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為基督-戴德生的故事(約翰福音十二:24)
戴德生（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英國基督教來華傳教士，中國內地會（今海外基督使團）創辦人。戴德生在華五十一年。他創立的差會（傳道會）差派了超過八百名傳教士及建立了一百二十五間學校，
並在中國帶領一萬八千人歸信基督教，在十八省成立了三百多所由五百多位本地助理參與的傳教站。
戴德生以他對中國文化的敏銳，對傳教的熱忱而聞名。他也在很少傳教士穿唐裝時代已穿中國服裝。在他領導下，內地會成為一個突出的非宗派差會，從所有基督教團體和勞工階層、單身女性、不同國籍的個人吸納成員。由於內地會的反鴉片貿易運動，戴德生被西方視為十九世紀以來最矚目的來華歐洲人。
戴德生出生於英國約克郡班斯萊鎮一個衛理宗的平信徒宣教師（lay preacher）家庭，父親是藥劑師戴雅各 (James Taylor)，母親是賀美亞（Amelia Hudson）。戴德生小時一點也不像什麼天才兒童。他體弱多病的戴德生，差不多每週都要請至少一天病假。雖然他的父親受過藥劑師訓練，也在兒子十一歲那年才送他上學去，但他的閱讀能力卻是進步神速，數學科也表現得出類拔萃。受過兩年的正規教育以後，便要輟學，在父親約克郡班士尼鎮的店裡幫忙。
他生於一八三二年，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從小就對福音故事耳熟能詳，他知道神的獨生兒子耶穌來到世間，為拯救世人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年少的他以童真的信心，接受了父母所教導的一切，只因那是他們所相信的。
踏入少年期，他開始質疑聖經的真實性。十五歲那年，他在當地一所銀行當個小文員，初次接觸到一些年紀較長，對信仰存疑的朋友。他們的觀點影響了他，於是他摒棄了基督教信仰及父母的教導。
戴德生因為用眼過度，不得不放棄會計的職業，回到父親的店裡工作。只是他對基督教的懷疑依然繼續。表面上他是十分循規蹈矩的，但內心的屬靈掙扎卻瞞不過父母親，他們著實為愛兒擔憂。直到在他十七歲那年，事情起了變化。他後來作了這樣的記述：“那一天實在令我畢生難忘母親出門探訪親戚，而我因為有一天的假期，於是走到父親的書房裡，要找本什麼書讀，好打發那無聊的下午。可是並沒有什麼吸引我的書，我轉而在一籃子的小冊子中揀了一份看來頗有趣的福音單張。我對自己說：‘一定又是以故事開頭，以說教結束的單張。我只會讀完故事的部分，其餘的就留給有興趣的人好了！’
“我坐了下來，漫不經心地讀著，一心認為就算真有救恩，也是與我無關的。若開始感到乏味，就立刻放在一旁好了。那陣子，悔改總被冠為是‘變得嚴肅起來’的一種行為；而事實上，從那些宣稱已悔改歸主的人的面容看來，這確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假若神的兒女能常常在臉上流露出得救的喜樂和祝福，那些不信的人必會視悔改為‘十分喜樂’的事，而不是‘變得嚴肅’，那不是更好嗎？
“那時候，我一點也不知道在七、八十裡外的母親，心中正盤算些什麼。那天她吃過午飯後，期望愛兒得救的心願緊繫心頭，心想難得那天時間比較充裕，正好藉此機會為兒子的得救向神懇求。她回到房間，鎖上房門，定意非要神應允她的懇求，才再踏出房門。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母親不斷為我向神哀求，到了最後，她再也不能祈求下去，只覺得非讚美神不可，因為聖靈告訴她，她唯一的愛兒已經得救了。
他並沒有像一般基督徒那樣變得“嚴肅”，因為他覺得這樣一點也不能吸引別人，戴德生也沒有把自己的信心掉以輕心。雖然他像大部分初信的信徒一樣容易受試探而跌倒，又會為自己的軟弱感到挫敗，但他卻不會就此滿足這種忽上忽下的屬靈生命。他渴望與神有一個更美好，更親密的關繫。一天下午，他開始為此向神禱告：“我清楚記得我如何滿心歡喜快樂地向神傾心吐意，我不斷向神獻上感恩，感謝祂為我所做的一切，感謝祂當我放棄一切希望甚至得救盼望時，祂拯救了我。我懇求祂讓我為祂工作，以表達我對祂的愛和感謝。
“我清楚記得，當我把自己、我的生命、我的朋友和一切全放在祭壇上時，我的靈魂深處被一種莊嚴的感覺籠罩，我深知道我的奉獻已蒙悅納。神的同在也變得完全真實，充滿祝福；我記得我俯伏在地上，伸開四肢，在祂面前躺臥，心中泛溢著難以形容的敬畏之情和喜樂。我不知道我的工作崗位會是什麼。只要神給他明確的方向，他必為祂遠赴天涯海角，做任何事情，甚至承擔苦難也在所不惜。
“那次的感受實非筆墨可以形容的，也使我一生難忘。我感覺自己站在神面前，與全能的耶和華立約。當時我想收回自己的承諾，但卻是不能；似乎有聲音對我說：‘你的禱告已蒙應允；你已被接納了。’從那刻開始，我便確信神呼召我往中國去，日後也不再懷疑。”
