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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麼變成牛？」
「慢慢變得。」

《新居風暴》有兩場課堂戲安排的高明。一是伊朗計程車有共乘制度，男主角伊瑪德是名教師，一天他和學生與陌生人共同搭乘一輛計程車，坐在他身旁的女士忽然出言責備他說：「你可以不要佔這個大的位置？」，接著這名女士跟坐在前座的男學生要求交換位置；事後，學生問伊瑪德這名女性如此無禮地控訴他(暗示伊瑪德可能會對她非禮)，難道他都不生氣？伊瑪德只簡單的說沒有關係，她(女士)或許之前有過不好的經驗吧。

另外一場戲是伊瑪德在課堂上播放影片給學生看，他因為忙於劇團表演及處理妻子的意外事件而精神不濟，故在課堂中打起瞌睡，學生們看到老師打瞌睡，便用手機拍下他們和睡覺中的老師的合照畫面，事後，伊瑪德要求學生將手機交出來，並想親自刪除學生手機上的照片，學生不斷說：「我已經刪除了，這裡面都是我的隱私，請把手機還給我。」，伊瑪德卻依然故我，直到受不了學生的抗議才交還手機。

上述兩場戲要到電影演完，才會顯露出它們的意義。
回頭來看《新居風暴》的劇情。伊瑪德平日是個教師，晚上和妻子拉娜參與劇團演出，他們的舊房子剛被強制拆除，被迫遷往新居，新住所裡仍有不少前任房客留下的物件，房東先生無奈的說：「前房客還沒找到新住處，東西只能先擱在這邊。」；某晚劇團演出結束後，拉娜先行返家，洗澡前聽見樓下大門電鈴聲響，拉娜以為是丈夫返家，開了樓下與樓上的門後便進浴室洗澡去，然而返家的並非伊瑪德而是某位陌生男子。
待伊瑪德返家，只見家裡地板都是血漬才知妻子遭到攻擊，頭部受到撞擊而昏倒在地，幸好樓下鄰居聽見拉娜慘叫聲而上樓查看，只見一個黑影從樓梯間匆忙離去。鄰居們三言兩語的說：「一定是前房客的恩客，那個女人常帶不同男人回家.....」；暴力事件過後，拉娜堅持不報警，不想在警方面前談論恐怖遭遇，而伊瑪德在家中發現一把車鑰匙、一疊錢和一支遺落的手機，懷疑是「兇手」在慌亂中留下的物件，伊瑪德瞞著妻子暗中調查，想要找出兇手是誰......。

《新居風暴》就像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導演的所有作品，劇本結構紮實、演員表演能量充沛、影片丟出的道德問題複雜而難解；拉娜被陌生男子攻擊，造成心靈創傷，這樣的傷痛該如何撫平？伊瑪德跟妻子同處一個屋簷下，感受到妻子的焦慮與慌張，精神上同樣承受偌大壓力，伊瑪德想要找出兇手，一方面是要安撫妻子情緒，一方面是希望正義能夠獲得伸張，一方面也是贖罪與補償作用，彌補身為丈夫的自己對妻子遭受暴力的無能為力；《新居風暴》前半場就在追兇過程中，慢慢看到伊瑪德的變化，從一個溫文儒雅的老師逐漸變得暴躁、易怒與不安。

(底下會提及關鍵劇情，請斟酌閱讀)



「你這麼做無疑是在報復。」拉娜。

《新居風暴》後半場，伊瑪德循線找到兇手，兇手是一名年紀稍長的中年男性，結婚35年，女兒正準備結婚，男子與伊瑪德的前任房客熟識(性交易關係)，事發當日，男子原是要拜訪前任房客(不知對方已經搬離)，按了樓下電鈴，拉娜以為是丈夫回來，直接開了樓下與樓上大門，男子進了屋子，才知前任房客已經搬離，聽見浴室的水聲，起了色心而進入浴室探看，見到陌生男子出現在自家屋內，拉娜受到驚嚇，滑倒撞到洗臉台.....。
《新居風暴》的精采就在兇手現身後，並非如大家猜想的凶神惡煞模樣，而是一名年邁的老先生，在得知伊瑪德的身份後，老先生難掩慌張神色，並且誠懇地對自己的行為道歉，看見伊瑪德揚言要把老先生的醜事在他家人面前揭露的咄咄逼人模樣，觀眾應該都會對老先生產生同情心吧。我們忽然都變成「善良而有同理心的人」，認為人不可能完美，老先生並非預謀行事，不是罪該萬死，應是「情有可原」；反觀受害者家屬伊瑪德，執意對老先生進行報復，反而比較像是「惡人」，就連拉娜都出言制止伊瑪德不要讓老先生難做人，否則他們的婚姻關係就到此為止。
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心境翻轉。我們換個情境來想，假如今天是拉娜執意要向老先生的家人告知真相，我們可否責怪拉娜的無情？或者，如果兇手是老先生的女婿馬吉，年輕男子，沒有重大疾病，沒有一整個家族仰賴著他生活，即將邁入婚姻殿堂卻繼續在外招妓滿足私慾，並對陌生女子造成肉體與心靈傷害，那麼，這名男子會否贏得觀眾(或者拉娜)的同情？再換個情境來想，拉娜問先生：「我昏迷時是誰把我拉出浴室？」，這個答案一直沒有獲得解答，我覺得這是導演刻意留下的「曖昧」，假如老先生在拉娜昏迷時又多做了些什麼，例如觸摸(侵犯)拉娜的肉體，那麼我們對老先生的同情分數會不會改變？他的惡行真相就得以加諸在其無辜家人身上？

