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論》這本書又出問題了。記得這本書出版前不久，台灣島內便對這本書議論紛紛，所注目的焦點乃是李登輝的『媚日』言論。如今，這本書又再出現新話題了，就是奇美董事長許文龍在《台灣論》中引起爭議的慰安婦事件。其實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為什麼老一輩的『台灣人』對於日本有那麼多的憧憬，其『哈日』的程度，絕對比現今年輕一輩的哈日族有過之，而無不及。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對島內自然有所貢獻，例如改善台灣島內的衛生環境，引進許多的先進制度，良好的治安，使台灣逐步邁向現代化，這些都是不可以被抹滅。然而，日本對於台灣始終採取殖民統治，以壓榨的手段掠奪台灣經濟，以殘酷的手段鎮壓島內的反對勢力，抓軍夫、慰安婦等手段，這些卻也是歷史的鐵証，不容逃避。而以李登輝、許文龍為首的『老哈日族』，沒有想到日本在台灣所犯下的惡行，卻只記得日本在台灣的德政，發表媚日言論，甚至為日本人脫罪。對內，他們傷了我們的心﹔對外，他們成了國際間的大笑話。試問，他們若是韓國人，發表類似的媚日言論，或他們若是以色列人，發表類似的言論替德國脫罪，在社會間會有什麼反應？
記得曾經有一位朋友，他引述了一位早期在調查局工作的朋友的話，他說，「早期的台獨分子多半在日據時代屬於既得利益者，因此當國民政府遷台後，這一類的人失去了既得利益，因此轉向主張台獨，希望將台灣獨立後，再投向日本的懷抱。」雖然，這類的判斷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似的偏頗，但是若是套用在李登輝、許文龍等人的身上，多少也可以解釋何以他們對日本始終有這麼多的憧憬。
誠如馬維敏在《政治慰安婦》一文中所說的，「台灣某些人長年媚日，猶如日本軍國主義的政治慰安婦，並因此而真的「出人頭地、再好不過」，然而為了掩飾自己不願也不堪面對的過去，他們總是比日本人還急著糟蹋那些飽受凌辱的慰安婦阿嬤，也忙著把一切對他們的批評都矮化為政治鬥爭。」這正是台灣目前的寫照。
台灣一直有一個現象，就是對歷史採取陌生的態度，對於許多過去的歷史記憶都認為與自己無關。八年抗戰是中國大陸的事，與台灣人無關﹔南京大屠殺是中國大陸的事，與台灣人無關﹔霧社事件是原住民的事，與台灣人無關。這些『老哈日族』因為在二二八事件受到壓迫，所以對日據時代仍存有幻想，可是那些被日本人屠殺台灣人民，被日本人迫害的慰安婦呢？他們能對日據時代存有幻想嗎？
許文龍在記者會中不但不為自己的錯誤言論道歉，甚至還為自己的言論做出合理化的解釋。許文龍說據其了解，當時日本有充分預算，無論是工程、採買或是慰安婦，通常都透過代理商或財團，透過民間機構和女孩子的父母談，據他所了解是合法買賣，不是抓的。但有的是被父母強迫，而在軍中自殺，這些人的確不幸，令人同情其家庭貧困，但為何父母要賣子女給妓女戶？他甚至認為，這事件本來不是很大的事，慰安婦如果有冤屈，是因其家庭貧窮，而我國和日本雖無邦交，但在經濟、軍事等種種關係，對台灣很重要，不須以沒有的事實來冤枉人家。
什麼叫做沒有的事實？在台灣、韓國數百名的慰安婦難道是假的？這些人難道是為了騙取世人的同情來誣陷日本？許文龍的言論簡直是荒謬到了極點。許文龍甚至拿過去的軍中樂園來作為自己脫罪的證據，認為日本至少合理的手續在做，我們卻用抓的，我們不能一直指責別人，慰安婦是日本人透過代理商辦理，因此要追究的是代理商是否合法，或父母為何把女孩子的權利賣給代理商。
這根本就是在模糊焦點。軍中樂園一事，在經過許多人的努力後宣告廢除，這是歷史的傷痛，而政府也承認錯誤。但是日本呢？日本政府不但不認錯，還竄改歷史，試圖為自己過去的罪孽脫罪。日本人自己為自己脫罪還能理解，這些『老哈日族』以台灣人的身分竟然也替日本人脫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然後我們看看一些網路上針對這件事的一些留言，竟然還有『我們支持許文龍』、『當軍妓是台灣人的榮躍』等字眼與言論。我們不僅要自我反省，同時對於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的無恥言論與舉動，我們不但應該要給予譴責，更要要求他們為此事負責、道歉，我們實在不應該再姑息這一類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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