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這兩個女孩子，是我市政專校的同學。在校四年，扣掉在衛生機關實習半年，其他三年半裡有整整三年，雖然班上每學年座位都會調動，但是很奇怪，換來換去，她們卻始終坐在我旁邊。除了拙荊以外，她們是我一生中與我說話最多，也改變我想法最多的人。關於我與她們的故事，煩請見我另一個部落格《用生命寫笑話》的《用生命寫笑話》的「八卦同學會」特區。 1979年6月，我因一篇文章裡稍微提到校園社團有情治人員「打進」的事實，竟被特務單位約談，接著遭學校退學，幸好當年的市政專校校風開放，允許我報名轉學考試而被錄取。8月27日（星期一）早上，這一天是我新學校的開學典禮，我從九條通徹夜打工的小酒館出來，在中山北路與長安西路的中山市場，匆匆忙忙的跳上了「中2」公車。
當時台北市的公車都沒冷氣，學生票只要一元五角；但公車處進口了一批賓士原裝的中型公車，沒有學生票，不論遠近都是六元，而且車上不收現金，也不賣票，必須事先買好公車處鑄造的代幣。我沒準備好代幣，就先跳上了這班公車，司機又不收現金，眼看就要被趕下公車，如果上不了這一班乘客比較少的冷氣車（因為車資貴，學生少），第一天上學就會被記遲到。這時坐在車裡的一個女生（就是照片左邊那女生），幫我投了一個代幣，但她又不肯收我的五十元紙幣，因為她說反正也找不開。
沒辦法，只好記住她制服胸前「67675Ⅹ」的學號，準備日後找機會還她。但我心裡有點奇怪，她的學號怎麼與我「676764」的新學號這麼接近，難道是同班嗎？下車後進學校，跟著她走進大門、走進同一棟樓，走上同一層樓，再走到同一間教室，真的是我同班同學耶！
沒多久她與照片裡另一個女生手牽著手走來（小學畢業後就很少看到女生手牽手走路了，因而印象很深）問了我一大堆問題，姓什麼、叫什麼、哪裡轉來的、家住哪裡等一連十幾個問題。可是等她們問了差不多以後，我只回問了一個問題：「你們叫什麼名字？」她們兩個卻默契十足的回我一句：「要你管啊！」從這時開始，我認識到了原來這世界上還有一種我所不知的「女生邏輯」。
我有一句不自覺的口頭禪，就是常說完一段話後，會問別人：「你說有沒有道理？」有一次她很不耐煩的聽我說了大半天，只回了我一句：「我告訴你，女生是不聽道理的。小管，說些讓我有點想像空間的話吧！」
大學讀中文系之前，我一直是以數理見長，也不知不覺讓自己喜歡跟人「講道理」。但她說得顯然更有「道理」，這世界上何止是女生不愛聽，任何擁有power的人（無論是主管，還是消費者），都不習慣聽人「講道理」。為了讓自己多學一點怎樣用感性的、富想像力的方法去影響別人，後來我改讀了中文系，然後當了編輯。
這些年來，我的工作實在算不上順利。出書前公司不聽我的、作者不聽我的，出書後媒體不理我、通路不理我、消費者更不理我。但每次遭遇挫折時，總不免想起她所說的：「說些讓別人有點想像空間的話吧！」一晃眼29年過去了，我還是跟當年那個想拿公車代幣來還她的小瓜呆那樣，反覆回想她那可愛的「女生邏輯」，真的是沒道理，卻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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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這麼一大堆陳年往事，很多年輕人或許會以為，又是我小管在發「豬哥瘋」，想跟漂亮女生搭訕就明說，何必用這種老套騙人，會這樣想的人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他們現在搭公車都是刷卡，不然就投現金，實在沒剛好的硬幣，投超額的紙幣也行，所以他們很難想像坐車會因沒「代幣」而被趕下車？更不會知道「代幣」與硬幣有什麼不同？但有我這種歲數的台灣人就會明白，70年代台灣那段「硬幣不見了」，還有小學生必須「殺豬救國」的慘痛經歷。
