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檔案：
臺灣作曲家余忠元，作曲課程啟蒙於董怡君老師，2007年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師事金希文教授；2015年以最優異成績畢業於柏林藝術大學之最高文憑班。留德期間曾師事作曲家Walter Zimmermann、Anton Safronov、Marc Sabat。 余忠元曾多次榮獲國內外創作競賽獎項與藝術獎助金；近年合作的表演團體包含臺灣愛樂樂團、臺北市立國樂團、臺北室內合唱團、Ensemble SurPlus等。2019年1月，余忠元獲選為第四屆躬耕書院陳其鋼音樂工作坊學員。
親愛的創作坊的大、小朋友，你們好！
在這封信裡，我有許多的話想說，然而此際指尖竟如千斤之重。《擊破此生的限制》──我呆呆望著這個命題，越想越慚愧：我自己究竟擊破了此生的限制沒有？
這太難了啊。
光是這才剛過沒幾個小時的一整天，我腦中就已經浮現了多少我終歸無可奈何的限制：
我想著月底有一篇文章、一首作品要交；學期剛開始，沉思的時間是最昂貴的奢侈品。我急壞了。這是屬於時間的限制。
想趕快完成任務，但是腦袋一片空白。這是屬於才能的限制。
昨晚想著要好好休息，養足精力，今天要筆耕不輟；但無奈剛剛經歷長途旅行，時差大發作，整晚只能睡兩個半小時。這是生理的限制。
三個月前就接到邀稿，我卻拖到現在才動筆。在沉重的自責中，我回想這三個月我完成了各方各面、五花八門的任務，而在盡力滿足外界的種種期待、實現自己的種種欲望過程中，連帶產生了個人精神力的限制，以至於快拖稿了還忙著找藉口，繼續自我限制。
有所欲方有所限。一顆心裡，由各種欲念畫成的夢想藍圖流轉無定，輪廓紛亂無章；很多盼望未待實現，便湮滅在意念與時間的激流中。正因如此，我更不願意把人生描述成一條直線的跑道──人在跑道上跑著大地遊戲，一個又一個的外在框限則是我們必須擊破的魔王關卡。何其天真。人常常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裡。有時自以為悠游自得了，其實正在畫地自限；有時力戰方酣，回頭一看，關卡竟是一己的無稽幻想。
人心中紛至沓來的各種欲望念想，有些是真，有些是假。假的常常比真的更誘人。
因此，「我是誰？」「我要什麼？」「我該往何方？」似乎是我更願意思考的問題。
我試著閉上眼睛，用潺潺流過的歲月，細細洗刷三十年來畫得橫七豎八的夢想藍圖，發現了三個值得珍藏的瞬間。三個瞬間都貌不驚人，但無論歲月與成長的激流如何洗刷，它們就是刻印在那裡，曖曖發光，難以磨滅。
初識音樂
第一個瞬間來自我的童年。
我的父母有一群在大學合唱團認識的莫逆之交，他們在大學四年天天在練唱小屋一起度過。我是最早出生的第二代。我很小的時候就看著他們在家裡聚會，滿屋盡是歡聲笑語，夾著暖洋洋的飯菜香。每次聚會總有一個特別的時刻：某一個人在談笑聲中開始低低吟唱他們一起練習的曲子。熟悉的旋律漸漸在眾人的口中擴散感染，於是他們一個又一個加入了吟詠，各自唱起自己的聲部。
「你來，在清晨裡悄悄地來，趁晨曦還未照上樓台。」這是一種奇異的共鳴，悄無聲息降臨在方才酒酣耳熱的餐桌上，滿室的空氣染著薄薄的金黃色流動起來，進入了一條安靜、溫暖又生機盎然的時間軌道。那是我與音樂的初識。從此我知道，音樂就是一種空氣中充滿訊息的震動，能流出一股溫暖，把人心包裹進另一種時間感。像破殼小雞一般，第一印象即是永恆。
在之後的很多年中，音樂逐漸成為我最好的朋友。我先是學了鋼琴、學了作曲；加入了合唱團，同時還玩管樂隊，與同學一起開了我們校史上頭一遭的校園音樂會；我考上了大學音樂科系，開始學著把音樂耕耘成一門專業。
然後有了第二個瞬間──來自一場與作曲前輩的對話。他希望能激發眼前的青年更多的創作熱情，他說：「夢想可以成為我們努力的動力。每個人對作曲都有不同的夢想，例如──夢想有一天紐約愛樂、波士頓交響樂團可以演出你的曲子。」
我至今難忘聽到那句話當下的感覺──完全沒有感覺。那一瞬間全然的淡漠讓我懷疑自己可能是出了問題，也許是志向太短；因為那是個非常合情合理的激勵，畢竟有個很棒的樂團願意演你的作品絕對是可遇不可求、非常令人興奮的事。（別說是與優秀的音樂家，至今幾乎與任何人合作演出，我都非常興奮。）
