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是一種多元化的語言，它的詞彙豐富，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詞語，如方言詞、古語詞、外來語、社會習慣語等等。漢語詞彙不單是一種語言工具，還有其內藏的文化含義，故《漢語綜述》中說：
「語言是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文化是語言表現的具體內容。……漢語中有許多字和詞的語義成分，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聯繫。[1] 」
由此觀之，從漢語詞彙分析漢文化的特質便有其重要意義。有見及此，下文將主要分析外來語內藏的漢文化含義。
外來詞，也稱作借詞。是指本民族語言從外國或其他民族語言裡吸收過來的詞。由於不同的民族互相交際，本民族語言往往要從別的民族語言的詞彙借用過來一些需要的成份[2]。改革開放後，外來語的數目不斷增加，對漢語的影響愈來愈大。漢語則充分發揮其兼容並蓄的特點，逐步接受、消化並改造外來語，使漢語的內容更形豐富。從這種同化外來語的過程，可窺見漢文化包容性強、去蕪存菁、精益求精、靈活性強和沒有系統性這五種特質。
中華民族包含五十六種民族，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經過數千年的融和使漢文化具備兼容並蓄的優點。在這種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漫長歷史中，漢語不斷吸收周邊文化的養分以補充漢語的不足，表現出漢文化包容性強、融和的特點。外來語進入漢語，大致有三個主要階段：漢唐時期佛教用語的傳入；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歐美外來語的傳入和二次大戰後資訊爆炸期世界性外來語的傳入[3]。即便如此，其實漢語早在先秦時期已開始接觸其他語言。西漢時，「絲綢之路」的開通令漢語發展史上出現第一次大量吸收外來詞語的機會[4]。外來語如「苜蓿[5]」、「安石榴[6]」、「師子[7]」、「瑠璃」、「虎魄[8]」等大量出現於古代史籍之中。
其中「苜蓿」、「蒲陶」(亦作蒲桃、葡萄)均來自古大宛語；「安石榴」即今之石榴，當時由古安息國(即波斯，今伊朗)傳入。「師子」即「獅子」，來自古波斯語；「瑠璃」源於梵文雅語；「虎魄」即琥珀，源於突厥語(一說源於敘利亞語)。此外，還將部分字詞冠以「胡」字，以標明是外來語，如「胡麻」、「胡桃」、「胡床」、「胡笳」等[9]。漢唐時期，還吸收了不少外來的佛教用語，胡化的程度從物質文化深入到精神層面。如「佛」、「菩薩」、「和尚」、「羅漢」、「僧」、「塔」、「夜叉」、「剎那」、「茶毗」(火葬)、「泥犁」(地獄)、「伽藍」(佛寺)、「優婆夷」(信女)等詞，均是僅見於佛教經典的字眼，後來也出現在漢籍之中。一些全民皆用之外來詞語，更因大量普及而令人難察其本源，如「方便[10]」(梵語”傴和”的義譯)、「哥哥[11]」、「世界」(「世」指時間，「界」指空間)、「煩惱」、「現在」、「因果」、「因緣」、「莊嚴」、「法寶」、「圖滿」等[12]，有的已被同化，成為漢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漢語的基本詞彙[13]，由此可見這些詞語的漢化和深入民心的程度。
漢語對其他語言的吸收，可謂不擇細流，廣採各種有用之詞。就漢語中已固定下來的外來詞看，它們來自梵語、巴利語、阿拉伯語、英語、法語、俄語、德語、日語等外國語和突厥語、蒙古語(如「站」、「胡同」)、滿語、藏語(如「喇嘛」)、壯語等我國不同民族語言。這種來源的廣泛性，構成了漢語外來詞語的豐富性，亦突顯出漢文化包容性強的優點[14]。
從外來詞語的逐漸漢化和改造亦可窺知漢文化去蕪存菁的特質。正如毛澤東所言：「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份。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15]」同樣地，漢語在接納外來語的時候，並不是盲目地採用，而是經過選擇取捨、去蕪存菁的程序。故此，個別的外來語被淘汰了，如「優婆夷」(信女)、「泥犁」(地獄) 「茶毗」(火葬)等而改為使用更合於漢文化的「信女」、「地獄」、「火葬」等字眼。如硬搬或濫用外來語，會對漢語造成損害、導致混亂，故胡裕樹提出「吸收外來詞，一方面要求詞語形式的調和，另一方面又必須根據語言規範化的原則。[16]」這正好說明了漢文化去蕪存菁的特質。
漢文化中精益求精的特性也體現於外來語的傳入過程之中。漢語發展史證明，外來詞的增加不但充實了漢語中的詞彙，也令漢語產生了強大的生命力，這正是漢文化精益求精的表現。從古到今，外來語的傳入不曾間斷。大量的新詞湧入，如「經驗」、「景氣」、「場合」、「方針」、「目標」、「手續」、「宗教」、「集團」、「香檳」、「蒙太奇」、「沙皇」、「雷達」、「沙發」、「尼龍」、「乒乓球」、「三明治」等等，被社會廣泛使用。學者王寶紅因此分析：
「漢語外來語發展的歷史，說明漢語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伴隨著歷史上外來文化的輸入，漢語在不斷地吸收異族、異國的語言成份。漢語中形成了一個不斷更新、不斷發展的開放的外來語體系。[17] 」
改革開放後，數以千計的外來語湧入。據統計，八十年代每年約有七百個外來詞出現在漢語中，而九十年代也達至每年四百個[18]，較為普遍應用的有「拜拜」、「迪斯科」、「迷你」等。由此可見，漢語於接納外來語的過程中不斷求新，正好也揭示了漢文化精益求精的背後精神。
漢語在吸引外來詞語的同時，也表現出漢文化靈活多變的特點。漢語在吸收外來詞語時，有九種吸收形式[19]。包括(一)原裝借用。(二)省縮借用。(三)音譯。(四)音意半譯。(五)音意兼譯。(六)漢化意譯。(七)漢、外文合成。(八)捨音而取形、義。(九)造新字譯詞。其中又以音譯、音意兼譯和漢化意譯三者為甚。如「巴士」(bus)、「邏輯」(logic)、「摩托」(motor)、「派對」(party)、「波士」(boss)屬音譯；「啤酒」(beer)、「卡車」(car)、「酒吧」(bar)、「高爾夫球」(golf)屬音意兼譯；「足球」(football)、「熱狗」(hotdog)、「火車」(train)屬漢化意譯。而前文提到的「師子」，本來只是音譯，後來在漢字演變中加上了「犬」旁，以表明是一種動物，就變成了漢化意譯的形聲字了。又例如，「迷你裙」(miniskirt)、「冰淇淋」(ice-cream)、「劍橋」(Cambridge)等便屬於音意半譯。這些靈活多樣的吸收外語詞的方式，使漢語中的外來詞異彩紛呈。這亦可視作漢文化靈活多樣的一面鏡子。