1973年初，台灣中南部出現了奇怪的現象，就是市面上的一元硬幣好像越來越少，商家都無法找錢，後來這種情況蔓延到台北。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出面安撫大家，他強調央行從1962年起至今，已發行6億個一元硬幣，現在平均每人手上持有40枚，央行每天還可以製作40萬枚硬幣，絕對夠用，可能是因為2月只有28天，加上春節的連假，央行造幣廠雖然趕工鑄造，全月也只能供應九百萬枚，比平常減少了四分之一。所以硬幣短缺只是暫時的現象，3月以後就會恢復正常。
但是過了3月，一元硬幣短缺的情況非但沒改善，而且更加嚴重。剛開始大家把以前發行的一角輔幣，每十個一落用透明膠帶黏在一起當成一元，付錢找錢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串兩串；但這種情況沒多久後，就連一角也沒了，大家只好把更早之前發行的二角輔幣（年輕人更沒見過這種骨董吧？）拿來黏了用，可是最後不但是一元硬幣在市面上不夠用，連一角、五角等輔幣也都不見了，到底全台灣的硬幣都哪裡去了？社會出現了極大的恐慌。
沒硬幣找錢，商家還是要做生意，大家只好自己想辦法。公營的軍公教福利社因為營業額大，乾脆自己印製了「代一元」、「代五角」與「代一角」三種輔券。現在百貨公司印禮券都是大面額，前提是不找零錢；但當時印禮券卻是用來找錢。至於民間的小雜貨店或攤販，因為沒有那麼大的營業額，無法自己印製輔券，只好把紙箱或香菸盒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紙片，上面簽名或畫上記號，註明金額交給顧客，下次消費可以抵用。去市場買個菜，會收到好幾種不同的「紙片」，回家要妥善分類收藏，因為這些都是「錢」啊！
買東西可以用商家自己印的或寫的「錢」，下次只要找同樣的攤商消費就能抵用；但坐公車就沒辦法了，誰有把握每天都坐到同一輛公車。當時公車都有一名女性服務員（叫車掌）負責賣票，乘客上車買票，車掌沒有零錢可以找，那就像現在檳榔西施的競爭一樣「優勝劣敗」，姿色好、態度佳的車掌，乘客往往就說不用找了，每天結帳她們還會多出不少的小費。相反的那些恐龍妹或帶晚娘面具上班的，與乘客間的紛爭，就讓大家有「好戲」可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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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硬幣嚴重缺乏，社會上百業蕭條。兒童遊樂設備、飲料自動販賣機等，還有其他經常以三元、二元買賣為業的零星小販，都被迫暫停營業。計程車六元的起跳車資，乘客若付十元鈔票，要一次找出四枚硬幣，司機多收或不找錢會被處罰，但少收就沒關係。當時計程車駕照取得不易，司機為了那張執照，只好少收一元，甚至讓乘客坐霸王車。
至於一般商店，無論是有面額的郵票、印花，甚至香煙、糖果，都被拿來代替找零；更可怕的就是商家索性把售價提高，例如原來四元的改為五元，原來八或九元的改為十元，一時之間，台灣物價飛漲，窮人叫苦連天。
因零錢造成的紛爭，報上最常見的就是公車乘客與車掌的打鬧。當時車掌常用郵票代替零錢找給乘客，但乘客要用郵票代替零錢買車票，車掌又不接受。例如4月24日上午，自台北西站開回木柵的欣欣客運16甲線，車掌李○花（19歲）與乘客葉○盛（23歲）因一元郵票發生爭執，李女指控葉男摑了她一記耳光，還用腰間皮帶打她；葉男則反控李女用剪票鉗將他頭部打傷流血，雙方都向警局互控傷害。欣欣客運為息事寧人，道歉後並經警方疏導，終於和解了事。
3月23日在台南縣發生的案例更好笑。新營客運公司的售票員因為沒硬幣找零，也不用郵票，而是以限時信封代替。一位喝醉了的乘客，付了十元購買票價七元五角的車票，售票員把二元五角的限時信封代替零錢，連同車票一起交給他。這位乘客因酒後微醺，只拿了信封，車票卻失落了，還問售票員：「你們公司大概很賺錢，不然車票怎麼這麼大？」結果車一到站，他就拿著這張「大車票」上車，當然被車掌拒絕，於是兩人吵了起來。幸好周圍的人勸解，這位酒醉的乘客才重新購票上車。