但第一直覺是騙不了人的。既然「站上最高殿堂」之類的期許點燃不了我的熱情，那我的夢想究竟是什麼？我不覺得自己是如此沒有雄心壯志的人啊。如果夢想是一幕場景，是一項成就，是一個特定的時間點，它究竟是什麼？我向前邁進，然而終極目標是在哪裡？
未來，在何方？
我一直無法說清我走上作曲這條路，最後的「應許之地」在哪裡。但我很清楚自己為什麼喜歡做這件事。我作曲，是因為心裡時不時會出現一種圖景、一種溫度、一股氣流，或一種在神祕光線中流動的特殊時間感。我喜歡在曲子裡臨摹某種特殊的流動感，例如大氣的對流，或是一片向下流淌的暈黃夕陽。感受到大化雜然流形的一個瞬間，人的精神與天地似乎會一同舞動起來；也許，那就是我的靈魂真正存活的地方。一旦成功把那一瞬間的靈動寫進音樂裡，又取得聽眾的共鳴，這就是人世間最美好、最令人激動的心靈契合。
回想起來很美好，做起來很難。人說「霧裡看花」，但在迷霧飄邈之中，尋覓多久都未必得見花的全貌。傾聽聲音、再提煉聲音的過程中，需要咬緊牙根打開藍鬍子城堡的第七扇門，一絲不掛地潛進內心最原始的狀態──一個絕對沒有第二個人能進入的世界──反覆凝視那裡的純真與傷痕、熱情與孤單，以及所有最真實的嚮往。追尋時的至極掙扎與偶有所獲時的至極美好，混雜交織成創作者的自豪與自嘲──我走在人跡罕至之處終日追尋，忙旁人之所閑，又閑旁人之所忙。
寫作是個太矛盾的狀態：既必須孤獨，又渴望交流。尤其在離開學校、踏入社會以後，一個創作者要繼續寫下去，多半需要持續透過委託作品累積口碑與人脈；於是執筆之際所面對的，有時不再是最單純的自我，而必須考量聽眾的反應。何況，誰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歡迎？人格再獨立、再倔強的創作者也不例外。真心撂一句「我不在乎你們喜不喜歡」，對誰都是很難的。
尤其──還記得上文所提到的第一個「瞬間」嗎？我本來就非常重視人與人之間心靈交流的溫度，在嚴肅音樂創作者當中，我算是相當願意寫一些語法比較通俗、更容易與廣大聽眾（特別是平常沒有當代音樂，甚或藝術音樂聆聽習慣的聽眾）有效交流的作品。幾年來，我一首一首認真寫，認真排練、演出，去享受溝通與交流的感覺，去品味聲音「勾住」聽覺的瞬間。通常我自己喜歡的聲音，也都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鳴；這種成就感是令人很舒服的。
於是，「知道作曲的快樂源泉在何處，應該就夠了吧？這個動力應該夠我行走很長一段時間了吧？」去年的我──一個三十四歲、已經不太青的青年作曲家──正是這樣想的。不管我是否屬於「最優秀」的一群，但我很真誠表達了自己的情感，也有某些人願意聽，有團體願意持續信任我的作品。這也算是找到棲身之所了吧？
勤勤懇懇工作，也有人欣賞，這樣算不錯了吧？
的確不錯。但不知不覺間，我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問過自己：「然後呢？」
證明自己能寫，也有人喜歡以後，下一步是什麼？還有沒有更長遠、更內在的追求？
人生的風格
於是有了第三個瞬間。嚴格說來這不是一個瞬間，而是一個反思的過程。
前陣子我去了浙江麗水的深山小村，參加前輩作曲家陳其鋼老師的音樂工作坊。一週的時間，二十五個青年作曲家與學者，天天就陳老師拋出的議題交互討論。
在密集、高張力的頭腦風暴中，討論最後定焦在一個問題：「你有沒有自己的創作風格？」
「風格」，這個詞彙聽起來既熟悉，又陌生。最擅長「表達自我」的創作者怎麼會不在乎風格呢？有趣的是，我們天天在討論音樂史上各大名家的風格定位與差異，卻幾乎沒有想過自己的創作風格究竟是如何。更有趣的是，幾乎每個創作者都認為自己很有一套風格──即便我們根本沒細想過「風格」究竟是什麼。
風格是一套特立獨行的音樂語法系統嗎？你表達的真的是你自己嗎？學習環境、同溫層、意識形態對我們的創作造成了什麼影響？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性格，就能成就你的獨立風格嗎？今夕何夕！僻靜的深山中，激烈的思想交鋒逼著你撥開過往的一層又一層黃土，穿過教育，穿過經歷，穿過個性，穿過自我意識，徹底反思創作與人生。
聽著陳其鋼老師藉著他的一系列作品梳理自己尋找風格的過程，我想起了19世紀初的貝多芬與他的同輩，想起了20世紀初德布西、史特拉汶斯基與他們的同輩，想著風格究竟是什麼。