同年12月決定獻身為傳教士，聽到過有些去過中國的宣教士講述中國的歷史、情況與需要，決定前往中國傳教。戴氏勤快地研讀了麥都思的《中國：它的現狀與展望》，並同時開始學習中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拉丁文。麥都思的《中國》一書強調以醫療傳道的重要，因此決定研究醫學，作為日後工作一項重要的准備。我在家中讀了一陣子書，之後便跑到赫爾市接受醫學和手術的訓練。我在那裡充當一名醫師的助手。起先，我在親戚處找到一安舒的居所，我工作所得的收入，剛好足夠支付我的食宿費用，但我定意要為主的聖工奉獻不少於十分之一，所以我決定離開這安舒的居所和愉快的環境，搬到近郊去。那裡只有一房一廳，膳食自行料理，但我可以從容地將我全部收入作十一奉獻。雖然變動頗大，卻帶來不少的祝福。
戴德生積極的回應。從那天開始，他就努力鍛煉體魄准備過刻苦的生活。他增加戶外運動，又把羽毛褥墊更換為硬繃繃的床墊，並且十分小心注意飲食。星期天他本來要去教會兩次，但他卻放棄了晚上的聚會，改到城中的貧民窟發單張，舉行家庭聚會。他在那些鱗次櫛比的房子當中，是個受歡迎的常客。甚至在馬場上，他那神采飛揚的面孔，加上親切的問候，往往為他打開傳福音之門。他愈多和人分享神的話，就愈發覺自己需要知道得更多，於是他用更多時間禱告及查考聖經。
當然，假若他要往中國去，就非學習中文不可。一本罕有的中文文法書已經要二十元，一本漢英對照字典就要超過二十五元。他既無力購買，就退而求其次，買了一本路加福音中譯本。他耐心地與英文聖經按節對照，結果認識了超過六百個中文生字。他把這些生字記得滾瓜爛熟，還編了一本字典。
1851年，他搬到赫爾一個貧民區居住，擔任威廉·赫迪醫生（William Hardey）的醫療助理。這也是他對以後的信心生活、事奉生涯的準備與操練：獻身貧窮，相信上帝會供應一切所需(內地會的「信心原則」)。他從中熟習了在貧窮人中派發福音小冊和露天講道。
在水溝畔生活了一段日子後，他因著中國的需要，作出一個深切痛苦的犧牲。兩年多來，他結識了妹妹賀美學校裡的教師，她既漂亮又有才華，戴德生不自覺地愛上了她。這位女孩子是基督徒，並沒有宣教負擔。他們曾多次談論過他的計劃。但每次她都請他留在英國本土服事神，不要到中國去。戴德生很清楚那是神的呼召，但他同時亦深愛對方，既然她沒有明言不願意跟隨他往中國去，他就心有盼望，繼續禱告，求神感動她。當他搬到水溝畔幾個星期後，便收到那使他傷心欲絕的信，也是對方最後的決定一一她不會到中國去！他寫信把心事告訴妹賀美：多日來我都是鬱鬱寡歡、失魂落魄似的；我似乎已無力禱告，也不想禱告。我獨力承擔這個打擊，沒有向神求助，直到我實在不能再支持下去為止。”
試探開始圍攏他，“為什麼你要去中國？為什麼只因一個事奉理想就付上一生的辛勞和遭受痛苦？你現在立刻放棄還有轉機。就像其它人一樣找一份工作，留在家鄉服事主好了。你還有機會挽留她。”
愛情苦苦相逼。他告訴妹妹說：“那天下午，我獨自坐在手術室內，我開始反復思量神的愛、祂的美善、我的回應，還有祂給我的祝福。與其它被召的人的遭遇相比，我所遇到的試煉簡直微不足道。神徹底軟化了我，又使我謙卑下來。它的愛融化了我冰冷的心靈，我懇切祈求祂赦免我忘恩負義的行為神的愛再一次包圍我。
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因為讀過一份基督教單張，對基督教信仰深感欽羨，於是寫信給一位美國宣教土，其大意是：“請差派教師來，要許許多多的教師來傳播真理。當我的事業成功結束時，我會在全國傳播神的教義，讓所有的人可以歸向主並敬拜獨一的真神。這是我心所切慕的。”此時，一向閉關自守的中國似乎快將大開中門，准備迎接基督的使者。全歐州以及北美的教會都為此雀躍不已，認為此機會實在難能可貴，不容有失。為此，奉獻源源滾進各宣教機構的倉庫，支持各種有關中國的計劃。
然，太平天國的起義是打著改革社會、經濟和宗教的旗幟，在一般西方人眼中，這是推翻滿清鐵腕統治的最佳機會，可惜這個運動不久就被震壓下來。軍紀散漫，上下不齊心把這次起義徹底地拖跨了，崇高的理想徒變成了派系的爭權，破壞連連。很多人還以為這次運動會將中國的固有文化改變成為一個帶有基督教色彩的新文化，但結果卻是以怨毒、暴力、流血和紛亂收場。這場動亂一直持續到戴德生來華十一年後，直至滿清政府再度鞏固其統治勢力為止。
1852年，戴德生開始在倫敦白教堂的皇家倫敦醫院學醫，以備到中國工作。
盼望已久的時刻終於來臨
