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我和一群朋友到魁北克市郊的一座湖度週末，Stanley把他的中國朋友T也帶來了，我們就這麼成了唯二說漢語的成員。
這一群朋友多是英裔加拿大人，午夜在小木屋門口架起營火的時刻，他們一興奮就唱起Yellow Submarine來，那口快嘴的英語啪啦啪啦聽得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T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到我的身邊：「瞧，咱們聽不懂，他們把我們當傻瓜哪！」我轉頭看T，他比我高些，單眼皮的眼睛看去有些無奈，我苦笑起來，不得不承認這句冷淡的話有幾分真實。和說著英語的白人認識容易，深交卻難，尤其隔著語言的隔閡，如果我們搭不上話，要不就是被當作拙於言詞，要不就因為更細緻的解釋觸礁而無法傳達意念，在這種景況下，不被當傻瓜才怪。營火越燒越旺，朋友們玩得更開心，甚至學起搖滾歌手扭來跳去，T又悄悄說：「坦白說，要我這樣鬧實在很難，是不是民族性不同啊？」我又轉頭看他，怎麼心事被他說出來了？
這是我開始和T深談的第一步，那天夜裡，當朋友們在營火旁累得東倒西歪的時候，我們在遠一點兒的一棵大樹下喝著紅茶說話。T出身北京近郊，今年七月才來到蒙特婁學習物理，他的英語還不好，法語更沒學過，和我初來一般生澀。我把蒙特婁的大致狀況告訴他，並且允諾替他看看有沒有更便宜的公寓可租、中國城有沒有打工的機會可做。
我們又談到台灣和大陸，往往和大陸人交談遇到瓶頸的時刻是在談到政治的時候，我在北京曾經聽一個初次見面的當地人說：「聽說台灣很多年輕人哈日啊？既然以為自己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咱們當然要打囉！」沒想到T竟然一臉艷羨：「我們常常看台灣的電視節目，每一次看見那些年輕人，就覺得台灣真好！」無法理解台灣新世代「自拍」風潮的我，很吃驚於他的感想，T說：「因為你們擁有自由啊！」他在北京讀大學的時候，學校強迫每個學生住校，夜裡宿舍燈一關，暗黑的寢室裡八個同屋（室友）就開始批判時政了，那些憤怒的學生說的是白天教授不准他們說的話、新聞媒體永遠不會刊登的報導、更不可能是在公眾場合可以聽見的討論，而這些話其實從國小開始就被當作禁忌了。
我感到疑惑，大陸不是正在社會開放嗎？T解釋：「這只是經濟層面，憲法也快要合法化私人財產了，共產主義不再是共產主義，但是高壓政治還是高壓政治哪！」T說，社會大眾倒也很歡迎這個趨勢，因為現在大家早就不在乎政治了，在意的只有錢而已。全國上下努力搞錢，幹部搞大的，老百姓搞小的，貪污腐敗的官員比比皆是，我問：「可是我常常在報上看見貪官污吏被嚴辦的消息呀！」T斬釘截鐵回說：「那是因為他們政治鬥爭輸了，拿個貪污的名義就可以惡整他們啦！你要知道，在大陸做事是看人不是看法，商人要賺大錢就得賄賂，出得起錢，上至市長下至公安全都服服貼貼，對你好得很哩！一旦失勢了或得罪了人，就等著瞧吧！」他說，很多有辦法的官員早就在海外置產，甚至把子女也都送來，準備一出狀況就逃跑。把錢匯往國外不僅僅因為在政爭輸掉時可以馬上開溜，更因為大陸社會現在已經很危險了，他問我：「一個社會的每個份子都只想搞錢，不講道理、不講責任、不講遠景，你認為這個社會值得樂觀嗎？」
為什麼大家只想搞錢？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去了哪兒了？T說：「還不是文革！我父母說剛解放沒多久，政府官員兢兢業業為民服務，可從來不叫苦，文革一搞，傳統價值全被拿來鬥爭，學生不讀書，人民不工作，光是上街頭！」原本被奉為圭臬的知識與道德全變成糞土，學生改讀毛語錄，紅衛兵到處破壞，連公安也難以倖免，好些公安在街上被打，只能躲到同僚家裡避難。宗教也變成批鬥的對象，佛像被搗毀，佛寺被焚燒破壞，教堂裡的修女被抬出來遊街示眾，埋在地底的神父棺材被劈開，遺骨被當成垃圾到處扔。T說：「到現在教科書還教我們無神論，現在社會開放了又可以信教是不錯，不過大家會笑你傻，別人想著錢你怎麼想著神佛呢？」文化傳統就這樣被破壞光了，人的腦袋被洗得乾乾淨淨，唯有金錢才是具體的存在。我聽得膽戰心驚，問他為什麼有文革？當真是為了改造中國文化嗎？T回說：「才不！那是政治鬥爭，自己沒辦法殺政敵，就拿人民的手來殺啊！」