我自己下的結論：
風格就是，音樂的精神面貌，也就是作曲家在音樂裡展現的人格。人格不只是個性與情感，也包含思想的深度，與表達方式的特色。
我很真誠地在音樂裡表達自己，也有意識地避免在「當代音樂」的種種意識形態中套牢，但平心而論，我的作品還不具備一個完整的風格。
我一直很在乎音樂裡有沒有真誠的感情，能不能與聽眾有效溝通。但我還沒有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清晰可辨的音樂語言，我的表達方式仍然明顯受到歷史風格的制約。不具備自己的語言，也就無法真正用自己的視野、自己的本心來探索世界；說得激烈一點──在音樂的世界裡，我還沒有長大成人，真正擁有獨立而健全的人格。
喜歡溫暖交流的我，是我；誠實表達情感的我，是我。但「我」就是我的最大限制。
因為做人不能只知道忠於自我，還需要非常謙卑、非常努力地「完成」自我。即使永遠也無法百分之百完成。
一個獨立而健全的人，一個不受困於自我意識的人，所表達的不會只有一己的情感，而是去探索人性的每一個幽微角落。
如果寫音樂最終是為了提煉自己的人生，如果追尋風格就是去完成生命自身......那麼，這個動力應該足夠我行走一輩子了吧。畢竟，人生的問題是不會間斷的。我能透過音樂，持續融解內心中的恐懼與迷茫嗎？
尾聲
行文至此，這封信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跑題。標題是《擊破此生的限制》，我卻讓可憐的你陪一個準中年男子絮絮叨叨地自我反省，對你而言勉強算是日行一善。若你真的努力讀到了這裡，我衷心感謝你。
但跑題就跑題了吧。事實上，我從來就沒寫過一首能按事前藍圖施工的曲子，每一首曲子都是徹頭徹尾的跑題。但回首細想，最後那跑了個天旋地轉、南轅北轍的軌跡，往往才是初始藍圖真正想要描繪的樣子。只是有點得意而忘形。
作為一個三十五歲的作曲家，我已經講得太多了。最終，這封信談不了如何擊破限制，所能談的，只有「此生」。
此生，好好活著，誠實活著，盡可能活得明白一點，雖然因此得一直在追尋中活著。此生太短，太有限。
卻是你我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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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稿後記 這不是篇能夠用紅筆畫線的文章 吳毓庭
上架這篇文章前，我將所有重點之處（自然是編者認為重點之處）全數反紅了起來（如同我在上一封邀稿信件中所做），但校稿完後卻又深深覺得，這篇文章其實不太適合標上紅字，那種紅黑之間的巨大反差，完全搭不上整篇連綿、抒情的筆法。於是，我考慮是否要以另一種顏色標記；藍色、綠色、酒紅色，甚麼顏色都試了，但感覺什麼都不適合。最後，我決定重新把文章調回白底黑字，回到剛剛收到這封信最原始的樣子。
這番繞行不是多事，而是我內心對這篇文章忍不住投入的情感——如同忠元「我更不願意把人生描述成一條直線的跑道」，我也不願把此信讀得像是一篇 推演觀點、結論為大的敘述，因為當讀者跟隨忠元邁入最後一段「跑題」時，前方多處叩問早已讓人熱血沸騰。在文末我已經完全相信：唯有時時反覆追問的人生，才是一場不枉然的人生，而我迂迴著 反覆閱讀，即是為了使自己更靠近那種不枉然。
話說忠元現在的形象是非常暖男式的，但他在我腦海中最難忘的身影其實是：我們在十八歲一起修歷史通識課時，他忽然起身打破教室的寂靜，舉起手開始詰問眼前教授的史觀（我們可是身處在師大而非台大那樣的環境啊）。我從來沒有把那天的事當作是衝動或叛逆，因為我可以感覺到，這一切是因為他非問不可、非明白不可。我想正是這樣的性格，在這麼多年過去以後，還會寫下這樣一封信，信裡有這麼多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想過、徘徊過的提問，然後從開頭到了結尾處， 能悄悄吐露出更接近本心的通達與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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