─ 我要離開英倫，遠赴中國。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中華傳道會在”達姆福利斯號”的船尾艙房裡，為我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聚會，差遣我到中國傳道。我摯愛的母親來到利物浦跟我話別。她與我一起進入小艙房，母親用慈愛的手，整理我的小床，然後坐在我的身邊，同唱我們長別前最後的一首詩歌。我們跪下，母親為我禱告。因船快要開行了，於是只好珍重道別。為了叫我好受一點，母親盡量抑壓心內的情緒。分別後，她走上岸。我孤單一人立在甲板上，船開向水閘，她也跟著往前走。船過了水閘，這次我們真的要分別了；猝然間一道哭聲從母親絞痛的心決堤而出，像刀一樣刺透了我，使我永遠也不會忘懷。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的意義。
船啟航不久，我們遇上了秋分的暴風，風浪很大，幾乎出不了麥士河口。十二天來，我們都是在愛爾蘭海峽湯來湯去，出不了大海。船長和船員雖然百般努力，終究是無濟於事。九月二十五日晚，我們已漂流至嘉拿溫灣，與海岸的距離愈縮愈短，最後離岸邊的□岩只一石之遙。基督徒的船長對我說：”我們活不上半小時，你對主呼召你到中國傳道有甚麼想法？”我滿心喜樂的告訴他，我對我所蒙的呼召不作他想，我深知我一定會到中國去；但假如神有別的安排，我總以順服他的旨意為念。
不到數分鐘，風向轉了兩度，我們得以逆著風駛出海灣；但船首的斜桅擺動，船受到嚴重的損傷。幾天以後，當我們駛出了大海，便在船上進行了徹底的修補。航程中，因為沒有風，而損失了不少時間。通常是在日落後才起微風，直到天明；日間卻沒有風，船便停下來，任由漂流。
有一次當我們接近新畿內亞的北部，離陸地只有三十哩遙。早上，船長發現有一股時速達四海裡的水流把船帶向暗礁，恐怕在黃昏前船便要觸礁了。所有人都同心協力，想把船頭掉轉，使船駛離海岸，但終告失敗。大家靜立甲板上一段時間，船長對我說：”所能作的已全作過了，現在只好等候結局。”我心裡頭掠過一個思想，便答道：”不，我們還有一件事未作!””甚麼事？”他問道。”禱告， ” 我回答說：”讓我們同心合意地求主馬上賜給我們清風。”船長同意我的建議。我們四個基督徒先一同禱告後，便各自退回自己的房間等候神。我經過一段簡短而深入的禱告後，覺得神已允准我所求的，不能再祈求下去，便很快的再走上甲板，但見船檣上最高的小帆在微風中顫動，我立刻叫大副把主帆放下來。數分鐘後，我們以每小時六至七海裡的速度，迎浪前航，很快的我們便脫離了險境。
在抵達中國之前，神藉此鼓勵我，叫我將一切的需要，藉著禱告帶到他的面前，並且信賴他必因著他獨生子之名的緣故，在我每一個緊急關頭幫助我。
就在我到達寧波的那一年，我花了很多時間思索我跟中國佈道會的關繫；佈道會給我薪俸，使我生活用度沒有缺乏，但佈道會本身卻常常欠債。可以說，我所收到的薪金，往往是佈道會借貸得來的。據我看來，神的工作若因為經濟問題，難以繼續的話，那准是這工作已到了一個地步，或發展至一個特別的階段，或是已到了一個時候，不再是神所要的工作了。為免良心不安，我寫了封信，要求從明年起辭職。
戴德生的感情之路是坎坷的，歐德絲(女方的姑姑，女子學校的校長)見戴德生回來了就非常不滿，自覺一定要把他貶得一文不值，她不但要在瑪利亞面前下工夫，還要在寧波整個外僑社會把他貶下去。於是戴德生穿的唐裝就成了被批評和恥笑的對象，而他以獨立宣教土的身分出現也使他成為眾矢之的。他被指責為“無人呼召，無人支持，無人承認的宣教士。”其後有些人更中傷他是個“不可信賴的狂熱分子，身心都出了毛病，完全沒有作為。”瑪利亞既年輕漂亮，又有才華，所以不乏各方的追求者，而這些人更得著歐德絲小姐公開的鼓勵。戴德生礙於中國禮教，又因著尊重對方信中的要求，因此亦難得見瑪利亞一面。然而兩人卻不斷求神指引開路。
事實上，戴德生在上海的外僑當中，已成為其它人竊竊私語的對象，皆因地搬離了租界居住，生活在中國人當中，而他本身又甚少與其它西方人來往，況且他的衣著亦開始殘破襤褸呢！
1858年在寧波與瑪麗亞結婚。他們一直是最好的屬靈同伴，戴德生依賴瑪麗亞的代禱和溫柔，戴德生常必須出外，依賴的就是瑪麗亞的支持，曾經因為很離譜的誤解跟毀謗讓戴德生想要結束生命，支持他的也是瑪麗亞和他的孩子。戴德生曾經寫信給瑪麗亞「親愛的，我實在感謝神把妳賞賜給我，並讓我擁有妳這麼多年。但願祂能讓我永遠擁有妳！但是我盼望我們能更加愛神，永不止息，恆久的愛祂。這樣我們才不致過分地愛對方……雖然遠離妳卻深愛妳的丈夫，在此寄予妳深情而持久的一抱。」
他的生命是一直都在成長的，一直都在錯誤中學習，甚至中年了還在掙扎很多事，可愛的是「至於戴夫人，她不曉得我們到底在摸索什麼！」總覺得瑪麗亞對神的信心真的是很大，然後反而許多時候帶領著戴德生的成長，甚至是整個內地會的精神支柱。然後看到戴德生跟其他同工也是邊服事邊成長，就覺得更有盼望了。
