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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將分三次上貼，粗略分為三個範疇：
一、音樂會和錄音
二、福老對作曲家的詮釋
三、樂團與作曲

關於本文及許納普的背景請參照：福特萬格勒的錄音師——許納普生平簡介
訪談的英譯請看：http://www.furtwangler.net/inmemoriam/data/schna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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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萬格樂的錄音師
——弗利德里胥·許納普FRIEDRICH SCHNAPP訪談錄
蓋特‧費雪 GERT FISCHER 訪問

一、音樂會和錄音

費雪（以下簡稱“費”）：你在法蘭克福受聘為錄音工程師。
許納普（以下簡稱“許”）：是的，不過時間上稍後一點，大約在1934年。

費：是羅斯包德聘你的嗎？
許：是啊，那時羅斯包德是法蘭克福的指揮，正在物色一位錄音工程師。在法蘭克福，他們決定以後需要一位音樂家和錄音工程師一起合作。在之前都只有一位音樂工程師在負全責。他們認為：「這樣行不通。工程師需要一位真正好的音樂家一起合作，因為科技能力可以學習，但音樂細胞是天生的。」所以他們需要聘請一位音樂家，給予基本的或最低限度的工程訓練，以便他能夠監督錄音工作的進行。我就是那個人。我到達法蘭克福後，上了幾個月的電學和音響的課程，簡言之，就是和廣播技術有關的一切事務。於是世界為我展開，我可以選擇任何我想要的電台去工作。但我決定留在法蘭克福和羅斯包德合作，因為他既是傑出的指揮家、又是出類拔萃的音樂家。於是我在電台開始了錄音工程師的工作，直到1938年，羅斯包德不想繼續待在電台的樂團而離開到明斯特（ Munster）擔任音樂總監為止。（他覺得在納粹控制下工作很不舒服。）於是我在1938年來到柏林，擔任錄音監督直到戰爭結束前不久。那時我打算離開柏林到漢堡去。當時漢堡只有一座電台和電台的樂團，亟需負責錄音工程的人員。幸而我在1945年受邀約，不然永遠不可能離開柏林。我留在那兒，由於我從來不是納粹黨員，英軍佔領當局完全信任我。有好幾次我成為部門主管，但我想接觸實際的音樂製作，對行政工作不感興趣，於是期望某種改變。

也許是福特萬格勒救了我。我說過在1938年來到柏林，而從1939年開始我就是他所有現場直播的愛樂音樂會的錄音監督。當戰局逆轉時，我真有可能被徵召到前線去。於是我把憂慮告訴福特萬格勒，他問我可以做什麼來幫忙。我請他寫一封信給希姆萊負責柏林帝國電台的兄弟。福特萬格勒的信對我非常恭維並轉寄到宣傳部，於是我逃過了一劫！福特萬格勒在信裡寫道，沒有我他不能工作。

費：你第一次遇到福特萬格勒是什麼時候？
許：1939 年九月。我記得日期，因為那時戰爭剛開始。雖然我參加過不少他的音樂會，但在此之前我並未直接認識福特萬格勒本人。我不是他死心塌地的樂迷。他製作音樂的方式，頗多我不喜歡的地方，特別是他對莫札特和巴哈的詮釋。因此當我見到他時，根本不覺得拘謹不安。我同時被指派為柏林帝國廣播和德意志聯邦廣播的首席錄音工程師。因為這樣子，我負責福特萬格勒的音樂會。但福特萬格勒這個人極端難以取悅。第一場音樂會在電台錄音，曲目中包括了貝多芬的《英雄》(1)。在排演時，福特萬格勒被告知，新來了一位叫許納普的錄音工程師。這馬上惹惱了福特萬格勒，因為他不喜歡和不認得的人合作。

