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25日（星期五）上午，當時我專二，有個癩蛤蟆同學想吃天鵝屁，竟然對本班氣質美少女有了非分之想（那年代約會就已經是很「非分」了）。我們這些狐群狗黨就幫忙約了好幾個女同學，準備星期六放學後，大家下午一起去日新戲院看馬龍•白蘭度與詹姆斯•卡恩主演的《教父》。原本計畫是趁機把這兩人「湊作堆」，偏偏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又趕不上一通電話，晚上我接到其他女同學來電，說那個氣質女根本沒說要去，也就是說我們的計畫失敗了。仗著我跟氣質女還有點交情，立刻撥了電話，質問這個會引發我容易生氣體質的女孩子，為什麼這麼「不合群」？電話那頭的氣質女竟然說：「電影院有鬼，我不敢去。」
顯然那個氣質女看破了我們這群臭男生的陰謀，可是用這麼扯的理由來拒絕，那不等於在諷刺我們的智商，我就說：「有鬼，有你的大頭鬼啦！你告訴我，鬼長得什麼『鬼樣子』？」氣質女就說：「十多年前戲院失火，不是燒死了好幾十人？聽說在女生廁所裡洗手台的鏡子上，會出現穿著十多年前流行女裝的鬼。」我氣得大罵：「聽說，聽哪個笨蛋說啊？失火的是中華路那頭的新生戲院，她幹什麼要跑來這頭的日新戲院廁所嚇你們這些笨蛋？」可是不管怎樣好說歹說，氣質女就是不上當，看電影湊作堆的計畫就這樣徹底失敗了。
不過「電影院有鬼」這種謠言，在戒嚴時代可就不只是我的氣質女同學會相信。即使到了解嚴後的1993年9月2日，《聯合報》7版社會新聞裡還說：「昨天凌晨發生大火的台北市新生廣場大樓舊址，二十七年以來發生多次大小火警，總共造成三十一人死亡、二十九人受傷。這個地點廿七年前發生的一場大火，造成重大人命損傷，也促使台北市消防大隊成立『一一九』勤務指揮中心，作為救災的緊急處理中心。而當年以一一九為名，就是取自這場大火發生在一月十九日。」
其實這根本是個「烏龍」新聞，世界各國的火警報案電話本來就不統一，美國、加拿大是「911」，德國是「112」、丹麥是「000」、法國是「88」、香港是「999」。台灣與南韓則沿用日治時期「119」（發音與「火火苦」相近）。也就是說美國用「911」是在世貿大樓慘案前，台灣用「119」也在新生戲院慘案前。媒體與警方不察歷史，牽強附會。1945年之前的日治時代，台灣的火警電話本來就是「119」，反而是戰後國府領台後才改用「09」，但因民眾不習慣，經常報案延誤，所以在1959年12月1日才又改回使用「119」。至於新生戲院大火，則是發生在更後來的1966年。不過新生戲院大火案雖與「119」報案電話無關，但卻是台灣歷史上最嚴重的火災之一，更是殺人電影院的排行榜第一名，難怪會有鬧鬼的謠言。
新生戲院是台灣50年代最豪華的電影院，位於中華路東側，與一般我們傳統認知的電影街（中華路西側）不同。這家戲院從興建開始就是個超級大違章建築，負責人周陳玉樹是當時台灣地產業和戲院業首富，他出身貧寒家庭，父親賣擔仔麵，他負責替客人送麵。但他運氣特好，讀國民學校時的老師游彌堅，日後去中國投靠了老蔣，成了「半山」，戰後回台成了接收（劫收）大員，擔任台北市長，直到1950年由黨外的吳三連接任。由於「半山」在接收時，握有很多日人遺留下來的土地和房屋，以修理收音機為業的周陳玉樹，就改行從事房地產買賣，與游彌堅拉上關係，在台北市區大興土木，蓋造新屋後出售圖利，雖然官司不斷，但因為後台夠硬，始終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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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陳玉樹的房地產與戲院霸業，真的是「成也靠火，敗也靠火」。