很快，他發現自己所用的傳教方式很有限。很多人不專心聽他講道，對他發的福音書籍和小冊子也沒有興趣。他在街上穿著西裝講道的時候，人家就一直注意看他的服裝。平時，中國人聽到有洋人、洋鬼子來講道了，大家都在那裏嬉笑怒罵或者只是好奇地跟著他。一次，他在佈道的時候發現一個人搖頭晃腦的似很專心地在聽。戴德生很興奮，講完後就去找這個人說，「剛剛我看你點頭又搖頭，到底剛剛你的問題在哪裡？我可以再給你講解說明」。那個人回答說，「我是做裁縫的，我看你穿的西裝，看來看去就是想不通。」他又說「這個西裝前面開叉開這麼大，那冬天的時候不是很冷嗎？還有，你這西裝袖子上多縫的三個扣子到底有什麼用處呢？大概扣子掉的時候免得找不到替換的，但你的扣子會常常掉嗎？我搞不懂這西裝到底為什麼是這樣的呢？而且這西裝這麼硬，穿起來不是很不舒服嗎？」
戴德生經過這個教訓以後，就發現他如果穿著這個洋人的洋服在這裡傳教，人家會把你當外人。所以他那時候就有一個決心要跟中國人一樣，他的日記寫道：「梳辮子對我說是一件大事情，因為這個辮子要留很長，而且還要用豬油把它塗在辮子上面讓它可以光跟亮，否則梳不起來，這豬油粘粘的很不習慣！」。然後穿中國衣服的話他說，「一條褲三個人可以穿得下，很寬很大」所以他老是怕褲子會掉下去。
1860年7月18日，他從上海啟程回英國，一方面是休息，因為他身體累垮了，一方面他把醫學再學到更完整，學到像是有畢業證書的水準一樣。另外一方面可以說這段時間是戴德生的曠野時期，就是他在英國那一段時間好好思想到底在中國宣教應該有的策略，應該的方向是如何。所以它有很多的禱告，一方面他到處去傳遞中國宣教的負擔。
雖然他在華最初的幾個月是那麼艱辛，加上所屬的差會又那麼官僚，對他們的困境也漠不關心，戴德生卻沒有半點怨懣的心。戴德生在中國的頭兩年，令人印象最深刻和嘖嘖稱奇的，要算他那奮不顧身、冒險犯難為宣教工作的開荒之旅。這個才二十出頭的大男孩，在完全毫無經濟支持，中國話又不大靈光的情況下，竟敢單槍匹馬的在這陌生的國士，四出為宣教工作探路。當時的中國並非太平盛世，激列的內戰屢在他家附近進行得如火如荼。洋人在這場內戰中，立場搖擺不定，有時支持清政府，有時又支持叛軍，於是惹來不少中國人懷疑和敵視的眼光。雖然如此，戴德生在頭兩年仍出門探路不下十次或以上，有時他會和其它宣教士同行，有時則會孤身上路，而每次旅程，都是他屬靈勇氣和體魄耐力的考驗。
他覺得自己就像主，在多個世紀以前所說的一樣：“我要作那差我來者的工”；“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單在上海傳福音是不足夠的，因為已經有其它人在這裡展開工作了；他深感有責任要把福音向內地其它地區傳開，因為在那此一一地區的人還未曾聽過主的福音，假若沒有外人把信息帶進去，他們就會一輩子也聽不到主的話。為此，他下定決心，要把福音傳入內地，哪怕面對炎夏、寒冬、或駭人的瘟疫；他也不為戰爭的危險所攔阻，縱使戰爭會威脅白種人的生命，或是攔阻他返回上海較安全的租界。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在倫敦以中國內地會的名義將十英磅的小額款項存入銀行，標誌著中國內地會的成立。中國內地會是特別為中國設立的，原則是呼召願意到中國內地的宣教士，因為那十一個省份未有宣教士踏足。他們最初的目標是希望中國每一個省份都至少有一對宣教士定居。當時雖然簽訂了北京條約，傳教士可以自由到內地傳教，但大部份來華的西方宣教士仍然集中在中國沿海地區，從東北一直到南邊的廣東，很少人能深入到內地裡面去。
他設立中國內地會以後就帶領了一批宣教士來到中國。內地會後來成為西方的所謂「信心差會」跟世界內地宣教的榜樣，那麼西方宣教史就以他作為分界線，所以就看到戴德生在宣教運動上的重要性跟地位，從那時候就稱為「內地宣教時期」。他們內地會的「信心原則」就是憑著信心按照 神的呼召去做要做的工作。經費上有困難的時候，他們不公開向人征款或向人籌款，就讓 神感動人來幫助他們的需要。“我對自己說：‘當我踏足中國之後，我就不能向任何人求取任何東西，我只能夠向神祈求。所以在離開英國以前，我首先要學會單靠禱告，藉著神感動人來成事。’”戴德生相信聖經所說：信心可以移山。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夠的信心實踐這操練。假如信心需要成長，便必須要操練。這是他要做的。
戴德生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中國屬靈需要的呼聲》，指出中國每天有三萬三千人死亡，每年有一百萬人死亡，他們滅亡沒有基督救恩。1866年，戴德生選取了十八名應征的宣教士，5月26日，戴德生夫婦帶著四個孩子，率同這十八名宣教士，乘蘭茂爾(Lammermuir)號帆船離開英國。
經過七年半的愉快婚姻生活，如今，瑪利亞更能成為戴德生的安慰和激勵，她是不斷地鼓勵著他。她替他回信，作記錄，每天跟他一起同心為他們的工作禱告，並求神給他們第一隊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她並且協助他完成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那本有關中國需要福音的小冊子。