這倒是可以理解的。他要求找來前一任錄音工程師，但遍尋不著。於是清況變得很窘困。每一個人都準備就緒，愛樂樂手早就在廣播大廳就位，只有福特萬格勒不在那兒，他待在樓梯間和電台高層交談。我有幾次聽到自己的名字被提及。我在自己的辦公室踱進踱出。我根本不在乎是誰來監督廣播。然後我被傳喚上去見福特萬格勒，簡短交談一下。我有點忘了是誰要我上來；也許是 von Westermann。我回覆他說：“你要明白，我只想知道今天到底可以工作還是可以回家。其它事情我並不在乎。” 於是我上去見福特萬格勒，他迎向我說：“我從來沒見過你。我不知道你是誰，但你在這兒要監督這次錄音。我倒要警告你，我還沒有聽過哪一次廣播錄音忠實地捕捉了我的指揮方式。” 我相當冷靜地回答：“那太可惜了！” 福特萬格勒驚訝地看著我，然後哈哈大笑。後來，他的秘書 Mrs von Rechenberg 告訴我說：“你真應付得宜。” 我說：“哪有？我不過實話實說罷。現場演出和廣播本不可能一模一樣。” 尤其是那時候，還沒有立體聲的廣播節目。終於有一天，福特萬格勒說他要試試看錄音結果。福特萬格勒透過麥克風問了我幾個問題後，開始錄音。由於前嫌冰釋，電台的袞袞諸公高興得說：“當然你要在愛樂大廳播送下一個音樂會。” 接著兩場排演在仍舊施工中的愛樂大廳進行。播放室和樂團暨指揮間並沒有互通的窗口，我們唯有透過麥克風和揚聲器通話。排演時，福特萬格勒突然喊說：“你聽得到單簧管嗎？” 我走出控制室進到包廂說：“對不起，福特萬格勒先生，你是說雙簧管吧？” 大夥兒都會心地笑了起來。我接著說：“是啊，它聽起來不錯。” 在這同一場排演中，隔了一段時間，福特萬格勒又問道：“你聽得見豎琴嗎？” 我回答道：“不，我沒聽到什麼。” 於是有幾個音樂家嚷道：“這裏根本沒有豎琴。” 福特萬格勒想抓我的小辮子。如果我回答錯誤或說萬事無虞的話，麻煩就大了。這可是我承擔不起的。

這是當時全部的對話。直到音樂會的第一次播送為止，他不再跟我說話。然後，大約三星期之後(2)，第二次愛樂音樂會前，我受命前去見福特萬格勒，這就像國是訪問！我進到他的更衣室，福特萬格勒十分友善。“許納普先生，我要感謝你。我必須承認，第一次音樂會時，我要求我最挑惕的朋友以最高的專注聆聽電台廣播。他們全都無異議地表示，從來沒聽過這麼好的音樂廣播。我誠心的感激。” 從此以後，福特萬格勒把我當作可以信賴的同僚。而我必須承認，隨著時日我們的關係變得愈來愈牢固，最終成了朋友！戰爭的其餘期間，我播放了他所有的音樂會，而每一次他都要求我提出嚴格的批評。只要是誠懇而得體的批評，他都樂於接受。他總是察覺得出逢迎拍馬，這是他討厭的。有一次在一群阿諛奉承者面前，他轉身向我，指著我對他們說：“這是我唯一的評論家”。這真是莫大的榮幸！

他不大理會其他電台播放的他的音樂會，特別在維也納。有一次他說：“那是怎麼回事？每回我聆聽帶子上的錄音（磁帶錄音已經被引進了），我記得在樂譜的某些地方壓抑了木管樂器的聲音，但是在磁帶上它們聽起來卻發出不該有的過大音量，而漸強又這麼小聲，小到你幾乎聽不見！究竟這錄音師的腦袋裡在想什麼？” 我向他解釋這錄音工程師大概在想什麼：“為了使強弱度聽得清楚，我必須用最大音量來錄音。” 而且錄音師用幾個 “定點” 麥克風去增強個別的樂器聲部。他可能想說：“木管樂器的聲音稍低，因此我昇高一點它們的麥克風收音音量。” 這解釋了為什麼漸弱這麼大聲而漸強被壓得扁平。換句話說：整個控制是輸入時轉小音量，然後輸出時再予以增強。最後出來的結果是虛假的。然後我告訴他：“我們要改正這錯誤，唯有將麥克風移離樂團，在音樂廳裡的恰當位置擺一支麥克風。這樣就能消除他們試圖在樂團各種聲部間製造平衡的錯誤之舉。”