1949年成都路大世界戲院隔壁國際飯店失火，他靠著在災後的廢墟裡興建二十多棟樓房發跡；之後又在西門町到處以低價購進日本留下的房地產，拆除重建後高價售出。1954年10月9日，他看中了新生大樓現址這塊395坪的土地，竟有辦法讓省營的台灣新生報（接收自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經營的《台灣新報》），把這塊地租給他新設的新生營業公司。條件就是由他免費替新生報蓋一座大樓，其他土地則給他蓋新生戲院，經營二十年後再無條件送給新生報。
新生戲院是戰後全台第一座超過二十公尺高的大廈，也是第一座採用波狀鋁皮鋼架的建築。工務局原本核准的建照是五層樓，用途是戲院，但1955年12月8日，業主又要求變更設計，申請增加餐廳、舞廳和百貨公司等用途，由於安全問題，歷經台北市工務局黃千里、莊琮耀和林永倉三位局長才核准。靠衡陽的百貨店及餐廳部份採用鋼筋混凝土，靠中華路的戲院部份則用波狀鋁皮鋼架。這種建築的特色就是牆壁不用水泥和磚，而是用波狀的鋁皮於外，中間夾裝木板，再用隔熱及隔音甘蔗板裝飾屋內，所以戲院雖在西門町鬧區車聲最吵的地方，坐在裡面卻完全聽不到戶外雜音。
隔音設備超好的新生戲院，讓觀眾更能享受看電影的樂趣，周陳玉樹因此由房地產大亨進而成為電影大亨。於是他趁勝追擊，買下武昌街二段兩側的茶葉工廠，在台北戲院旁蓋了二十幾棟樓房，又在台北戲院右對面蓋了樂聲戲院和毗連的樓房，多餘的地皮賣給豪華戲院，然後將樂聲與豪華之間的另一塊地皮，賣給煤業大亨李建興蓋日新戲院，西門町的電影街因此形成。然後他又轉戰圓環附近的寧夏路，興建國聲戲院。但波狀鋁皮鋼架建築超級耐震，卻不防火。九年之後，周陳玉樹的「好運」終於被自己消耗完了。
新生戲院原先設計的樓梯就僅有三座，戲院這邊靠中華路二座，靠秀山街那邊一座，遇緊急事件時疏散就很勉強了，大樓後來增加了用途，一樓是建新百貨公司，二樓是凱莉咖啡廳，三、五、六樓是渝園餐廳，四樓「萬國連誼社」（就是萬國舞廳啦！）這麼多營業場所，只共用一座樓梯和一座電梯。早在1957年1月8日，在新生戲院旁的中山堂光復廳，台北市議會舉行了第三屆第七次臨時大會，市議員黃奇正、陶佩潛、陳愷、趙邦平、方志平、蔡永、王振堯等二十餘人，就輪番抨擊高玉樹市長對新生戲院的安全問題拖延放水，高市長也反駁說新生戲院開幕以來，發現了許多問題，他自己也深感不滿，已指定工務、警察兩局，會同其他有關單位成立小組，對戲院作全面檢查後要求戲院作一次澈底的改善。
但這一「改善」就是九年，1966年1月19日（農曆小年夜) 下午一時五十分，新生戲院正在播映福新公司出品，林福地執導，陽明與焦姣主演的第一部國語片《海誓山盟》，大火忽然從靠衡陽路那邊的四樓樓梯口儲藏間竄出，旋即迅速延燒，由於整棟大樓外牆完全沒有窗戶，還蓋上一層巨幅電影廣告牌，消防水根本無法灌入，只能放任火焰在內燃燒。衡陽路這邊又只有一個樓梯與電梯，樓梯被大火截斷，電梯因電源破壞停駛，新生戲院這邊的安全門又無法打開，造成四樓萬國舞廳和五樓渝園川菜餐廳全毀，幾乎無人能倖免。幸好發生時間是在下午，餐廳沒客人，舞廳裡恩客也有限，否則後果更難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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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發生時，台北市警察局、憲兵隊、警備總部派出大批治安人員，北起西門圓環，南至衡陽路與延平南路交叉口、東自武昌街與中華路口、西至桂林路，整個西門鬧區全部戒嚴，連所有平交道柵欄都一律放下，禁止行人越過中華路，以免趁火打劫與圍觀造成交通阻塞。