關于那本書，戴德生是這麼形容的：“書中的每一句都是用禱告完成的。”神已垂聽他的禱告。這本名為《中國、屬靈的需要和呼求》的小冊子因為銷售迅速，出版後第三個星期已經需要重印了。戴德生在書中不但盡訴中國的需要，還提醒基督徒群體應有的責任，因為基督離世前的最後使命正是：“你們要往普天下去。”他呼召二十四個宣教土挺身出來。他又說明中國內地會是一個怎樣的組織，這團體的宣教士都是沒有固定薪酬，只是單倚靠主的供應的。
“信心”差會在當時的宣教圈子是相當不尋常的，因為當時的宣教組織大都是各宗派的委員會組成。戴德生的文字是如此地感人，以至於這本小書感動了無數的讀者。有志前往中國宣教的人，紛紛來信查詢詳請。雖然戴德生特意避過向外提出經濟的需要，讀者卻開始寄奉獻來，作為中國內地會第一批宣教土的經費。
那十六位宣教士隨同戴德生一家和他們的四個孩子，乖坐蘭茂爾號這艘大概八百噸的小船出發了，航程要四個月時間才可以到達地球的另一邊。在船上的第一天，他們先行在自己的船艙安頓好。第二天，工作就開始了。
每天早上戴德生會教他們上中文課，而到下午，瑪利亞就接續上另一節課。有些日子，所有的學生都因為暈船而倒下了，於是這兩位教師就要兼任服務生的工作。但不久這些年輕人已習慣了海上的航行，並且成為相當不錯的水手呢！在船上狹窄的船艙過活，有時是極其難過的，於是水手們就冷眼旁觀這隊宣教土是否言行相符了。那群粗魯的水手對有這一大團宣教士在他們當中，原本就老大不高興的，但不久他們就開始欣賞到這隊人是多麼地友善和樂意助人，而且他們唱的詩也變得悅耳起來了。
1866年10月，戴德生率領第一批內地會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選定的第一個傳教站是浙江省會杭州，以此為基地，迅速擴展到浙江許多城市，特別是南部的溫州。內地會在中國建立的第一所教堂——崇一堂位於杭州清泰街新巷，近年易地復建，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禮拜堂。
我們每天給窮人派發早餐(主日除外)，平均約七十人份。有一個星期六早上，我們清繳了一切開支，又購備了明天的食用之後，手上已不名一文。我們不曉得神如何為我們預備星期一的需要，但在我們的壁爐上卻掛著一幅中文對聯：「以便以謝耳」(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和「耶和華以勒」(主耶和華必為我們預備)。就在那一天，我們收到了一張二百十四元的支票。星期一早上，貧民照常來吃早餐，因為我們深知這是神的工作，神必預備，所以沒有通知他們不要來。
又有一次，醫院的所有資源都用罄了，我們身上只有一文錢。我們再一次將我們的難處告訴主，他聽取我的禱告，救助我們脫離困境；還在我們跪下禱告的時候，從英國寄來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份捐款。按時的供應，不但解決了日來燃眉之急，並且叫完全信靠神、又願意事奉他的人不至於羞愧。
1868年8月，戴德生抵達長江和京杭大運河交匯處的戰略城市江蘇揚州，計劃以此為基地，將福音擴展到華中和華北。8月22日，揚州皮市街的內地會傳教站受到上萬名暴徒的攻擊、搶劫、放火，戴德生懷孕的妻子瑪莉亞也在跳樓逃生時負傷。這就是著名的揚州教案(1868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金式玉神父（P. Joseph Seckinger，又名金緘三）在揚州三義閣開辦育嬰堂，收容中國籍孤兒，半年間死亡嬰孩24名，（因發生瘟疫，致使多名嬰兒死亡），於是民眾謠傳傳教士私藏小孩，暗地烹而食之。)
福音工作仍然如火如荼的在進行著，但所需的工人仍然不足。巴格爾醫生記下當時的情況：“當我們走近人群時，所有的成年人都走回屋內，關上大門。不過在我們走過之後，他們又會聚在一塊對我們指指點點。”
後來知道這裡的人從未見過洋人，卻又聽過很多可怕的傳言，於是這兩位宣教土就在大街上公然行走，讓每個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他們告訴那些肯聽他們講話的人他們是醫生，並且樂意次日為病人免費診病。他們是“好心人”這消息於是不徑而走，不過仍有一台害怕他們的人遠遠尾隨他們。不久，這群人的人數會聚會多，甚至把店鋪門前的貨物也給推倒了。為免惹起那些店主們的不滿，他們兩人惟有在城中找尋更空曠的地方落腳。
巴格爾醫生記下第二天所發生的事：“一大清早河邊就站滿了來求診的人我們一直忙碌至下午三時，眼見不能一一為他們診病，戴德生就把那些較急需醫治的病人帶上船來。當我們給他們診治完畢後，我們就被帶到那些不能親身前來看病的病人家裡。在這些人當中，有些早一天還給我們吃過閉門羹的，如今我們竟可以進到他們家裡！