最後，從文化角度分析，漢語外來語傳入的方式與漢文化沒有系統性的特點也有一脈相通的地方。漢文化重隨意性，一向缺乏嚴謹的系統性。中國文化重「神似」，對細節往往不甚了了。《漢語綜述》中分析漢語的特性與漢民族在哲學上重了悟而不重形式論證，在藝術上又有「重神似」的悠久文化傳統是完全分不開的[20]。因為語言與文化互相影響，關係至深。以外來語為例，漢語在吸收外來語的時候雖然有選擇取捨、去蕪存菁，又有變化多樣的吸納方式，但卻沒有一個嚴密、統一的形式規範，這便容易導致語言的混亂。尤其是過濫的外來詞特別容易造成對言語運用上的混亂。例如「膠卷」、「菲林」指的是同一個意思，卻分別使用了漢化意譯和音譯兩種方法。「餅乾」、「克力架」和「曲奇」也未見有明確分工。引進這些字詞，增加了人們記憶的負擔和理解上的困難，都源於漢語在引入外來語時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或者對外來語的引入作出限制和規範之故。而這背後的原因與漢文化的隨意性、沒有系統性這一特點息息相關。即使說，由於漢文化一向沒有系統性，因而令漢語沒有系統地接收外來語也不算誇張。
總而言之，從文化角度分析，漢語外來語的引入反映了漢文化的五項特質。漢語一方面來者不拒，兼容並包，另一方面又不斷對外來詞語進行篩選和淘汰。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來文化衝擊下，漢語精益求精，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2866字)
註釋：
〔1〕李家樹、陳遠止、謝耀基：《漢語綜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09。
〔2〕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3月)，頁293。
〔3〕任君、趙雪愛：〈外來語在漢語中的使用及對漢語的影響〉，《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12月第4期，頁62。
〔4〕趙世舉：〈漢語對其他語言詞語的吸收及其規範問題〉，《湛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6月第2期，頁70。
〔5〕見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173。
〔6〕見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李賢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94。
〔7〕見范曄：《後漢書．順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63。
〔8〕見班固：《漢書．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3885。
〔9〕趙世舉：〈漢語對其他語言詞語的吸收及其規範問題〉，《湛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6月第2期，頁71。
〔10〕徐夢葵：〈釋”方便”〉，《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6期，頁87-89。
〔11〕王力先生曾提出「哥哥」一詞可能是外來語，詳見趙文工：〈”哥哥”一詞的來源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頁7-12。
〔12〕趙世舉：〈漢語對其他語言詞語的吸收及其規範問題〉，《湛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6月第2期，頁72。
〔13〕王金凱：〈關於外來語的思考〉，《洛陽師專學報》1997年8月第4期，頁78。
〔14〕趙世舉：〈漢語對其他語言詞語的吸收及其規範問題〉，《湛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6月第2期，頁73。
〔1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16〕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3月)，頁295。
〔17〕王寶紅：〈漢語外來語音意兼譯方式及其文化心理探討〉，《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3月第1期，頁81。
〔18〕任君、趙雪愛：〈外來語在漢語中的使用及對漢語的影響〉，《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12月第4期，頁62。
〔19〕趙世舉：〈漢語對其他語言詞語的吸收及其規範問題〉，《湛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6月第2期，頁72-73。
〔20〕李家樹、陳遠止、謝耀基：《漢語綜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12。
參考書目：
一、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3月)。
二、李家樹、陳遠止、謝耀基：《漢語綜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9年)。
三、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參考論文：
一、王金凱：〈關於外來語的思考〉，《洛陽師專學報》1997年8月第4期，頁78-80。
二、任君、趙雪愛：〈外來語在漢語中的使用及對漢語的影響〉，《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12月第4期，頁62-63。
三、趙世舉：〈漢語對其他語言詞語的吸收及其規範問題〉，《湛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6月第2期，頁70-75。
四、王寶紅：〈漢語外來語音意兼譯方式及其文化心理探討〉，《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3月第1期，頁79-82。
五、徐夢葵：〈釋”方便”〉，《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6期，頁87-89。
六、趙文工：〈”哥哥”一詞的來源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頁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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