台電城中服務中心也切斷西門鬧區的供電。台北市警察局出動了全市26部防車，加上陽明山、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等警局支援的24部消防車，松山機場也支援了三輛空軍所屬的泡沫消防車。所有北台灣能動用的消防車都來了，但最高的水壓只能射到35公尺，而新生戲院卻高達60公尺高。只能等到下午六時，警方宣布：「火勢已被控制」，新生大樓也燒光了。
晚間消防人員清理現場，在四樓萬國舞廳內發現連性別都無法辨識的焦黑屍體24具，六樓渝園餐廳2具。台北地檢處首席檢察官焦沛樹於在九時，率領檢察官曾丁壽、胡致中、王剛及法醫高坤玉、宮可仁，指揮警員在火場勘驗，並將屍體一一編號，然後送往極樂殯儀館及市立殯儀館料理善後。經過反覆查證終於確認，死在四樓萬國舞廳的是：馮海寰、蔡敬賢、李寶源、鍾嘉陵、周武、杜算祥、曹渝、葉正、施一鳴、勞藝吉、梁某敷、陳壽、丁銘慰、阮清江、林輔民、邱秀玉、敏樵、官林美若、蔣智惠、蕭素貞、盧發英、魏秀英、沈鏡如、劉秋香24人；死在六樓渝園餐廳廚房的是郭宗汾、張竟志2人；陳玉霜、王凱珍、唐進之、胡金奎4人則是跳樓後分送台大及馬偕醫院不治。另外消防隊小隊長曾光榮在雲梯上，被跳樓的萬國聯誼社職員唐進之拖到地上，送醫後也不治 。
2月17日台北地檢處檢察官蘇嶸華、曾丁壽、胡致中、王剛等四人專案偵查終結，以被告周陳玉樹既以新生戲院用途申請建築及使用，卻將大樓二、三、四、五、六樓之一部，分別出租他人開設凱莉咖啡廳、渝園餐廳、萬國舞廳等公眾聚集場所，又將六樓通往戲院內部之太平門及五樓通往戲院內部之太平梯堵塞，致火災發生後造成重大死傷慘劇，實難卸其過失致人於死傷之刑責，惡性殊屬重大，請科以重刑，以昭儆戒。另外萬國聯誼社舞廳電工胡聰金、業務經理謝培松與總經理徐芝珊，也被一併起訴。
由於起訴的同時，受難者與萬國舞廳和新生戲院已達成和解，業者發給每名死亡者二萬五千元，家屬中無工作能力者（男子六十歲以上，女子五十歲以上，小孩十八歲以下）每名在加發撫慰金五千元；殘廢者比照死亡辦理；受傷者醫療費概由業主負責。4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判決，萬國聯誼社舞廳電工胡聰金依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判刑四年，業務經理謝培松，總經理徐芝珊各依過失致死罪判刑一年。新生大樓業主周陳玉樹則無罪，承辦推事陸祖光指出：「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不能發現確切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被告周陳玉樹否認堵塞五、六樓太平門及太平梯，稱均係該大樓承租後所為，與他無關。查渝園餐廳經理周毅，在檢察官調查時稱：『五樓通往新生戲院原有一門，是我們圍的。』與被告周陳玉樹所供相符，可見與周陳玉樹無關，應予諭知無罪之判決。」