從那天起，他們在城裡到處受歡迎，離開那裡前，他們在西門城外附近的廟內講了一堂道，有很多人請他們留下來，不過他們還是再行上路了。每到一處，人們都想更多知道福音。此情景深深鼓舞著戴德生，大感作見證的需要。他從山上的寺觀或古塔頂層往下望，縱觀腳下的城鄉小鎮，只見樓房處處，到處都是未聞主道的男女小孩。要做的工作是那麼多，要接觸的人也是那麼多！
他們商議若聘請與瑪利亞同校工作的基督徒教師來幫手並不是一件難事，或者以微薄的薪水雇用其他人來受訓工作也可以，不過戴氏夫婦卻不想這樣做，因為這只是個短暫的解決辦法，長遠來說是會妨礙他們的工作發展。以金錢推動那些初信者協助福音工作，畢竟會削弱他們在當地人心中的影響力，進而更會影響他們基督徒品格的成長，更何況那些酬金還是從國外寄來的呢！若如此行，那些初信者也不會明白甘心樂意事奉主的喜樂，亦不曉得當為愛主的緣故而事奉，那些宣教土需要耐心等候他們在屬靈方面成長！
戴德生和瑪利亞一邊盼望，一邊禱告這些中國信徒不久會聽見神的呼召，全身投入事奉，而到時又會有其它信徒願意以金錢支持他們。要福音傳遍中國，非要中國教會動員不可！雖然戴德生和瑪利亞都很焦急地要把福音帶往內陸，但他們亦感到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先得牧養和照顧那一小群在橋頭街聚會的寧波基督徒。假如他們就此撒手離去，就算那是為了其它人的好處，結果他們會與在曠野撇下自己的幼兒不顧的父母無異。
過後幾年所發生的事，都證明瞭這最初的決定是明智的。這些貧窮沒有學識的基督徒以後都成了信徒的領袖，在自己人中傳福音，並且為戴德生一生的工作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支持。但此刻，戴氏夫婦為這小群基督徒，在屬靈方面的長進，在人數方面不斷加增感到興奮之餘，也夾雜了他們要實踐前往中國內陸，完成那更大的使命的迫切心情。
在汕頭，所有歐洲人都有參與販毒和販買奴隸的嫌疑，因為這兩種勾當在這個腐敗的城市相當普遍。戴德生告訴家裡說：
“每月這裡有二百箱鴉片進口，每箱都裝有四十個四磅重的鴉片球，故此單是在這港口，每月至少就有三萬二千磅鴉片運入中國，而它們的價值大約是五十萬英鎊，難怪這裡的人都那麼窮，那麼無知和兇狠。”
“另一方面，很多人都被賣往外埠為奴，這是所謂‘苦力貿易’。這些人通常講明是做幾年苦工，但鮮有活著回來的，很多人上船時都以為是往外地掘金去，有些人就是被一些更卑鄙的手段騙上船的。上船後，奴隸販子就按人頭收取酬金，而這些可憐的人不久亦發現他們是被人以最恐布的方法囚禁。他們有些跳船逃生，但多數是被捉回並被毒打一番。有些船載有成千苦力，而有些則有三至四百人在船上，他們很多人還未到古巴、夏灣拿等目的地就死了在一條有數百人的船上，我聽見船上的醫生說，他們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不能捱完整個旅程。可憐的老百姓呀！”
在一封他寫給妹妹的信中，他講了更多周圍所發生的事：
“假如有一處地方需要神的福音，這裡就是了。人墮落到一個地步已不知羞恥為何物有些比禽獸還不如。為官的不但不維護公正，反倒營私舞弊，以抽鴉片為樂。而那些經常來往雙島的水手和外國人，其生活靡爛的程度更加不堪。”
“罪在這裡掌權，而通常最無助的受害人就是婦女。當人命賤如草芥時，婦女的地位就更甚了。他們被視為是沒有靈魂的軀體，只適合被賣作人妻妾婢僕，完全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這裡已婚女性和家庭的數目比起來人口並不算多，但不幸的婦女卻占了一大部分。不幸是我故意說的，因為她們被人買回來養大就是為了要承受不幸。她們是主人的財產，雖然他們大多對此深惡痛絕，但卻苦無出路。前幾天晚上，我聽見令人心碎的婦女尖叫聲，探問之下，才知道附近一戶人家新近買了兩名婢女，正虐打她們就範。告訴我的人說：‘這樣的情形在這裡非常普遍。’可憐的人哪！她們的哭叫聲足足持續了兩個鐘頭。
“其實對你說這些並不適合，但除非你知曉，你又怎會憐憫她們，為他們禱告呢？英國的婦女絕少領悟到她們有今日的地位，完全是拜福音所賜”。
1870年，愛妻瑪莉亞病逝。1871年，他與另一1866年同船到達中國的女宣教士福珍尼Jennie Faulding結婚。福珍妮是隨戴家乘蘭茂爾號前往中國宣教的隊伍中最年輕的一員。她在杭州帶領內地會的婦女工作。表現出色。因回國述職，她就買票乘舶回家。不料，因為遇事阻滯，原本准備乘另一艘船先行回國的她，結果和戴德生同船。在船上兩個月的旅程，獵德生發覺他對珍妮主內的情誼，很快就發展成為愛侶關繫。而在抵達英國不久，他倆就結婚了。