看來他了解這一點。故此之後，他要求我陪他到維也納播放他在那兒的音樂會。甚至晚到戰後，他要我監督他在薩茲堡的音樂廣播。但這些任務是我的重擔，因為顯然當地的錄音師並不樂於接納我——我的出現表明了福特萬格勒並不信任他們。但福特萬格勒這麼強勢，總能達到他的目的。我別無選擇只好跟著他走。福特萬格勒常常問我有什麼意見要發表。我記得有一回，我們在薩茲堡錄貝多芬的第九號(3)，他讓定音鼓的聲音過大，我擔心沒有辦法忠實地錄下定音鼓的鼓聲。出乎奧地利同僚的意外，我走出去步入樂團包廂，告訴福特萬格勒這樣行不通。他們都嚇壞了，因為他們知道福特萬格勒的脾氣。但他們不知道他傾聽我建議的雅量。他看到我站在那兒，就開口說：“我猜，定音鼓又太大聲了？” 我說“是的” 這時他說：“可是這聲音好美！” 於是我說：“那麼，沒問題。” 老實說，那時候麥克風的錄音不好弄。我們必須很小心處理音樂的強弱力度(dynamics)。事實上，就算最輕微的過載不但會造成扭曲還會毀了原來的播放音訊。所以我必須小心為上。只有緊緊貼隨著樂譜並且縮短較長的漸弱和漸強才能達成目標。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喜歡你和你的錄音之處，就在於你什麼都不做。” 其實這句話是蠻弔詭的，但至少表明了我的方法是對的，而且可以複製他的意圖，即便程度不大。

我一向相信一場音樂會或歌劇演出永遠無法被電台轉播所取代。電台無法播放出觀眾屏息靜氣、然後鬆了一口氣解脫的時刻。所有這些無法轉播。我忘不了在轉播史特勞斯的《唐璜》時，在最後幾小節前有一段暫停，這時觀眾停住了呼吸。靜悄悄，杳無聲息，音樂廳充滿獨特的、像電流通過的壓力，唯有導向終曲才能得到舒解。我的好朋友 Philip Jarnach 參加了這場音樂會。我告訴他八天後電台會播放這場音樂會時，他好高興。當他聽了廣播後，說：“現場演出中造成震驚的暫停，在收音機裡變成巨大的空洞。沒有別的字眼可以形容！” 依我之見，這又是一個證據，證明了音樂會或歌劇中的神奇動力，播音室盡其所能都無法予以重現，再好的錄音也一樣！

費：姑且不論你的觀點，我仍舊相信：當我們比較福特萬格勒的電台轉播和錄音室錄音時，（以及相較於其他指揮）會發覺巨大的自發性感受、氛圍和張力，磁帶捕捉了全部三種特色。而這也說明了錄音室過於乾淨的氛圍有違福特萬格勒的音樂本質。你怎麼解釋這現象？
許：排練期間——除了最後的彩排之外——都沒有聽眾，這時他個別地和樂手合作，研究作品本身，試著做出他對曲子表現聲音的各種想法。若有聽眾會造成分心。故此，這些排練的錄音十分具有啟發性。若論正式演出本身，這件作品已經準備完善，所以他會對自己說：“它準備好被聆聽了。”然後他準備將作品呈現給聽眾。他需要聽眾！

費：別忘了，對他來說“準備”一詞絕不表示這是作品的最後版本。
許：當然不是。他每次都以斬新的角度研究作品。事實上，我可以說，他的每場音樂會都是首演。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貝多芬第五號。有一回在他的更衣室裡，我問他到底指揮了這作品多少次？他回答說：“我今天的指揮方式和先前的完全不同。”他研究作品堅持不懈而且神經緊張（我會拿來和舞台恐懼相比）。就算他徹頭徹尾了解作品了，他永遠不會說：“這件作品我已經了然於胸了。我真要好好表現一番。” （it will just flow on its own. I really need to conduct it.） 然而他的確總是命中音樂的核心。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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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註：
（1）《英雄》錄於十月1日 ，但磁帶似乎不見了。
（2）該季第一次愛樂音樂會在十月22日 於柏林舉行。
（3）1951.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