周陳玉樹被宣判無罪後，將新生戲院拆除重建，改名「新聲戲院」。雖然鬧鬼的謠言不斷，但其實新生戲院大火罹難者中，根本沒有任何一個是電影觀眾。不過生意會差，是有比鬼更可怕的生物。1981年3月24日，少女王代麗中午在看《天才開溜》時，放在座椅扶手上的右手掌被重達一台斤的大老鼠咬了一口，痛得大叫而驚動了鄰旁的觀眾，大家都站起來要幫忙驅走這隻兇悍的老鼠。但這隻大老鼠卻不怕人，鬆了口卻依然在座位間穿梭竄走，吱吱大叫。王代麗不敢再「天才」了，趕緊「開溜」到國泰綜合醫院敷藥，並打了破傷風預防針。新聲戲院王姓負責人卻發表聲明：「應該不是老鼠，而是被貓咬傷，因新聲戲院裡有四百多隻貓。」問題是戲院裡又為什麼要有這麼多隻貓？不過是貓是鼠，有鬼沒鬼都不重要了，因為新聲戲院與新生戲院一樣都走入歷史了，如今這裡已是錢櫃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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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二恐怖的殺人電影院，是位於基隆廟口商圈「麗榮皇冠」的前身大世界戲院。很巧的是發生時間就在新生戲院大火案後五天。1月24日（農曆大年初四）下午三時四十分，大世界戲院發生了擠死七名兒童的慘劇。當時戲院放映的是台語片《地獄水晶宮》，但與新生戲院大火案不同的是，案發正值年假期間，觀眾前所未有的爆滿。由於基隆市兩個多星期來都是細雨霏霏，兒童們拿了壓歲錢沒其他娛樂，只好找地方看電影，這部低俗的神怪打鬥片，因此吸引了許多兒童來捧場。
原本樓上樓下加起來只有821個座位的大世界戲院，發生慘案的那場電影只售出六百多張票，但電影院中卻擠滿了一千七百餘名觀眾。很多人也許會訝異戲院為什麼會這樣賣票，其實這種現象除了台北市區的首輪戲院以外，在其他鄉下或二輪戲院，都是很正常的。1960年代台灣雖然已經有了電視，但是只有台視一台，節目總是無聊的比好看的多。另外發射站與中繼站有限，都會以外的地方也收不到。而且最重要的是電視很貴，所以普及率不高。因此電影（尤其是台語電影），還有最後一段的黃金時代。
1960年代正值戰後嬰兒潮，一家裡有七八個孩子的都很正常，一張票能帶幾個孩子入場，完全看入口撕票員的心情。當然，也有很「皮」的小孩，看人家只帶一兩個小孩的，就跟著混進去；也有大人不去看，四五個小孩合買一張票的，什麼狀況都有，所以實際在場人數比賣出去的票多，真的不足為奇。
為什麼會忽然發生推擠，雖然坊間傳說是因為有扒手失風被抓，所以叫囂「火燒厝，緊來走」（失火了，快走）藉機趁亂脫逃；也有傳言是匪諜故意製造事端。不過根據現場目擊者指證，都說是在散場時間發生的，也沒人聽到失火之類的叫囂或會引起驚慌的聲響。據警方初步調查：大世界戲院的設計不良，入口處僅兩公尺寬，左右側各有一道太平門，都只有一公尺寬，春節期間觀眾擁擠。戲院當天第四場在下午三時四十分散場，由於場內觀眾尚未走完，大門入口處還沒有開放，但部份觀眾已陸續由右側太平門走出。
戲院的建材粗陋，入口處與太平門僅用低矮的磚牆隔離。這時在入口處等候進場的觀眾，一見太平門打開，就紛紛爭先闖進，以致出場與入場的觀眾擠成一團，形成一道肉牆，許多小孩被擠在中間。院方工作人員見狀，擔心有人混進去看白戲，趕緊又將太平門又關上，很多小孩因此進退不得。加上戲院地面鋪設的並非地磚或地板，而是就地取材的廉價蛤殼，因此非常滑膩，有些孩童因此被大人擠倒，進而被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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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據警方發表：死亡七人裡最大的也才13歲，最小的僅有3歲。分別是莊月美(女，13歲)、張明坤(男，11歲)、張立富(男，11歲)、林傳欽(男，8歲)、張珠琳(男，8歲)、賴素英(女，6歲)、洪麗美(女，3歲)。至於受傷者的9人也都是14歲以下的孩子，分別是許月娥(女，14歲)、張月卿(女，13歲)、張明昭(男，13歲)、洪麗華(女，12歲)、江純賢(男，10歲)、涂碧玉(女，9歲)、李純起(男，9歲)、陳明璜(女，8歲)、陳素月(女，7歲)。其中洪麗華及李純起送醫後仍昏迷不醒，可能有生命危險。
