他怎沒考慮楊蔚也要養老婆孩子？…
案發三年後，我與楊蔚離婚。其後三十多年來，我們經過多少轉折有過多少合作？最特別的是，1988年我主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邀他開闢「陳映真專欄」，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人間」副刊並未撤其專欄，十四日照樣發表他〈歷史性的返鄉—送何文德與他的老兵返鄉探親團〉；一月十五日還接著發表其《悼念的方法》，寫他記憶裡「蔣經國先生的三種影像。」…‥2006年「行走的樹」專欄最後一章〈暗屜裡的答案〉，也是特為永善定的篇名；希望他寫出另一版本的〈暗屜裡的答案〉。
9月專欄結束後，我把第六章至十二章影印了一份，託朋友帶去北京給永善。如果他的回應文能收入《行走的樹》一書，將能彌補我的不足，使那段歷史更為完整。如果他能寫出更多「民主台灣聯盟」案的詳情，這個懸疑三十多年的，台灣近代文學史上最大的白色恐怖案，也許就能真相大白…。
遺憾的是，朋友抵達北京時，他已第一次中風。然後是十月第二次中風昏迷。然後是臥床十年。──沒有等到他的「一篇回應文章」，成了我的最大遺憾。
2016年12月1日，他的告別式在北京舉行；12月31日，他的紀念會在台北舉行。2017年1月7日，《人間》雜誌等老同仁為他舉行「悼念陳映真—左翼的追思」；3月3日還有一場「追思陳映真文藝晚會」，有朗讀與劇場，頌詩；胡德夫、楊祖珺、林生祥等人歌唱；最後合唱則是〈我們為什麼不歌唱〉…。身後哀榮如此綿長，確然仍是「海峽兩岸第一人」。
麗娜11月25日即回到台北，全程參加前兩場追思會。陪母親過完年，她就要再去北京，因為「還有很多東西要整理。」這確是麗娜的重責大任；只有她知道2006年從台北運去多少永善的東西。那些東西來不及好好整理，麗娜就陪永善在醫院住了十年。永善的日記（如果有），筆記，書信，未完稿，演講稿…，都是珍貴的「陳映真文學遺產」。假以年月，也許能夠如我所幻想（或等待）的迎來《陳映真全集》增訂版。──不知其中遺稿是否有一卷《關於「民主台灣聯盟」案》？
陳映真的骨灰，據說遵其遺願與黃河同遊。聽說麗娜留下一些與她相伴。那麼，麗娜埋頭整理他的遺物時，永善仍然陪在她身邊，臉上的微笑依然是說不出口的感激。
（下）（全文完）
（本文刊於2017/02/07中國時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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