當然，乘客與車掌之間因為零錢問題，並非都是紛爭，也有很溫馨的故事。4月9日《聯合報》3版報導，公路局（台汽與國光客運的前身）基隆站站長尹振華，收到基隆市居民李明輝一封信，說他在5日返鄉掃墓後，搭乘晚間九點自台北東站往基隆的班車，16元的車資因為沒有一元硬幣，車掌熊雲台小姐就為他代墊，使他順利成行。因而他隨函附了一塊錢紙幣歸還，並請尹站長代向熊小姐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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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硬幣短缺原本只是單純市場上的供需問題，但因為老蔣在國共內戰期間，濫發金元券造成惡性通貨膨脹，1948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害得台幣也大幅貶值，台灣物價水準也急遽上揚，買東西要準備麻布袋裝鈔票。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緊急公佈「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台幣發行辦法」，正式發行新台幣，明定四萬元舊台幣兌換一元新台幣。老百姓怨聲載道，幸而不久之後韓戰爆發，美軍封鎖台灣海峽後，台灣的安全得已鞏固，大批的美國經援與軍援，讓新台幣穩住了幣值。
到了1973年，新台幣發行二十多年後，為了刺激出口，早已貶值多次。老蔣卻恐怕當年上海的噩夢再起，把單純的經濟問題政治化，始終不敢發行五百與一千元的紙鈔，也不敢把流通硬幣體積及重量降低。所以無論大鈔與小硬幣，央行都製作好了，卻放在倉庫不敢發行。導致民間傳言，一元硬幣的價值早已超過面額，拿來當廢鐵賣還比當錢用划算。
媒體報導有商人在市面上收集硬幣去銷毀當原料，央行堅決否認有這種情形。他們說一元硬幣是以鎳、銅、鋅三種合金鑄造，總重六公克，三種金屬中以銅佔的比重最大，最貴的鎳含量不到五分之一，即使全部是純鎳，價值也不過一元一角而已。所以現有的一元硬幣，按鎳、銅、鋅的比例，每枚成本不過四角；而且硬幣的合金還不能分解，也沒有其他用途，絕不會有人收購去當原料。可是市面上硬幣短缺是事實，央行的否認根本無法取信於人民。
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壓力下，坊間謠傳硬幣比紙幣更能保值，一元硬幣遂被民眾搜括一空。傳言還說1971年版（硬幣上印著民國60年）的一元硬幣成色不同，價值較高，消息傳開後，持有這種硬幣的人更是不肯花掉。央行澄清說鈔券型式變更或硬幣成色調整，都必須正式公告。一元硬幣自1960年發行以來，成色從未變更，只有從1970年起，鑄造的硬幣改成逐年改版，並註明發行年度而已。所以在市面上流通的1960年版（硬幣上印著民國49年）一元硬幣，其實是從1960年到1971年這11年間逐年印製，只是沒有修改年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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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國府遷台，中央銀行並未出現在政府組織裡，新台幣的印製與發行都由台灣銀行負責。1961年7月1日，中央銀行在台「復業」（其實是「開業」），但依然委託台灣銀行發行，紙幣上印「台灣銀行」字樣。1973年面臨一元硬幣短缺時，小蔣名義上只是行政院長，但實際上已全面掌權；然而面對大內出身的「老臣」央行總裁俞國華，還是必須有點「禮數」，只好讓這種亂象繼續交由央行自行改善。