大過年期間的一星期不到，就接連發生兩件戲院慘案，大世界戲院的推擠致死案更是離譜，由於死傷者全是兒童，而踩死人的必然都是在場成人觀眾。一開始狀況不明時，很多觀眾還沾沾自喜，手舞足蹈地對著記者說明當時自己是如何的「智勇雙全」、「奮力脫困」。實在無法想像這個號稱是文明國家的「中華民國」，竟然出現了這麼丟人的慘案。據檢察官曾華松驗屍結果，也認為是踩壓窒息致死。慘劇發生後，基隆市長蘇德良、警察局長酈俊厚等先後趕到現場，慰問死者家屬。
1月25日由基隆市政府、市議會、警察局、警備分區與國民黨市黨部等五單位組成專案小組，決定由大世界戲院賠償七名死難家屬每人二萬五千元，對受傷的九名兒童，則應負擔全部醫藥費。市政府社會科並召集基隆市各界成立治喪委員會，分函各界募集喪葬費用。委員會並決定28日上午九時在基隆市殯儀館舉行公祭，當日上午排滿了各界送去的花圈，館門上懸掛「罹難七孩童之喪」的白色布條，靈堂內也懸滿了各界送的輓聯。供桌上排著七位死亡孩子的遺像，供桌後則擺著七具長短不一的廉價棺木，家屬們都伏著棺木失聲痛哭。
本案在2月8日經基隆地檢處檢察官曾華松偵查終結，將大世界戲院總經理林水發，經理韋懷榮、徐根條，場務員陳清華，太平門管理員林慶鐘，以及該院太平門通道上修建危險磚牆的白萬再等六人，依業務上過失致人於死提起公訴。3月30日基隆地方法院刑庭審理終結，大世界戲院老闆林水發，被依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判處有期徒刑十月，太平門管理員林慶鐘被判處有期徒刑八月，場務經理陳清華被判處有期徒刑七月。外務經理韋懷榮與徐根條，因僅負責外務，並不負責場內安全事宜，故宣判無罪。民泰行老闆白萬再，雖為太平門通道邊危險磚牆的所有人，但該磚牆已建築多年，且已租給大世界戲院使用，無需負責場內安全事宜，故亦判決無罪。
大世界戲院七名兒童被踩死案，就在地院三有罪三無罪的宣判下草草落幕。省警務處長周中峰電令各縣市警察局，切實執行下列四項規定：(一)影劇院每場間隔至少在三十分鐘以上，並嚴格實施清場及對號入座。(二 )澈底檢查影劇場的安全設備，包括消防、通風及太平門設備等等，同時並禁止進出口共用一門。(三)儘量勸導家長勿攜帶六歲以下兒童進入影劇院。(四)每逢假期，應加派員警至影劇院維持秩序。不過這種「官樣文章」，當然是五分鐘熱度。慘案隨時間被人淡忘後，什麼規定不規定的，也被警察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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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三恐怖的殺人戲院，其實是很難排名的。因為無論大火或是踩死人，雖然對統治者而言，是有些許丟臉，但還不至於到恥辱的地步。可是排名第三恐怖的戲院殺手，執政當局就是能瞞就瞞，能淡化就淡化，因為那就是老蔣從大陸帶來的老兵，自殺或殺人用的手榴彈。台灣最早見報的戲院手榴彈爆炸案，發生在1953年3月4日的台北市西門町新世界戲院，播映的則是國語片《富貴天堂》。