雖然新婚燕爾為他帶來喜樂，加上身體亦很快恢復了健康，戴德生卻發覺述職並不能如期地讓他有休息的機會。他反而是要背上更多的責任，而且是他難以勝任的重責。到一八七一年，情況已相當明顯，布迦夫婦再不能繼續為內地會辛勤勞碌了。留下來的工作，包括書信往來、記賬、編輯、甄選候任宣教士，以及其它日常運作等任務就落在戴德生一個人身上。經過多年在中國面對那麼富挑戰性的工作後，要戴德生改行做一些呆板的工作實不易，而且那又不是了兩個星期可以了結的，那是日復一日的工作。雖然如此，戴德生卻仍甘之如貽，他寫信給一位同工說：
“知道是神呼召我，把我放在這一崗位上，確令我深感安慰。我並沒有為自己爭取這位置，我也不敢貿然離開。祂知道放我在這處的原因，讓我做點什麼、學點什麼，甚或是受點什麼苦。‘信靠的人必不著急。’對於你我來說，這都不是容易學的功課，但我真心相信就算是要待在這裡十年，也是有其價值的，而我們是要在其中好好地學功課神不是把摩西放在一旁，要他學習四十年嗎？所以，讓我們小心不要給焦急、魯莽占上風，也要小心隨之而來的沮喪和乏力感。”
他的見證亦吸引了許多年輕人考慮投身中國宣教的行列。其中鮑康寧就是個好例子。他不但成為一個到中國拓荒的宣教士，而且還成了一位著名的中國語言學家。他回憶說：“進門的地方有一塊大匾額，上面為著‘我的神必會供應你一切所需用的。’我從未見過這類掛在牆上的大字，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那裡大概有十幾二十人“戴先生坐在小風琴前帶領大家唱詩，開始聚會。他的相貌平庸，身材瘦削，語音低沉。像大部分年輕人一樣，我一向認為作領導的都是一些身材高大，聲音洪亮的人。但當他說：‘讓我們同心禱告’時，我這先入為主的觀念，就有了很大的改變。戴先生帶領大家禱告，但我從未聽過有人像他那樣禱告。他的禱告簡單而親切，既放膽又帶著能力，顯出神與他的關繫是極其親密的。我不禁肅然起敬，默不作聲。他的禱告是長久在密室與主靈交的結果，是主降的甘露。
“我聽見過很多人的公禱，但戴德生先生和司布真先生的禱告完全與別不同，任何人聽過都難以忘懷。聽司布真先生禱告是人生難得的經驗，他猶如牽著那六千會眾的手，帶著他們進入聖所裡。而聽戴德生先生為中國禱告，我認識到什麼是‘義人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聚會由四時開始，到六時結束，但卻像我所參加過最短的一次禱告會。”
經過十五個月的事奉，戴德生終於返回中國了，他實在需要更切實信靠神去面對前路患病和其它問題令幾個早期成立的宣教點的同工失掉勇氣。（戴德生的老朋友童跟福因病離開南京的崗位，而且正在返回英國途中，也是准備死在家鄉。）那些中國的教會也變得七零八落，有些宣教站無人主持大局，有些則索性關了門。需要鼓勵和幫助的人是那麼多，戴德生實在不知從何入手才好。他不但不能夠計劃向前進入那些未得的省分，還要全力重整現有的工作，使它們恢復原有水準。
無論日夜，戴德生都會隨時把重擔卸給神。他們在鎮江的總部，那些半夜突然醒來的宣教士，都會不時聽到戴德生在低聲吟詠著這首心愛的詩歌，這正是他處理內地會面對的壓力和問題最直接的方法。當戴德生的體力漸漸恢復，可以再上路時，他知道他可能要比原先計劃的四十個星期，在中國多逗留一段時期。“有些時候這看來實在難以接受，”他寫信給珍妮說，“因為要離開你那麼久。但想起主要離開天上的居所三十三年，然後在各各他山上完成最後的工作，我實在為自己的自私慚愧。”
在中國逗留了十六個月之後，戴德生和珍妮重聚了，不過他們快活的日子是相當短暫的，因為戴德生從中國帶回來一個悲慘的消息。原來中國北方發生大旱災，有六百萬人因為多年禾稻失收而要面對飢饉。兩位最近被差派到災區的宣教士回復說，在那裡有數以千訐的兒童死亡，而大量少女則被賣作婢僕，並且輾轉再被賣至南方的大城市。
戴德生深切感到中國北方的需要乃燃眉之急，於是四出奔走，向全英國上下的基督徒報告當地災情，請他們加以援助。於是為救助該地兒童的奉獻開始進來了，但另一個問題又產生了。
有哪位女性可以到該省分帶領救助婦女和兒童的工作呢？在此之前，從來沒有白種婦女跨過分隔山西和沿海的山嶺，進入內陸。因為要經過這些山嶺，最起碼也需乘兩星期的驢車，穿越一些險惡的地段，並且夜宿在一些陰冷的旅館裡。
戴珍妮既有經驗，又樂於助人，她對當地語言又相當熟識，加上還已贏得其它宣教同工，無論是男或女的信任，她實在是最佳人選。不過珍妮這麼想，她怎能離開呢？她和戴德生已分開了一年多，他正如過去一樣，在中國把自己都累壞了，回到英國，珍妮正好在這裡助他一把。還有，假如她去了，有誰照顧這七個小孩呢？
當她掙紮要作出決定時，珍妮禱告求神給她一個徵兆。“我覺得我的處境和基甸甚為相似！”她這麼寫道，“我在中國能夠發揮的能力，正如神對基甸說的一樣，‘不是我差遣你去的麼？’我需要有羊毛來證實這確是神的差遺。為要使那些希望我留在英國的弟兄姊妹也有同樣看法，我求神首先給我費用好去買一些必需品以裝備上路，因為我有的已所剩無幾了。此外，祂還得給我五十鎊，好待我去時手裡有錢。”
