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在柏林機場，切利比達克和福特萬格勒準備偕同柏林愛樂赴倫敦演出。
謝爾吉烏·切利比達克，1912年生於羅馬尼亞。四歲即在鋼琴上即興創作，在雅西(Iași)的傳統學校學習數學、哲學和音樂之後，被送到布加勒斯特和巴黎繼續學習。
1936年(24歲)入柏林音樂學院，學習作曲和指揮。然後到柏林洪堡大學博士班研習哲學和音樂理論，博士論文是文藝復興作曲家若斯坎·德普雷 (Josquin des Prez)
在柏林求學期間，透過老師的影響接觸了佛教禪宗，之後影響了他的世界觀和音樂詮釋。
他在1945~47暫代福特萬格勒為柏林愛樂音樂總監，與福特萬格勒亦師亦友交誼匪淺。一度公認是福老的接班人。不料福老過世後，這寶座為卡拉揚所有，成為切利的一大憾事。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日後他在音樂詮釋上達到的精神境地和高度，堪稱福特萬格勒之後的第一人，廿世紀下半幾無人可及。
(詳見維基百科：塞爾吉烏·切利比達克)
參閱：
切利比達奇：你什麼都不做──只任其發展
重聽切利比達可的晚年指揮 · 手札
關於 切利‧畢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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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利比達克看福特萬格勒：現象學的直覺
原文見：法國福特萬格勒協會/大師的工作室/音樂家看福特萬格勒 (卷一)
我於1936年在柏林(音樂學院)求學時，不管手上有沒有票，從未錯過福特萬格勒的任何一場音樂會。我直覺地注意到他有某種特殊之處。戰後，當我成為柏林愛樂的音樂總監時(‘45~’47)，正值我生命中特別豐盛的時期，與他的來往十分密切。就像所有剛起步的音樂家一樣，我當時深陷疑慮之中，後來過了很久我才清楚問題的真相所在。我的問題是：我還不知道如何運用老師們所教的關於音樂精神層面的東西。我任我自己陶醉在聲音的狂喜中，事實上，我的這種成就只在於「聲響」。然而，個別音效上的成果還不能算是音樂，只不過是音響效果——但聲響是可以變成音樂的。
我很早就著迷於現象學中廣為流傳並解決與人相關的音樂問題的一些理論。但等到我待在柏林之後，我才明瞭音樂就是這些人類潛能的運用。福特萬格勒非常務實，是具備卓越直覺能力的本能性人物，因此我無法跟他討論這樣的事情。他給我的建言對我抱持的聲音性質(soundness / 健全)的觀念至關重要，但他自己並不知道給了我多大的幫助。
福特萬格勒是獨一無二的。他既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更是唯一的一個人，理解現象學中所謂的「垂直壓力vertical pressure」即是我們在當下時刻(a moment in time)中所有反應要素的總和；他也是唯一感受到這垂直壓力與水平壓力相關的人。而水平壓力是我們在並不發生於當下的當下時刻中所有反應要素的總和。音樂正是這種兩者相關的關係！當這兩個維度融合成一個整體時，人的心靈只會指向整體，這整體迅速提昇達到下一個整體。它從一開始(第一個整體)釋放自己以便得到隨後(的整體)的自由。*
福特萬格勒是唯一能成就這番功業的人。但這不是他被推崇和讚賞的唯一原因。音樂會中，只要他一出場就給人深刻的印象——以不可置信的力量令樂團和聽眾如醉如癡，彷如音樂早己瀰漫於空氣之中。不過，他最偉大的特點仍然是：史上第一個有意識地運用上述現象學的人。**
福特萬格勒不是偉大的指揮家，而是天才音樂家。有一次我問他有關一個特別的樂段：「博士先生，這個樂段該以什麼速度演奏？」「那全要看它聽起來是什麼樣子。」而它聽起來是什麼樣子可以由速度來決定！速度不是現實本身(reality per se)，而是一個條件。如果大量的元素同時共同運作時，我需要較多的時間以使它們成為具有音樂性。如果元素不多的話，我可以較快地進行它們。他的回答是純粹根據經驗來的，但是對於我們現象學家來說，這可是我們從事研究的最偉大發現之一。
這樣的解答，聽起來極為深奧，但對他來說並不是理論體系的一部分，而是日常發生的事。對於我呢，可是巨大的肯定，因為我一直認定事情就是這麼回事。第25小節應該包含先前24小節表達過的所有東西。同一性(identity)並不總是從頭到尾保持著，因為他對於速度具有非常自由的態度，而且有時會犯錯。我記得有一場舒伯特C大調交響曲(第九號《偉大》)，非常精采的第一樂章、極佳的第二樂章，到第三樂章的詼諧曲時天堂開啟。而終樂章時——不斷的對比和矛盾，一下子這樣一下子那樣——我不能理解他想要做什麼。所以音樂會後，我不急於離開也不急於去看他。最後，是他來找我，而他第一句話是「音樂會如何？」「真是精彩極了，博士先生，這第一樂章啊！第二和第三樂章也——棒極了。長笛的表現好神奇——。」「那麼，之後的第四樂章呢？」「抱歉，博士先生，這個樂章我聽不懂！」「你說得對，我完全搞砸了！」——所以，他有自知之明。在這不尋常的狀況下，他讓自己親身做試驗，這正意味了他指揮時所有的反應，是臨時自發而非事先預備的。同時，這些反應也不是出於知識或某個傳統或其他什麼，而是來自當下時刻，神奇而無窮盡的當下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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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這一段或許頗為費解，特將原文貼上以供參考：
Furtwängler was unique. He was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he only person who had understood what, in phenomenology, we call “vertical pressure”, that is the sum of all the factors to which we react at a moment in time; and the only person to feel this vertical pressure in relation to the horizontal pressure, that is the sum of all the factors to which we react at a moment in time but which doesn’t happen at a moment in time. Music is nothing but this relationship! When these two dimensions merge into one Unity then the human mind can only relate to that Unity, which it rapidly transcends to arrive at the next Unity. It liberates itself from the first in order to be free for the following.
** 言下之意，切利是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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