《新居風暴》結局，老先生因為情緒起伏過大導致心臟病發，電影沒有交代老先生的生死，又一個導演刻意留下的「曖昧」，假如老先生活了下來，他的人生或許就能如常的過下去，他對妻子的不忠或是對拉娜的傷害，也就會不了了之，這是我們對「正義」的想像嗎？又或者，老先生就這麼死去，誰該對他的死亡負責？老先生做了惡事才有後續一連串事件，他的死亡只能由他自己負責，不是嗎？然而伊瑪德找來老先生家人對質，才導致他情緒負荷過重死亡，近乎冷酷的伊瑪德該要擔起老先生的死亡責任？
正義是什麼？是非對錯又該如何界定？拉娜堅持不報警，伊瑪德只能尊重妻子決定、拉娜心靈受到創傷，伊瑪德的生活同樣遭受影響，拉娜能夠活在「恐懼」中而被眾人所理解，那麼伊瑪德內心的憤怒又該如何紓解？面對道德問題，人的情緒出口與對周遭人事的牽連與考量，都會讓事件本身變得加倍複雜與難解，無法給出簡單答案，正是觀賞阿斯哈法哈蒂導演電影的莫大樂趣。



接著，我們來看這篇文章開頭提到的兩個橋段。
一是伊瑪德的學生問老師：「那個女士控訴你，你為何不反駁？」，伊瑪德的回應是：「她或許有過不好的經驗吧。」，伊瑪德在此展現他的「同理心」，即使遭受誤會也懂著替對方著想。但這樣的高度在電影後段卻被破壞，伊瑪德為找出傷害妻子的兇手，變得越來越焦躁、行徑也越來越激烈，原來「同理心」只存在「我們不是當事人」的狀態，當我們成為受害者或受害者親屬的一份子時(拉娜和伊瑪德都在攻擊事件過後，變成那名計程車女性)，「理智/理性」很容易被忽略與抹滅；一如伊瑪德責備拉娜的不穩定，害他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也做不好，「同理心」有其額度限制，一旦超過人們所能承受的標準，就會失去耐心與耐性；而作為觀眾的我們，看到伊瑪德逼迫老先生在他家人面前坦承他的過錯，我們對老先生感到同情的同時，是否也能理解伊瑪德不近人情的手段背後的痛苦？

一是伊瑪德強制要求學生交出手機並刪除他上課睡覺的畫面；伊瑪德在課堂上打瞌睡是因為忙著劇團事務與處理妻子意外事件，從他對學生頤指氣使的態度說明他不認為自己有錯或至少「情有可原」，做了多年的好老師，睡一堂課應該不能抹滅他之前對學生的付出吧？如果我們用同樣的思惟來面對老先生：當了30幾年的好丈夫與好父親，因為一時起了色心對他人造成傷害，是否就該賠掉一整個家庭來彌補他的過錯？而伊瑪德濫用權力(教師)逼迫學生聽話(公然侵犯學生隱私)，不也與他憑藉受害者家屬身份去逼迫老先生在家人面前坦承自己做出的惡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新居風暴》的精彩就在藉老師與學生的互動看見伊瑪德立場的反覆：理性與非理性、正義與非正義，再難被輕易區分開來；另一方面，《新居風暴》又像是透過學生(詢問伊瑪德對計程車女士的控訴有何看法的學生)對老師的觀察，思索日後將要面對的種種道德難題。

每次看完阿斯哈法哈蒂導演作品，都想呼籲有心走編劇這條路的朋友，應該細讀阿斯哈法哈蒂導演的劇本，人物關係與動機與行動與後續影響，都寫得飽滿與精密，以《新居風暴》為例，電影開場的大樓拆除，暗示伊瑪德與拉娜生活即將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伊瑪德鄰居對前任房客的不滿(性工作者)，訴說歧視的無所不在、伊瑪德和拉娜一直抱怨前任房客的物品堆積在他們家中，對前任房客的狀況不具同情心(同情/同理心的侷限)、劇團演出的《推銷員之死》或伊瑪德與學生們的互動，都與他的現實生活有著高度呼應等。
《新居風暴》維持阿斯哈法哈蒂導演一貫水準，精采好看，但它帶給我的震撼度卻不及《分居風暴》或《死期預告》等舊作(這兩部影片的劇本圓融度與角色討喜度都比《新居風暴》出色)，倒非《新居風暴》拍的不好，而是習慣阿斯哈法哈蒂導演每次出手就該有這等水平，加上看多導演的「死巷人生」作品(每次都把角色逼到無法逃脫的困境)，不免還是期待導演的下一部作品會有些不同變化，或許「試著解決問題」，也或許化繁為簡，用更純粹的角度看見人的困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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