央行認為一元硬幣會短缺，是因近年來政府獎勵兒童儲蓄，市面上出現各式各樣價廉物美的塑膠豬撲滿，而且體積越來越大，有的一頭就可以「餵」進千餘枚一元硬幣。以前用竹筒當撲滿存錢，大家存滿了就剖開使用或換紙鈔，但現在塑膠豬撲滿是透明的，可以看見裡面滿滿的硬幣，很有成就感，有些孩子捨不得「殺」掉美觀的豬，寧願留作書桌上的擺飾。於是央行針對小孩，搞了個「殺豬報國」運動。
4月4日起，台灣銀行與郵政儲金匯業局，聯合舉辦「鼓勵兒童儲蓄繳存一元硬幣贈獎辦法」，印製了三十萬張幸運券，希望學童家長們能鼓勵子女，將撲滿裡收存的硬幣繳存銀行，不但灌輸兒童把錢存入金融機關可以生息的觀念，也能解決市面上硬幣短缺的現象。辦法上規定小學生凡以一百枚一元硬幣，繳存學校郵儲單位，就可獲贈幸運券一張，多繳多贈，幸運券發行至18日，開獎則在28日，獎品有彩色電視機和腳踏車等，由台銀出資十萬元購置。
不過政府用這樣的彩券，要騙小孩去「殺」豬，根本是笑話。4月4日發行第一天，台北郵局只有復興小學及福星國小，發出了22張幸運券。這個成績還是靠大人的軟硬兼施，有的是老師送孩子更大的「豬」，才讓他們忍痛「殺」了小豬；另有個孩子存了七百多個一元，他爸爸再「貼」二百多元，用一千元去交換，他才勉強答應「殺」豬。然而費盡心血，第一天「殺」豬只繳存了二千二百多個一元硬幣。
幸運券的發行並未達到預期的「殺」豬效果，只好將有效期限從18日延到30日，開獎日期從28日延至5月12日。台北市還乾脆將發行對象擴大至中學生。原辦法規定的存繳一元硬幣一百枚換幸運券一張，新辦法改以用五角硬幣配合繳存也可。至於鄉間尚未設立郵政儲金單位的學校，可就近向郵局、台銀及台北市區儲存巡迴服務車辦理。但政府大張旗鼓的「殺」豬運動，不但沒有換來太多的硬幣，反而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
4月7日《聯合報》3版報導，淡水鎮某部隊有位老士官，十年前做了一個大木箱，箱頂開個小洞，只要有一元硬幣就往箱裡丟，現已積存了二萬五千多枚一元硬幣，重量約二百五十多台斤，他的「大撲滿」重到連自己也搬不動。附近小店獲悉他存有這麼多一元硬幣，紛紛找他換零錢，他卻捨不得割愛。只許老士官養的大「豬」，卻逼小孩殺小「豬」，這個政府顯然有點欺善怕惡。
大張旗鼓的「殺」豬運動，也造成許多犯罪問題。4月19日《聯合報》3版報導，家住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的賴先生，一年來在一隻特大號的撲滿裡，蓄存了一萬多枚硬幣，不料17日中午被闖空門的小偷「扛」走。4月28日《聯合報》6版也報導，家住台北市文林北路的連姓夫婦，26日下午外出時，被人偷走了價值六千多個1954年版的五角硬幣。這種民間俗稱「大五角」的硬幣，比當時流通的1965年版的五角硬幣大，小偷卻不厭其「重」，用行動證明了市面上真的很需要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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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小孩子「殺」豬，根本解決不了硬幣短缺的亂象，擔任行政院長的小蔣，對央行的應對措施也很不耐，於是央行又搞了新花樣。台灣銀行原來准許每人兌換一百枚，因為排隊人數太多，供應額不敷分配，改成限制每人只能兌換五十枚。但這樣的結果卻讓排隊的人更多，因為商家每天需要的零錢是一定的，為了順利做生意，他們只好排完一次又一次，每天從早到晚，銀行前都大排長龍。
貨幣發行用限額兌換方式，充分顯示央行官員的無知與無能。貨幣又不是消費品，吃完用完便沒有了。銀行一天拿出一億元硬幣，與十天拿出一億硬幣的效果絕不一樣。如果社會上十天之間需要一億硬幣流通，一次拿出來，並不會在一天「消化」完畢，相反的會在這十天裡天天夠用；但如果一天拿出一千萬元硬幣，就有九天不夠用。一次拿出一億個與十天拿出一億個，在社會大眾心理上的影響根本不一樣；後一種方法造成的心理恐懼，讓硬幣短缺的恐懼心理更加擴大。
