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從創刊到現在，不斷地在引領話題，從綜藝八卦到政治秘辛，不過卻也背負了許多的指責與批評，至少辦公室就被砸了兩次左右．
《壹週刊》的出現，象徵台灣『扒糞文化』的興起．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美國經過南北戰爭後的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美國在兩次大戰時的國力，幾乎都是在這段時間打下基礎，這段時間可說是美國的黃金年代．
黑暗通常伴隨著光明而來，因此在這種黃金年代，政客與政客間許多狗屁倒灶，貪贓舞弊的事件便隨之而來，美國也因此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社會危機．但是就在這種關鍵時刻，美國新聞界以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為首，所發起的『扒糞（muckraking）運動』卻有力地制止了腐敗的蔓延滋生，促進了美國社會的改良，使美國腐敗墮落的政治不再向下沉淪．
當時林肯．斯蒂芬斯針對美國社會的黑暗面進行一連串的報導，引起社會普遍的討論，林肯．斯蒂芬斯甚至將矛頭指向老羅斯福總統，揭露白宮與國會間許多利益糾葛，其中包括金錢賄賂、官職交換等，使得老羅斯福在記者會上大罵這些專門揭醜的記者是『扒糞者』（muckrakers），把他們比喻為著名的宗教小說班揚（Bunyan）的《天路歷程》中的『扒糞者』。書中這位扒糞者手拿糞耙，目不旁視，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滿目都是地上的穢物。由此，這個稱呼便固定下來。雖然官方反對，但『扒糞』運動仍在繼續，而且這一帶有謾罵之詞反而得到公眾的『首肯』，成為一種受人贊許的尊稱。平心而論，作為政治家，老羅斯福總統有時確實不得不與一些議員妥協，才能實施自己的計劃。政治，不僅要考慮是與非，還要考慮行與否，總是要看時機，總會有妥協，純以『書生之見』衡量，確實不那麼『乾淨』，必須要有所妥協，一些良好的政見才得以實行。但媒體畢竟不是政治的工具，媒體首先考慮的是公眾的知情權、是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政治與媒體，各有各的『規則』。然而從總體上說，媒體的監督與批評，恰好是為正直的政治家減少來自腐敗勢力的壓力和阻力，使其不必有更多的妥協。 《壹週刊》正好在台灣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無怪乎黎智英在先行評估台灣的政治狀況後，才決定讓《壹週刊》登台．
過去在戒嚴時期，台灣也出現過一些黨外份子在擔任『扒糞者』的角色，他們用筆，用文字，針對台灣政治中的黑暗進行探討，最有名的就是《文星》時期的李敖與《自由中國》的雷震．然而等到解嚴之後，黨禁與報禁的解除，過去戒嚴時期的『扒糞者』幾乎全數消失．當初他們的扒糞，成為日後從政最好的履歷表，台灣的扒糞者都跑去國會打架了，直到《壹週刊》的出現，向台灣宣告真正的『扒糞者』來了！
很多人在看《壹週刊》所揭發的內幕時，總是著眼在他的真實性，然而《壹週刊》真正所帶來的意義在於他點出了這樣一個現象．市議會以公帑出國旅遊難道是《壹週刊》來台後才發生的嗎？職棒簽賭難道是這一兩個月才又出現了嗎？不！都不是！相信很多媒體對於這些事情都略知一二，可是偏偏沒有人敢報導出來，何解？
無論《壹週刊》帶來多少的社會效應，但是就《壹週刊》本身所信奉的『狗仔精神』，以及本身所扮演的『扒糞者』角色而言，對於台灣的政治與社會來說，絕對是正面大於負面．
如果《壹週刊》早來幾年，職棒簽賭案就不會使台灣棒球蕭條沉寂了這麼久；如果《壹週刊》早來幾年，台灣的政治或許會更加清明一些；如果《壹週刊》早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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