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在分隔多年之後，對於過去近百年的中國現代史有著許多不同的觀點，但是有兩個重要人物的觀點卻是兩岸不約而同地出現一致的看法，其中之一當然是被視為『竊國大盜』的袁世凱，另外一個自然就是『媚日漢奸』汪精衛，其中又以汪精衛最為特別。
說起汪精衛的大名，兩岸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賣國漢奸，但是要說起汪精衛的賣國事蹟，卻又不知從何說起。很少人知道汪精衛在國學大師章太炎眼中，可是個能與黃興、宋教仁相提並論的人物。當初孫文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章太炎就對這個臨時大總統之位誰屬發表過『論功應為黃克強，論才應為宋遯初(教仁)，論德應為汪兆銘』的看法，而這位以德行蒙章太炎青睞的汪兆銘就是眾人皆知的賣國漢奸汪精衛。
汪精衛原名為汪兆銘，出生於1893年廣東省番禺縣，父親為浙江的客商。汪兆銘很早就投身於革命之中，同盟會在日本東京初建之時，汪兆銘就已經是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並且被選為同盟會三大部之一的評議部部長(另外兩部為執行部與司法部)，當時汪兆名年僅26歲。
同盟會最初的工作是以宣傳革命思想為主，當時最有名的《民報》正是由汪兆銘、胡漢民、吳稚暉等人為主筆，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針鋒相對，相互筆戰。汪兆銘也因為《民報》的文章而暴得大名，並且結識了終身伴侶陳璧君。當時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中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是唆使別人送命而自己牟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梁啟超的批評得到很大的迴響，一時之間海外華人掀起了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讓當時民主革命運動受到重大的影響。不久這場批評的矛頭就指向孫文的私德部分，有人撰寫了《孫文十四大罪狀》一文，指責孫文將日本政府援助同盟會的資金挪作私用，使得當時以章太炎為首的浙江派宣布脫離同盟會，不受同盟會管轄，而以黃興為首的湖南派也保持中立。就在眾人對革命運動出現質疑與批評的同時，汪兆銘決心起身而出，主動提出要以自己的鮮血去證明同盟會領袖不是『遠距離革命家』。
汪精衛在刺殺行動中以失敗收場，所幸當時武昌革命成功，清政府一方面基於愛才，另一方面希望保留與革命黨談判的籌碼，因此並未處決汪精衛，而汪精衛也在牢中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痛快詩句。
不久清政府宣布退位，汪精衛理所當然地被釋放。這時上從袁世凱，下到孫中山，無一不想拉攏汪精衛以為自用，而以汪精衛的資歷與名聲，要在新朝中取得一席之地更是輕而易舉。然而這位『不負少年頭』的革命英雄，卻毅然絕然地與新婚妻子陳璧君到法國留學，實踐他『革命成功後，一不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甚至當袁世凱聲勢滔天之時，汪精衛更以『人民公敵』目之，而袁世凱不但不記恨，還委請與國民黨有舊的蔡元培出面，希望聘請汪精衛回國擔任總統府的高級顧問。袁世凱這招『要錢給錢，要官給官』的攏絡手法可說無往而不利，但是汪精衛卻以嚴詞拒絕。從歷史上來看，汪精衛不但是個潔身自愛的清教徒型政治人物，更是個不愛追求權力慾望的單純知識份子。
讓汪精衛思想徹底改觀的事件是『二次革命』的失敗，這讓原本熱情如火的汪精衛煞那間變的躊躇猶疑。過去汪精衛的革命對象為蹣酣的清政府，認為只要推翻了清政府，中國就會不一樣，就能擺脫過去的次殖民地地位。然而革命成功之後，中國的局面變得更加混亂，一時之間汪精衛大為挫折，所有的革命理想全都消失殆盡。儘管如此，汪精衛仍然投身革命，成為南方政府的理論派，更在孫文死後成為國民黨的第一人。
孫文死後的國民黨頓失龍首，同時也開始變得僵化，左派與右派之間為了是否『容共』而自相爭鬥，汪精衛自己對於左右始終搖擺不定，加上蔣介石握有軍權，汪精衛以一介書生之姿，自然而然也就被蔣介石所比了下去。
中國傳統有一與西方截然相反的奇特現象，即是允許逃亡，卻不允許投降。在過去西方歷史中，軍隊大多是雇傭兵型態，因此在盡了全力之後宣布投降是不會受到指責的，但是卻忌諱不戰而走的逃兵﹔然而中國歷史大多是國家軍隊，因此無法接受投降之舉，即便是被譽為武聖的關羽，後人也要在他的『投降事蹟』中加上一句『降漢不降曹』的備註來為他擺脫投降的『污名』。雖說無法接受投降之舉，但是對於逃走卻大加讚揚，甚至傳統兵法中的三十六計還以『走』作為最高段的計謀。因為唯有走才能保持實力﹔唯有走才能復興的機會，這正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對於『降』與『走』的看法。
我曾讀過李敖與汪榮祖教授合著的《蔣介石評傳》，書中曾對汪精衛降日過程詳細描寫，書中更提到當時日本人對於汪精衛降日之舉，視為中國人立於不敗的計策。對於此種評論，本來始終不解，何以汪精衛降日可讓中國立於不敗之地？直到最近讀到相關史料之後，赫然發現汪精衛降日不但不是汪精衛為求個人權力慾望所作的決定，更非如國民黨御用史官所言，汪精衛此舉乃是為了與蔣介石爭權。相反的，汪精衛此舉是個經過精密計畫後的決定，汪精衛甘以一身『為革命作薪作釜』，背上賣國漢奸的罪名，毅然決然地走向投降之路。