當晚八時二十五分第四場散場時，觀眾已走了三分之二，尚有三分之一在二樓右側太平門口，突然發出「轟」的一聲巨響，一陣濃煙過後，還沒走出戲院的觀眾驚呼逃奔，互相奪門逃避，大家從樓上往樓下猛竄，一時秩序大亂，駐守防止士兵鬧事的憲兵立即疏導觀眾離開戲院，並呼召車輛將受傷的男女觀眾，送至台大醫院或洪外科醫院救治，戲院無從得知為何發生爆炸，因此第五場也立刻停演，售出的戲票則請觀眾先保留。
經察觀眾群中有一陸軍少校丁洵（32歲，在參謀學校受訓）被炸傷胸部，當場身亡。市刑警隊與西區憲兵隊人員正在現場勘查，爆炸地點在樓上右側出口太平門與男廁所兩門之間過道上，天花板與太平門及廁所門玻璃窗俱被炸毀，死者半躺臥在廁所門牆角上，帽子蓋在臉上，兩腳平伸，爆炸之手榴彈片散落死者附近，太平門前有一塊血跡，手榴彈爆炸之地點就在死者丁洵右腳尖處。治安人員在現場拾到許多手榴彈爆炸後之破碎彈片，又在太平門樓梯附近拾到白朗寧手槍彈夾一個，內有子彈三顆。
重傷者送台大醫院救治者有畢樹新（山東人，住本市中華路臨582號，在燕京食堂服務）、姜樹聲（山東人，聯勤44兵工廠員工）、陳晉如（陸軍參謀學校中尉管理員）、李騰（江蘇人，聯勤總部軍需署參謀）、張鐸康（樂總隊職員）、魯平穆（浙江人，警務處職員）、李耀明（江蘇人，商務印書館職員）徐堅忍（浙江人，保安司令部職員）、黃玉如（湖南人，工礦公司雇員）、李賴梅（住延平區興民里六鄰）十人。其中畢樹新因其腿部被炸斷，流血過多；姜樹聲因後腦被彈片射入致腦出血；送入台大醫院後都宣告不治。屍體已由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官章琳，會同省刑警總隊法醫葉昭渠前往驗訖。
據新世界戲院員工私下透漏，在未發生爆炸案之前，3月1日（星期日）上午11時半停電時，後台下面過道地點曾發生火警，當時被院方職員發覺予以撲滅，事後查出起火地點有火柴一堆，當時已向治安機關報案查緝。爆炸案發生後，市刑警隊也捕獲涉有重嫌的疑犯一名，正扣押警局予以偵訊中。3月6日下午三時，省刑警總隊、台北憲兵隊、台北市警察局三個治安機關，在市警局三樓會議室舉行聯席祕密會議，衛戍司令部也派有代表參加。原本會後信誓旦旦的強調短期內必能破案，但後來卻無疾而終。究竟是破不了案，還是破了不能宣，因為沒見諸媒體，也就無從考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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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鬧區的新世界戲院爆炸案發生後半個月，台北縣郊區鶯歌鎮的鶯歌戲院，又發生同樣的手榴彈爆炸案。鶯歌戲院是鄉下古老的戲院，以前專演歌仔戲，年久失修後，才將樓上座位改為放映室，保留樓下四百多個座位專映電影，當天播映的是西洋片《寶島妖舟》，現場有三百多位觀眾，前面座位的人不多。當電影演到九時四十分左右，在第六排第一、二號位子當中發現一股黑煙，坐在六排附近的觀眾有人看見後還來不及站起來逃走，就「轟」的發出一聲巨響，立刻慘叫聲與啼哭聲混成一團，全院秩序大亂。
戲院工作人員發現情況不對，隨即停止放映，並將電燈開亮，才發現黑煙籠罩全院，觀眾嚇得紛紛逃命，留在戲院裡面的則是被炸死的屍體和傷者的慘叫呻吟。當場死亡的四人，分別是劉昌（男，著陸軍軍服，年籍不祥）、李金桂（男，53歲，住鶯歌尖山埔鎮街26號），曾壽昌（男，41歲，住鶯歌鎮中正一路283號），沈義雄（男，14歲，住鶯歌鎮南靖厝街9號）。死者經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章琳，會同刑警總隊法醫葉昭渠驗訖，由死者家屬領葬收埋。