限額兌換一元硬幣之前，銀行看到許多人排隊兌換，就拿出相當數量的硬幣放置櫃台，藉以表示其「充足」，但根本無法發生預期效果。在櫃台放置大批鈔票，是金融機構發生擠兌時用以安定存戶提存心理的慣用技倆，但硬幣是商家做生意實際需要的，與存戶因信心危機去擠兌，根本就是兩碼事。排隊的存戶只要相信銀行不會倒，就會乖乖回去；但排隊的商家看見還有硬幣可以換，不換到夠用的數量就不可能回去。央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只是讓問題更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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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怨沸騰的情況下，央行終於也承認造幣廠的產能不足，「國幣國造」的神話抵擋不了現實的需要，於是向南韓定製了二億枚一元硬幣，分十次交貨，第一批二千萬枚由南韓輪船裝運，共約一百餘噸，在5月25日運抵基隆。央行相信連同國內自行鑄造的一千二百萬枚，每個月供應三千二百萬枚以上，預料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
「韓製台幣」在全台上市後，硬幣短缺的現象並沒太大改善，到了5月31日，央行只好宣布，自6月1日起，發行版面、圖案與原版完全相同新版一元鈔票，但因使用平凸版機印製，且改用美國鈔紙及歐洲油墨，所以正面墨色較原發行的舊版一元鈔票淺。新鈔將在台北市145家金融分支機構，提供市民兌換；並派服務車巡迴主要商業街道，供應商店兌換。市面缺少一元硬幣的現象，近期內必可消除。
一元鈔票的出現，總算解決了幾個月來一元硬幣短缺的亂象。但這段日子物價飛漲，一元都找不開了，五角與一角更是徹底絕跡，市面上除了軍公教福利社，所有商品都以「元」為單位計價。而且一元鈔票又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公用電話要怎麼打？那年代別說沒手機，連插卡式的公用電話都還沒出現，投幣式的公用電話總不能用一元鈔票往裡面投吧？電信局將台北市四千多具公用電話，其中二千四百具委託就近商店代管；但就算用人工計費，還有一千多具電話沒人管，何況離開台北市，到中南部問題更嚴重。
到了10月2日，台灣銀行總經理何顯重在省議會，答覆省議員林耿清、謝明琳質詢時，坦承因為硬幣短缺，電信局已委託中央銀行鑄造電話專用銅片（就是代幣），在11月初大量供應，以代替一元硬幣專用於打電話。但他卻仍堅持，中央銀行、電信局與台銀日前曾開會決定，專用銅片體積雖與一元硬幣相同，但不是代幣，不能做貨幣使用。
在硬幣供應不足，政府又禁止代幣的情況下，公共電話率先掛「銅片」羊頭，賣「代幣」狗肉；公車也出現重大改變。從前車上的車掌（隨車售票員），慢慢都被所謂的「一人服務車」取代。前面說到的中型冷氣公車，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乘客必須事先買好「硬票」（但不准說是代幣），投入機械收費器裡。司機也不准接觸現金，以免「吃票」。可是像我那樣沒準備好硬票的乘客，假如又遇不到好心的同學，就只能乖乖下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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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始終解決不了硬幣不足的問題，銀行前大排長龍兌換硬幣的人群中，竟出現了黃牛，很多小本經營者無法分身排隊，只好以一百元大鈔兌換九十元（甚至更少）硬幣，這種額外負擔對升斗小民很難承受，但央行總裁俞國華就是不承認是有人拿去銷毀當原料，因為即使向美國定購一元硬幣，在舊金山交貨每枚新台幣0.651元，基隆交貨0.693元，雖然高於之前向南韓定購的，但即使包括運費在內，其價值也不會超過面值，所以不會有人這樣做，都是民眾競相儲存囤積所致。