抗戰之前，汪精衛是標準的反日派，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對日戰役中，汪精衛看到國民政府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敗退，戰區人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接受戰火的襲擊。汪精衛在一次的演講中引用法王亨利四世的一句話說，『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晚上，在他家裡的火爐子上面、瓦罐子裡面，都偎著一隻雞』，汪精衛痛心疾首地說，『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雞？一生都吃不著一隻，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就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只剩下灰末、只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面的鐵鏟就把它們鏟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裡停著』。這時候的汪精衛已經開始對於『焦土政策』產生了懷疑，更對淪陷區居民的一切感到憐憫。抗戰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法國國王至少還希望人民有雞可以吃，而國民政府的領導人卻將那些一輩子連雞肉的滋味是什麼都不知道的老百姓盡情的犧牲，只為了換取與培養一個民族英雄，汪精衛的搖擺性格終於再度對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中日戰爭的初期，日本國內對於這場戰爭也出現了三種不同的看法：首先是『速戰速決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只需三個月就可以吞併中國﹔其次是『持久戰爭論』，認為中國國土縱深太大，日軍不可能有效控制整個中國，因此只能以軍事壓力迫使中國政府投降，否則就要陷入持久作戰的泥淖之中﹔最後則是『外國干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引起第三國的武裝干涉。
然而西方列強在當時正備戰後迅速崛起的希特勒而大傷腦筋，無暇東顧，第三國的武裝干涉幾乎不可能﹔隨著時間的發展，『三月亡華』論也自動被戳破，於是無論是中日兩國政府都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場曠時廢日的戰爭。這是日本極不願意見到的事情，因為日本投入中國戰場已經增至24個師團，日本國內因為戰費增加而疲累不堪，日本對華政策也開始出現大幅度的改變，由原本的『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的方針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求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之後，國民政府中的主和派開始活躍，在蔣介石的默許之下，中日雙方密使來往密切，只不過中方代表對於『漢奸』兩字大為感冒，更不願被上賣國罪名，於是雙方和談始終沒有進一步的進展。這時汪精衛等主和派，規劃了一項具體的和平計畫。即由汪精衛率先宣布下野，同時脫離國民政府，並要求日本政府無條件停戰﹔接著汪精衛以個人身分影響日本政府的和平主張，建議國民政府和平停戰﹔然後透過雲南等地方實力軍頭通電響應，並且在雲南等日軍尚未佔領的地區建立新的獨立政府﹔當新政府成立之後，就由新政府與日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中日雙方回到七七事變之前的局勢，日軍將新佔領區域轉交新政府﹔最後由新政府與國民政府交涉，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的真正和平。
這項和平計畫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實現和平，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具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會背負起賣國漢奸的罪名。這也正是為何中國能立於不敗之地的主要原因，假使汪精衛的和平主張得以實現，中國固然可以維持獨立自主﹔即使無法實現，中國也不用害怕戰敗之後被日本併吞。只可惜事實的發展卻往往與計畫有所出入，汪精衛到最後也只有退而求其次的背上漢奸罪名，在日軍佔領區中成立維新政府，盡其努力安頓戰區百姓。甚至若是國民政府不幸戰敗，汪精衛的維新政府也可以挺身而出來維持中國領土的完整與主權的獨立。
以現在兩岸的情勢，台灣內部正瀰漫著與當時相同的氣氛。絕大多數的人都知道唯有與對岸進行和平談判才是兩岸關係正常化的具體做法，但是在『投降主義』面前，無論是藍或是綠都害怕背上『台奸』罪名。正因為如此，所以兩岸檯面下的密使往來不斷，但是檯面上的正式談判卻始終無法進展。問題是這樣的僵持局面對台灣究竟是利還是弊？為了避免背上『台奸』罪名而不惜與對岸一戰，然而現在的台灣不是當初的中國﹔現在的大陸也不是當初的日本，該和該戰都考驗著每一個台灣當權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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