第二天，一位朋友來找珍妮說：“我這裡有少量金錢，你就用來打點上路吧。”那是十英鎊，正好是內地會給每位宣教士裝備上路的費用。其後數天，她又收到一張突如其來的五十英鎊支票。她的羊毛神已經應允了，她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最後，她最為關心的事，也由戴德生的妹妹賀美解決了。賀美就住在塔蘭路總部的附近，她宣佈說：“假如神呼召珍妮往中國去，我就負起照顧孩子們的責任。”
於是珍妮和戴德生又得分開了。這一年內珍妮在中國北方照顧那些飢饉的婦女和兒童，而戴德生就留在英國訓練另三十位新任宣教土。而因著事工的發展，另一個新問題又產生了。
那些拓荒的宣教土到達一處新工場，自然就會找地方建立自己的家，然後自然地有些人又會想娶妻成家。於是為此之故，內地會就得差派婦女進入中國的內陸，這在其它宣教機構都是絕無僅有的。就這樣，另一股對內地會的批評浪潮就湧過來了。結了婚的宣教土不久就會生孩子，於是單身的婦女又得被差派去幫助那些忙碌的母親，負起傳福音和教導中國婦女的責任。假如差派已婚婦女去參與拓荒工作所招來的批評是厲害的，那麼容許單身婦女到中國內陸面對危險和困難所惹來的攻擊，就更嚴厲了。
但戴德生記起瑪利亞在中國的工作是成功而有果效的，那是他在中國早期的一段日子；如今珍妮又被差派到山西去完成這前無古人的任務，他對女宣教土的勇氣、毅力和應變能力實在有極大的信心。於是當他和珍妮於一八七九年在上海重聚，然後一同上路，探訪內地會在中國新成立的宣教中心之後，開放“婦女工作”一事已是事在必行。而這一決定後來竟成為戴德生所做的最出色的決定之一。
她幫助戴德生撫養幸存的四個孩子，又生了三個孩子，還收養了一個女兒。1877年至1878年山西大饑荒期間，福珍妮帶領內地會女同工組成的救援隊赴山西幫助災民。她們是敢於深入中國內地的首批外國婦女。
1887年，又有102名宣教士加入內地會宣教陣營。19世紀末，內地會已經發展成在中國規模最大的一個傳教差會。戴德生去世前，內地會的宣教士已增至828名，分別來自英國、美國和北歐國家，散布在中國十八個省份，北至蒙古，西北到新疆，西南至雲南。信而受浸者達2500人。
1900年，戴德生從總幹事的位置上退了下來，而他的健康亦使他好一段日子不能返回中國。當他的體力容許他再環球旅行一次時，珍妮的癌症已是病入膏肓。他在她身旁陪伴照顧她，直至她在1904年七月死時為止。
在她臨終前一晚，雖然她已是呼吸困難，她仍然安慰戴德生說自己並不覺得怎樣痛楚。天快亮了，看見戴德生痛苦的臉容，她最後微聲對他說：“求主快點把我接回去吧！”
戴德生從未覺得開口如此艱難！但為著他愛妻的緣故，他終于求父神釋放她的靈魂。幾分鐘內，珍妮的呼吸就變得愈來愈微弱！最後一切歸于平靜。戴德生的傷心實在難以形容。在他們家的客廳牆上掛著一句金句，那是他們最後一同購買的紀念品。在珍妮去世後的數天中，戴德生不時抬起淚眼望著那幾個白底藍字：”（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他告訴一位朋友：“我們所要做的，就只是安靜的等待，看看祂如何證實這話是真確無誤的。”
第二年年初，戴德生就偕同兒子和媳婦再訪中國。以七十三歲的高齡，他作了一次極長途的旅行，他先後琛訪了他所熟識的老地方，然後又進入湖南，他從未到過的省分。每到一處，當地的中國人和宣教士都熱情歡迎。他被稱為“敬愛的牧長”，來歡迎他的人又稱他為“中國人的摯友”。他所到之處，總有一大群人聚集來聽他講道，有時他們聚集只為要看他經過，見他一面而已。
貧苦的湖南基督徒，買了一副上等的棺木盛載著戴德生的遺體，然後運到鎮江安葬。在那小小的墓地上，戴德生就躺在他的妻子和子女旁邊。澎湃的揚子江在他身畔流過，他是安息在那片他所愛，並為其耗盡生命的土地之上。
1905年6月3日，戴德生在湖南長沙去世，埋葬在江蘇鎮江長江邊，與原配妻子瑪莉亞和4個孩子合葬。這也就是說，他把他的一生和家庭都奉獻給 神，奉獻給中國。碑文上寫著：「他一生常在基督裡A MAN IN CHRIST」。到現在為止戴家有五代在中國宣教工作。享年73歲。戴德生有四個子女後來成宣教士，直到今日，他的後代仍在參與中國宣教事工。
戴德生有很多名言鼓勵傳教士和基督徒：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不，不是為中國，是為基督」（「No，not for China，but for Christ」）
「我們有可能為上帝做太多嗎？」（「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絕對不會缺少上帝的供應。上帝一定會供應我們一切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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