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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下午上宗教理論課的時候，年輕的教授提起宗教研究被後殖民主義學者薩伊德也看作是西方霸權代表作的事兒來，有一個同學突然接口說：「他昨天過世了。」

教授驚得跳起來：「什麼？他過世了？」

有幾位同學已經知道這個新聞，說是因為血癌的關係，而且薩伊德病了很久，只是並沒被當作是public knowledge讓大眾熟悉而已，今年他也不過六十七歲啊！其實一九九九年九月出版的「鄉關何處」就是他自知罹患血癌後著手立傳的作品，只是這個病重的形象還是低調的，所以病逝的消息才會這麼令人震撼。

教授仍然止不住他的驚愕，倚在椅子上，喃喃地說：「他是後殖民理論的一代巨擘哪！」我和另外幾位不知情的同學也駭了一跳，這實在是太傷心的新聞。這十年來，從事社會學研究的老師和學生，誰不知道薩伊德Edward Said呢？以一個巴勒斯坦人的身分在美國學術界立足，以討伐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勇者姿態向歐美文化圈挑戰。他說殖民時期根本還沒完，西方學者正用獨大的眼光俯視舊日的殖民地，毫不留情地冷眼觀察、偏見描述，塑造出群魔亂舞的異族形象來，他出身的巴勒斯坦就是受害者。而殖民地的人們也沒好到哪去，對於西方價值的屈從和諂媚往往比正牌的西方人還熱衷，這就是後殖民情境、東方主義Orientalism擅場的時代、我們身處的當下。

以前在台灣讀研究所時就常在學術期刊上看到薩伊德的大名，一邊簡略地閱讀，一邊對他的論說產生了極高的興趣：台灣，不也處在後殖民時代嗎？無論我們指稱的殖民政權是葡萄牙、荷蘭、日本或是中國，後殖民理論描寫的斑斑血淚都使人心有戚戚。尤其薩伊德的崇高道德勇氣太難得了， 在所處的西方學術權力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系－－，講出甘冒大不韙的話來。而歐美國家偏偏就有這種包容大度的市場邏輯，自由競爭的學術環境裡越爭議就越搶手，薩伊德一炮而紅，即使引起各方砲聲隆隆。我的指導教授就開了一門課專門討論東方主義，以邏輯的角度批評薩伊德。還有以色列史家進行鉅細靡遺的考據，要找出他的自述中說謊的成分來。

邏輯的通順當然很重要，誠實交代祖宗八代也很重要，可是我相信薩伊德能夠名震四方、讓全世界不分國籍的學者為之動容，不是因為他的後結構主義邏輯特別漂亮，也不是因為巴勒斯坦人的身分賜予他爲中東問題發言的保障名額，而是因為他點出了重要的問題：殖民權力的運作無所不在，政治專制、經濟剝削以後還有文化洗腦，解放後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是籠罩在被控制的陰影下。解放也並非我們想像的帶來自由和幸福，殖民的結束對個人來說，可能不是好事，反而變成厄運，因為繼之而起的政府不見得比較英明，甚至更糟糕，叫人不懷舊也難。這是人類的悲劇：永遠只能選擇被給予的自我認同和文化性格，非黒即白，沒有逃遁的出口。我很不明白，為什麼人們不對薩伊德指出的後殖民困頓處境投注一些關心呢？

薩伊德令人景仰的，還有他的剛毅性格。在他所寫的「知識份子論」中，他多次提起一個知識份子應當如是：
「知識份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的人，而是全身投注於批判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平和、寬容的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動地不願意，而且是主動地願意在公眾場合這麼說。這並不總是要成為政府政策的批評者，而是把知識份子的職責想成是時時維持著警覺狀態，永遠不讓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約定俗成的的觀念帶著走。這包含了穩健的現實主義，幾乎是健全、理性的活力，以及複雜的奮鬥，在一己的問題和公共領域中發表、發言的要求二者之間包持平衡－－就是這個使得它成為一種恆久的努力，天生就不完整，必然是不完美。然而，它予人的鼓舞激發和蘊含的錯綜複雜，至少對我而言，雖然並不使人特別受歡迎，卻是因而更豐富。」（頁59-60）

這一段話明顯地反映了薩伊德的為人。他長期以來對中東情勢投注高度的關心，不畏向美國政府、以色列政府和巴解阿拉法特挑戰，不過一旦看見知識份子創作的自由被剝奪，他便又不計種族立場，在埃及邊境高聲宣稱支持曾被伊朗政府頒布格殺令的「魔鬼詩篇」作者魯西迪。他不只是個舞文弄墨的學者而已，更親身實踐自己的理念。或許因為終身堅持知識份子的理想性格，他對於年輕人身上特有的自由與勇氣特別珍惜，他曾說：

「現在許多年輕人都具有雙文化的背景－－這也是為什麼年輕人的角色特別重要－－因此必須訴諸這種情形，讓人了解必須不以排外的方式來思考，不以單一的方式（像是東方人、亞洲人、華人、日本人或任何這些大術語）來思考，而是去解構它們，去顯示每個文化都是混雜的，如果要嘗試分離出某個文化認同單一、純粹的本質是極危險且錯誤的。」（頁171）

對於自由的嚮往貫穿薩伊德的一言一行，也給新的一代樹立了一個鮮活的知識份子形象。就是因為這樣，我開始讀薩伊德，希望能再深入探索他最原初的心境。這個學期以他為主題寫一份長篇報告，一邊寫一邊彷彿又回到了在台灣當研究生的時光，很期許自己能夠在閱讀上有些長進，更能讀出他的用意來。

但是薩伊德就這樣走了，彷彿失去了一個一直鼓勵著我的長者的悲哀，那天直到下了課，還是無法平息內心強烈的失落感。同學Pierre-Luc問：「真遺憾，他就在哥倫比亞大學，你一定曾想去拜訪他或去聽聽他的課吧？」坦白說我從來沒敢這樣想過，不過大膽地假設他還能再奮筆疾書好多年、帶給我們這些莘莘學子更多啟發的想法一直是有的。Jonathan拍拍我的肩膀：「我可以想像你的心情……」

我卻無法想像那些平日批判薩伊德的教授們現在是什麼心情，學術論辯上的、甚至也可以說是利益衝突的對手消失了，他們怎麼想？聽說有一個教授冷哼：「意思是說咱們今天起得說他好話了嗎？」今天下午去找指導教授，他看著我那篇後殖民專題報告草稿，說：「你知道他過世了吧？」我好奇他會怎麼說，他突然拍了桌子：「It’s too bad！」然後頭低低地，長長嘆了一口氣。

哲人已遠，典型在夙昔。所有的知識份子、甚至所有的人類，應當擁有的胸懷也就是如此：正視個人的價值，對普天下生命投注溫厚的關懷。如果能夠再體諒別人一點、再尊重別人一點，薩伊德所說的「複雜的、豐富的」文化面貌才有存在的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