另有四名重傷者：卓有結（男，26歲，住鶯歌鎮中正一路26號），王高仁（男，21歲，住鶯歌鎮尖王埔街48號），王進吉（男，15歲，住鶯歌鎮中正一路123號）。黃學孟（男，22歲，住鶯歌鎮尖山埔街87號），分別送往台北台大醫院與洪外科醫院醫治。台北縣警察局長劉清池趕至現場後，台北刑警總隊總隊長劉戈青與憲兵第八團團長歐廷昌，也親率大批技術人員星夜驅車馳至現場，對於爆炸原因各有關機關研究已獲有結論。對於死傷者之撫卹醫療，亦在研討中，他們也有信心在短期內必能破案。
鶯歌戲院爆炸案裡的六位輕傷者：邱月霞（女，26歲）與黃雪英（女，4歲，均住鶯歌鎮尖山埔街87號）、簡木樹（男，住鶯歌鎮中正一路123號、陳秀夫（男，15歲，住中正二路16號），沈溪海（男，58歲，住鶯歌鎮南靖厝街9號），王天送（男，42歲，住鶯歌鎮尖山埔街22號），廖通（男，25歲，住鶯歌鎮光復街92號）。全都送入本市洪外科醫院，其中住鶯歌鎮尖山埔街87號黃學孟一家三口，因與其妻邱月霞、女兒黃雪英同時坐在一起，以致同時受難。黃學孟頭部被彈片打一個洞，傷及腦部、腿部、腰部等處，送台大醫院有生命危險，妻女黃邱月霞、黃雪英傷勢較輕，並無生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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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爆發兩起戲院手榴彈爆炸案，雖然新世界戲院在台北鬧區，鶯歌戲院在台北郊區，治安單位也信誓旦旦的揚言短期內必能破案，結果都變成了懸案。新世界戲院的死傷者都是來自大江南北的外省人，而且多在軍方單位服役。可是鶯歌戲院的死傷者就單純多了，除了年籍不詳的外地人劉昌，其餘都是在地人，較無可能拿到手榴彈。大家八成也都猜出來了，這兩起爆炸案都是在台的軍人苦悶思鄉、無法退伍、不能結婚又隨時要擔心血腥整肅，以致在人多又黑暗的戲院裡引爆手榴彈自殺
據《聯合報》3月25日四版報導，記者至台大醫院訪問傷者，傷者王政吉的父親王國鑾稱：「我帶兒子王政吉與弟弟王高仁三個人一起至鶯歌戲院看最晚場電影，由於不對號，三人就坐在約第十幾排座位。電影演至九時半左右，我去廁所小便，返回時因燈光黑暗，找不到自己原來的座位，就先坐在後排空位上，不料才坐定，突然前面發生一聲巨響，觀眾大亂，互相奪門逃奔，我當時顧不得兄弟與兒子，先隨群眾逃離戲院，未被炸傷。事後返回戲院，見弟弟王高仁與兒子王政吉都已受傷倒臥血泊中，乘汽油車送來台大醫院後，醫師立即救治。王高仁傷及胸部及腿部，傷勢很重；王政吉是臉部眼睛及雙腿膝蓋受傷，傷勢較輕。」
軍中心裡不平衡的老兵，拿手榴彈去戲院引爆自殺，竟然成了當時台灣最流行的自殺方式，治安單位恐怕引起其他老兵仿效，不但不發布破案新聞，也禁止媒體繼續報導戲院手榴彈爆炸案的相關資訊。新世界戲院與鶯歌戲院的手榴彈爆炸案，就在治安機關一再宣布能立即破案後，又變成了「懸案」。其他日後繼續發生的戲院手榴彈爆炸案，也就不再見諸媒體了。
但是堵住了北台灣的新聞，手榴彈爆炸案依舊蔓延到了南台灣。1954年1月24日，高雄市光復戲院24日下午四時十分散場時，二樓太平門附近突然發生爆炸，一時秩序大亂，當場死亡者周長勝一人，重傷十二人，其中胡茂星送抵醫院後即不治身亡。其他輕傷甚多，傷處都在膝部以上，已分送省、市立醫院醫療。據現場調查結果，死者周長勝褲袋內發現手榴彈木柄的殘餘部份，雖然肇事原因治安當局不願公佈，但民間都已謠言四起，大家在戲院裡看見穿軍服的人，都會選擇坐遠一點。