結果司法行政部（現在的法務部）調查局，7月20日狠狠打了央行一巴掌。他們逮補了在台北市長安西路208號4樓設立地下工廠的54歲女子林依妹、31歲的藝宮手藝社負責人林文彥與32歲的金銀加工業者陳敏雄三人。他們從1969年起，就不斷將一元硬幣銷毀滲入白銀，製造白K金耳環、戒指、胸針、項鍊、髮針、袖扣等飾物。
調查局指出，原來他們是以98%的純銀，加入2%的黃金、鈀金(黑金)或白銅鑄造飾品。但在金價上漲後，用黃金或鈀金不划算；加白銅則容易變黑；所以他們改用鎳。但台灣並不產鎳，有錢也買不到，於是就以純銀加入10%的銷毀硬幣，這樣鑄造出來的飾品有三個優點，一是亮度好，不變色；二是硬度高，不變樣；三是黏合緊密。調查局估計，台北市目前從事這種地下珠寶首飾加工者有一千餘家，台灣省約有一千五百餘家，估計每月共需熔化一元硬幣三十萬枚。
到了10月2日，36歲的日本東京市旅客服部安正，號稱經營衣料和紡織生意，常常來往日台之間，當天他由東京來台北，住在漢口街華華大飯店。三天後他將912枚台銀61年發行的伍元硬幣，分別藏在食品、罐頭和茶葉中，準備搭乘日本航空公司752次班機返日，結果被松山機場安全人員當場查獲。由於服部安正對挾帶硬幣返日的目的，以及替他蒐購巨額硬幣的人犯，供述得都很含糊，於是移交台北市警局接辦。市警局認為他挾帶國幣出境的行為已可認定，再移送台北地檢處偵辦。
服部安正在檢察官偵訊時坦承，他收購這些硬幣的價錢雖高，但只要把這些硬幣帶回日本，至少有數倍的利潤可圖。檢察官准許他以二萬元舖保交保，立即有一男子吳仁文出面，願為服部安正作保。檢察官問及二人的關係，發現吳仁文就是替服部安正在台搜購五元硬幣的人，於是下令將吳仁文當庭收押，而服部安正依然得以交保。被保的出獄了，來付保金的反而被關了，當日本人還是比當台灣人幸運。但是連日本人也來台灣收集硬幣，也難怪我們的小學生無論怎麼「殺」豬，也救不了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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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找出了硬幣不見了的原因，也抓了不少銷毀硬幣的疑犯，但問題又來了，把這些人依「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移送地檢處收押偵辦，好像也有疑慮。因為1950年6月21日，行政院在台灣發布命令，中華民國國幣單位保留銀元本位，而記帳單位自1950年7月1日起改為新台幣，銀元與新台幣以1949年12月29日最後牌告匯率固定為3：1。因此，我們的國幣指的是「銀元」，並非新台幣。
至於這些疑犯銷毀的一元硬幣，只是新台幣的輔幣，依法是僅限用於台灣的「區域性貨幣」，不能通用於全「國」。1956年8月29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3號解釋：「《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所稱偽造變造之幣券，係指國幣幣券而言。新台幣為地方性之幣券，如有偽造變造情事，應依刑法處斷。」
所以即使這些人損毀一元硬幣，但能否依「妨害國幣懲治條例」治罪？在兩蔣治台時「一個中國」的偉大原則下，好像還有點想像空間。也讓我回想起學生時代，我那漂亮同學所說的「女生邏輯」：
原來我們這個政府與這個領袖，是根本不聽什麼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