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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大搬家」、曾灰心，還是咬「牙」留下來
　　　　──專訪來自台灣的牙醫夫妻林德英＆王婉瑜

溫哥華來自台灣的牙醫，這幾年有不少在這裡開業的，由於牙醫在台灣是項很「賺」的行業，吃香喝辣，暢行無阻；但一來到溫哥華，一切都是歸零，從頭開始，更不要說是開業賺吃了。因此，有不少牙醫夫妻，往往是做牙醫的那位配偶留在台灣，幫這裡的家人賺生活費。

　但是，在芸芸的台灣牙醫師中，卻有一對牙醫夫妻，頗令人矚目。　

　他們是在固蘭湖街（Granville St.）「聯合」開業的林德英與王婉瑜。兩人都是台北醫學院牙醫系畢業的學長和學妹，王婉瑜說，她十九歲（大二）時就與林德英訂婚了，畢了業結婚。算一算，他們的感情縱使從訂婚開始算起，也有二十年了。

　當然，令人好奇的是，以兩個人人稱羡、在台灣已屬「高收入」群的夫妻牙醫師，為何會選擇移民？

　林德英謙稱自己不太會說話，「禮讓」太太王婉瑜先回答：「那時台灣發生陸正（綁票撕票）案及中共對台灣威脅武力解決，我們很害怕，我的姐弟都在國外，因此，我們很想到國外來生活，就辦移民。九六年中共打飛彈那年，我們就來報到。」

　談到剛來報到時的感覺，「很失望！」王婉瑜不諱言表示：「台北有人情味，這裡太冷清了，沒有家的感覺。」

　之所以會有這種「不堪」的感覺，是因兩件不愉快的事，「我們初來兩個月，我姐姐來看我們，我們去東區吃飯，車子停地下室，結果被人砸破玻璃，被拿走皮包，我們原來以為這裡是天堂，不會有『壞人』的，發生這件事後，我們很震撼。」王婉瑜又談了第二次：「我們從烈治文搬到西溫時，我們家被『大搬家』，台灣帶來的東西都損失掉了，連電話、答錄機、電腦，甚至浴室的毛巾都拿走了，除了床之類搬不走的東西，其它可以搬走的都搬走了。嚇死人了！」

　最難過的卻是在報案時，「警察在我們家門口，就坐在車子裡面，我把門打開，等了很久很久，他才進來，進門第一件事就告訴我們，小偷絕對追不回來，因為這種事每天都有幾百件，警方也愛莫能助。」因此，王婉瑜說，這兩件事令她很灰心，總想著「不如歸去」。

　但房子已買了，小孩才辦入學，「要是就這麼回去，很奇怪！」因此，夫妻倆原來想法是，坐滿移民監就走。

　事情的轉機是，有個一直沒考取牙醫執照的朋友來勸他們考牙醫執照，王婉瑜「堵」對方一句：「你都沒考取，我們哪可能？」後來，還是老公林德英幫著把報名資料寄出去的。

　生活一有了目標後，就變得比較充實。「每天就是唸書，然後接小孩上下學。」王婉瑜笑著說：「那段時間，又生了個小Baby。」

　可是回想起初來時那兩年，沒有工作，生活沒有重心的情形，王婉瑜彷彿仍「心有餘悸」。她說，她也曾要先生去大統華堆貨，但林德英不肯，「我先生有去考房地產經紀人執照，也考到了，可是就是沒辦法跨出那一步，因為人脈少，口才也不好；我自己也曾去UBC申請助教或打工，但都被拒絕。」

　後來，還是在考牙醫執照的過程中，每一關通過時，都幫助她增加信心，「覺得辛苦有了代價，有了下一個目標，再往下走。」

　談到溫哥華這裡開牙醫，與在台灣開業的差別。「在台灣我們平均一人要看二十個病人左右，大部分病人都集中在晚上，工作時間很長，很難得跟家人在一起。在這裡則是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下班就下班了，可以有更多時間跟小孩在一起。」王婉瑜表示：「這邊的病人比較少，可以慢慢做，你一想到收費那麼貴，不好好做，對不起病人，所以，會很小心。但在台灣，給病人的時間太短了，也太趕了，自然造成品質往下降。」

　談到「競爭」，王婉瑜指出：「這裡的病人流來流去的，醫生也會彼此尊重，你向別人要資料，他也會把資料匯給你。這裡的競爭也不會像台灣那樣『惡性競爭』。」

　林德英接著說：「雖然有競爭，但我們不會因此削價，我們在乎的是品質；在台灣，為了生存，你不得不以『削價』及『亂批評』來與別人競爭。」因此，在林德英的眼裡，溫哥華牙醫的「素質」比台灣的牙醫來得高。

　對於如果有在台灣也從事牙醫工作的鄉親來到溫哥華，王婉瑜建議：「先去唸英文，因為這裡對英文的要求很高。」同時，王婉瑜也以一句話送給從各地來的新移民，做為彼此共勉：「多看（環境）、多學（英文）、對自己永遠不要失去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加拿大這個國家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