他說文革期間至少死了三千萬人，只是這麼慘的事沒人懺悔反省：「大陸有句話：『什麼都值錢，就是人命不值錢』。死了人政府才不管，當年中國和越南打仗，我們這邊就用人海戰術，把一點兒也不懂得用武器的男孩子全送上戰場，我那國小老師班上的同學被調得只剩三個男生，那些人從來沒回來過，上面的人說，他們為國捐驅啦，什麼撫卹也沒有。」他突然嘆了一口氣：「我聽說美國給了那些在中東陣亡的士兵每個人二十萬美元，人命的價值怎麼差這麼多？」大陸現在的想法還是沒變，十四億這個人口數字好像把個人的價值給稀釋了，之前傳出東北有個市長的兒媳婦開車和一個農婦起了爭執，恐嚇要撞死農婦，農婦回嘴：「你來撞呀！」沒想到車子真的倒退數公尺就急速衝上來，一條人命就這樣沒了。T說：「這樣的新聞我們還是看互聯網知道的，報紙不會登這種事，電視上報紙上的新聞全是過濾過的，所以你知道為什麼互聯網被嚴密監視了吧？」
他又說，在大陸交朋友很累，因為大家都在為自己算計，相熟的人越多，就得為越多人同時為自己算計，時時刻刻都得提防被騙，複雜得很。他剛在蒙特婁找房子租的時候，問到一個中國來的房東，只開價兩百加幣就可以租到一間房，他嚇得馬上離開，寧願跑到市中心一個月花六百加幣，他說：「中國人是怎麼回事我們都很清楚，那麼低的價格一聽就不合理！」他又感嘆：「我相信你們台灣人好多了吧？」他來蒙特婁才幾個月，就覺得和洋人相處很舒服：「他們表達得清楚，我們就算被當成傻瓜也心知肚明，真心對人好的我們也可以體會得出來；跟他們說話我們可以很誠實，不必怕得罪人。」他也認為洋人很天真很容易滿足：「這就是社會的水平不同啊！福利制度哪是我們有的東西？這裡的人好像這麼生活就夠了。治安也太好了，前些天半夜我一個人去港區散步，空蕩蕩的港邊只有我一個人，什麼事也沒有。」他有一回夜裡跟一個同學在北京小胡同裡亂晃，沒想到晃到民工居住的區域，窗戶一扇扇打開，有人吹起口哨來，前方立刻站了兩個人擋住去路，他和同學渾身直抖，幸好還有力氣轉身快跑，才全身而退。
北京如此，上海是不是好些呢？我還記得黃浦江兩岸各據一方的和平飯店和摩天高樓，令人目眩神迷。他搖頭說：「你要有機會從高處看看上海就知道了，浦東和浦西的燈光真是壯觀，可是再往外看，一片漆黑，那麼暗的地方是誰住的？全是窮人。大陸現在的貧富差距已經很大了，有錢的吃香喝辣，窮人的小孩餓死了沒人管，所以犯罪率越來越高，不偷不搶怎麼活得下去？」我聽了啞口無言。他又提到神舟五號：「那一天咱們系上同學全來跟我道喜，坦白說我也高興，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可是高興了以後又怎麼樣？老百姓還是吃不飽啊！」
我問T：「那你想怎麼辦呢？」他說，以前和同學們總慷慨激昂想著中國應該要民主，有了民主才能改變政府、改變現狀，雖然明知很難，還是應該一步步去實現。可是他現在不這麼想了：「這不是政治的問題，是社會的問題，人心已經腐化了沒救啦！」他很絕望，不能改變社會，只好改變自己，這就是他來國外找機會的原因。他悠悠地問我：「中國人為什麼總是苦難的呢？」
這個問題，有誰能夠回答呢？我在逐漸隱滅的營火旁默默聽著T說話，很震驚於他所說的一切，但是轉念一想，他說的對我而言並不全然陌生。他臉上的表情，和以前我在求學歲月所看見的很多張面孔是神似的，對時局冷嘲熱諷的教授和憤世嫉俗的年輕學子，一張張生澀但又激越的面孔啊！我彷彿看見台灣過去的歷史重演，曾經，我們的社會也像窒息一般被嚴密管控、知識份子也像投身革命般冒著生命危險書寫理想，當那些回憶又歷歷在目的時刻，我便對T內心的沉重能夠感同身受了。然而，即使出身於人人已經擁有自由的台灣，我又能給T什麼樣的答案呢？彷彿和他站在同一個時空的交叉點上，宿命的苦難如此真實，未來的出口仍然迷濛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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