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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台灣社會替所有新生兒施打疫苗，可以縮短孩子的青春期，讓他們更快跨過青春期，避免情緒不穩定的青少年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問題；這項措施將台灣社會經濟推向高點，青少年幾乎絕跡；然而近年陸續出現青少年特徵病例，一代疫苗效果逐漸減弱，政府召集各方專家，制定二代疫苗研發方向，並找來陪審團與公民群眾舉行聽證會，聽取各方意見…

基因改造議題不是首次出現在戲劇作品中，伊森霍克(Ethan Hawke)和烏瑪舒曼舒曼(Uma Thurman )主演的《千鈞一髮》就討論過基因改造的優劣；OD表演工作室出品，蔡朋霖統籌演出的《克隆少年》，以互動方式探討相近議題：「如果我們可以讓下一代變得更強大更聰明更優秀，我們會怎麼做？」；《克隆少年》戲長約130分鐘，第一個小時載歌載舞加上背景解說與各組專家匯報各自意見等，看得有些不耐，撐過一小時後，進入演員與現場觀眾的「互動/討論」階段，才變得好看。

好看的點在觀眾的提問，二代疫苗該不該「增加孩子的創造力」、「抑制暴力」、「抑制盲從」、「加強同理心」等，每個題目看起來都「沒問題」，增加創造力有什麼問題嗎？抑制暴力不好嗎？當我們從不同角度切入思考問題，便會發現這每一個題目，其實都有問題，例如抑制暴力會有什麼反效果、怎樣的行為才叫盲從(倫理道德是否也需納入討論)等，接著觀眾衍生出更多問題，例如：為何是檯面上看到的題目？那些沒有被關注的議題是否不重要？或者一代疫苗為何失效？專家們的專業有多少的可信度？

《克隆少年》的疫苗主要施打對象是青少年。為何要去除(抑制)青少年的叛逆期？究竟是讓孩子更快社會化，剝奪孩子的不同可能性，或者，藉由疫苗(群體社會認定且核准的「規範」)，好達到控管的目的？《克隆少年》雖是幻想劇，卻又融入現實台灣社會的情況，一方面是讓參與的觀眾產生認同感(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故事)，一方面也是透過戲劇表演，影射我們每日面對的社會現象。


攝影 周嘉慧

「人們會相信大多人相信的事。」

《克隆少年》藉由戲劇演出，創造出類現實社會的樣貌：政客或專家(或電視上什麼議題都能說得天花亂墜的名嘴)的專業，很可能只是「一場表演」、檯面上被討論的議題，可能是特定人士用來鞏固自身利益的障眼法(成為打壓政治敵手或群眾的工具)；《克隆少年》讓人越看越覺得荒謬卻也越看越感到熟悉，劇中的聽證會，彷彿是2018年的九合一公投綁大選的事件重演，議題經過挑選、內容模稜兩可(混淆視聽)，而擁有投票權的群眾，或許有強烈的主張，清楚自己的答案，也或許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投什麼，只因親朋好友告訴你，哪幾號投YES哪幾號投NO，而他們就這麼做了。

《克隆少年》第一幕結束於專家們的提案，現場先進行一輪投票，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專家提案內容，表演結束後，演員重新詢問觀眾想法，投票結果天差地別，說明經由辯論與思考後，觀眾才更清楚法案的缺失與可能產生的後續影響，也才能阻擋有心人士利用群體對政治的冷漠，進行控管；悲傷的是，《克隆少年》的觀眾為能融入戲劇中(參與感)，反覆思索與檢視表演中提出的問題，然而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常常做不到「參與」以及「瞭解」法案可能對生活帶來的利益或傷害。我以為這才是《克隆少年》想傳遞的訊息：一，別對政治冷漠(政治與我們息息相關)、二，試著了解候選人的政見(不要被外貌或標籤所影響)、三，學會聆聽不同的意見與聲音。


攝影 周嘉慧

《克隆少年》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品，它第一個小時的冗長與瑣碎(以及開場尷尬的歌舞秀)，讓我很難進入狀況，但第二小時又是那麼地混亂與充滿趣味(觀眾大程度地決定了表演的精彩度)，它邀請觀眾思考事情的不同面相，一如劇中提及的野百合和太陽花運動，前者被視為進步的象徵，後者視為動亂，為何有這樣的差異？或者劇中專家的背景與說法是否該被質疑？

事實上，《克隆少年》的演出可被視為一場社會實驗，通過每一場演出的觀眾投票結果，試圖了解群體的樣貌；我有注意到這場演出的陪審團(共10人，每5人一組，正式演出時會有11人)，一派意見較多且討論熱絡，一派安靜鮮少發言；意見多的那一方，很多議題都沒有達成共識，反而意見少的那一組，很多提案都獲得一致共識；這其實是有趣的現象，討論，到底是讓我們更容易達成目標，或反而分裂出更多意見，最終什麼事情都無法完成；或者反向思考：現實生活中有多少法案，就是在不清不楚且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就被倉促通過？

馬上加入《克隆少年》

7/12-14實境實驗劇場: http://sc.piee.pw/DV3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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