軍民關係與省籍情結，立刻又有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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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8年4月1日，戲院手榴彈爆炸案又蔓延到了中台灣。位於台中市鬧區自由路的成功戲院，晚間十時三十分正在放映鍾情與趙雷主演的國片《給我一個吻》，由於是第一天在成功戲院上演，觀眾滿座達七百餘人，卻在樓座右側第五至第六個窗口之間的走廊上，發生手榴彈爆炸案，35歲的台中憲兵隊排附朱亞根當場被炸死，重傷者四人分別是陳沛澤(男，24歲，住台中市立德街45號)、康連登(男，軍人)、李小萍(女，4歲，住清泉崗裝校福利社)、白仁雄(男，35歲，福建人，住台中市合作巷37號)。被害者多是立於走廊上的無座位者，輕傷者很多都自行就醫或離去。
據警方偵查現場後發現，又是木柄手榴彈爆炸。由於成功戲院所在地的自由路是台中市電影街，爆炸案發生後，連其他各戲院也都中途停演，趕緊驅散群眾。因為死者朱亞根剛從台南憲兵隊調來，也被列為重要對象之一。據目擊者指出，兇手是在二樓右邊樓梯口的一矮瘦青年，警方當根據此一線索，捕獲了兩名嫌疑犯，但涉嫌最重的男子卻迄未捕到，現正加緊追緝中。台中市長林金標指派社會股長黃瑞麟負責善後，對死者朱亞根撥發埋葬費一千元，重傷者各致送慰問金五百元。成功戲院負責人陳淵源、李良彬等，也親赴台中憲兵隊致贈死者朱亞根安葬費一千元，並前往醫院慰問傷者，除贈送每人水果一籃，重傷者另贈二百元，輕傷者另贈一百元。
案發後省刑警總隊副總隊長馮文堯，與正在台北受訓中的台中市警局長鍾國楨，深夜就由台北專程趕來台中指揮破案工作。專案小組經研究後研判本案並非仇殺，而是情殺。因為已有線報指出，腿部受傷的山東籍國大代表趙汝漢(住台中市模範西巷202號)與妻子胡肇淑，反對20歲的女兒趙寶萍與一位軍人男友相戀，而這男人原本是趙代表的朋友，年齡與趙寶萍相差甚多；年輕貌美、從事播音工作的趙寶萍，其他追求者甚多，讓這個軍人由愛生恨，趁其全家至成功戲院看電影時痛下毒手，報紙寫得活靈活現的，都比警方還早宣佈破案。
雖然中部戒嚴司令劉漢鼎中將敕令限期破案，而且報紙也已經替官方宣佈破案了，治安單位依舊不敢鬆口，大家於是懷疑莫非又與前幾次戲院手榴彈爆炸案一樣，還是單純的軍人自殺，以致官方破而不宣。結果到了4月25日，憲警才正式宣布爆炸案已全部破案。兇手劉杏生（28歲，湖南人，在清泉崗裝校服役），因為看電影時成功戲院工作人員起了口角，竟然心生惡念。4月1日下午從械彈庫裡偷出手榴彈一枚，為了便於掩護罪行，竟然拐帶福利社同事的女兒李小萍（4歲，南京人），到成功戲院看電影並伺機作案。
劉杏生本來與李小萍坐樓上右邊前排，電影播映後，他就離開座位，將李小萍放置樓上水泥柱後面，目的在使其躲開彈片，然後將手榴彈火藥線拉開，棄置座位下，隨即獨自逃至樓下。但劉杏生逃至樓下後，手榴彈一爆炸，他才省悟李小萍還在樓上，又衝到樓上搶救，這時李小萍已受重傷，劉杏生趕緊將李小萍送至台中醫院急救，但李小萍因傷勢過重，延至第二日仍告不治。劉杏生心中非常難過，因受良心責備，行動有失常態。憲警對當日所有在場觀眾及受傷人員均派人跟蹤，發現劉杏生行動可疑，就在22日加以拘捕，經過連日偵查，劉杏生始供認不諱。1950年代從北到南，從都市到鄉村，一連串的戲院手榴彈爆炸案，終於有一次可以大大方方的宣佈破案，也為那個荒謬的戒嚴時代，做了最佳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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