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對於台灣近代歷史是個不可抹滅的記憶,而此書呈現出事件的前因,發生經過,後果影響.台灣於1895年因甲午戰爭之故割讓與日本,是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也是台灣又一次淪落另一政權.日人統治五十年載,期間功過當然非三言兩語可以下定論.他們對台灣的態度也當以從此獲得最大利益為考量.興建糖廠,台灣縱貫鐵路,高雄港建設等,皆無非以此為目的,卻無可否認,這些硬體設施也促成台灣現代化很重要的因素.國民政府撤至台灣,可以迅速掌握全台,發展迅速,日人所留下的基礎設施的確是一大助因.除此之外,國民教育普及,守時整潔守法觀念的建立,衛生的提升,這些內在的改變,使的台灣人相較於中國大陸的連年戰亂,政治動盪不安,漸漸分離了出來.但日人的差別式殖民統治,同工不同酬,政治地位上不平等,使的台灣即使五十年悠悠而過,仍心繫於回歸祖國.也無怪乎當台灣將歸還於中華民國,台灣人是如此熱烈期待歡迎.卻忽略了這五十年兩岸漸漸可見的差異.
在日治時期,除了重大建設外,台灣自1904年後財政可以自力更生,梁啟超於1911年應林獻堂邀請訪台時,曾提出”台灣自六年以來,已不復瘦中央政府之補助金,此四千餘萬者,皆台灣本島知所自負擔也,島民負擔能力,何以能驟進至是?”表達出台灣財政上的一大突破.而另外,1932年台灣農工產值為6比4,1933年中國農工產值比為9.3比0.7.相較之下台灣工業化程度較中國高.而就學率至1945年則至八成,同期中國為六成一.上海大陸報有此報導”本島普及教育運動,據官報稱,本省識字者已達71%,這比中國內地自然要高的多,再日統治時代,台籍適齡童子,均受小學教育.”而戰後來台的人士對於台灣印象皆為良好.如大公報有此報導”由內地大陸到台灣去的人,都會感到清新,恬靜而舒適......大工廠以千計,工業規模在全國各地首屈一指.”有種種數據跡象說明,戰後接收初期台灣與大陸呈現不同的光景,五十年的改變由此可見.這也埋下日後紛爭的導火線.
自中國官方來台的作為讓原本滿心期待有番新風貌的台灣人民大感失望.新設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不禁讓台灣人戲稱為新總督府.而於政府機關中,台籍人士比率不及大陸人士,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也發生在同為本國人身上,”在日據時代,嚐過那種比日本人要低六成的可憐的差別待遇的記者,光復後又同樣要接受這種命運,那當然要比日據時代感到更痛苦了.”吳濁流回憶時說道.當異族統治時,政治上的不平等即使令人痛苦卻也只能無可奈何的接受,畢竟這是可以預知,但當同為”同胞”的統治下卻仍放任此種情形產生,那種痛苦遠比日治時期來的嚴重許多了.除此,官員貪污也日形嚴重,而據統計,1964年一月底至二月上旬之間的報紙,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六則,嚴重程度可想而知.而相關於中國記者於台灣事變內幕一書中提到,”自從國內很多人員接管之後,把在國內”劫收”那一套毛病通通搬到了台灣......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制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顧台灣以後,台灣變彷彿一池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的混沌不清.”1946年民報社論也論到”光復未久,由外省搬入許多貪污頹廢的惡作風,把諸君的熱情吹冷了......”雖然曾有官員試圖力振,卻成效不大,中國官僚體制如此密織的共犯結構,若非強而有力的手段,怎能輕易解決這懸宕已久的問題?
政治上的不平,經濟上則受到統制經濟受限,使台灣經濟活力大減.統制經濟範圍遠廣於日治時期,政府幾乎將日人所留下產業企業納為國有,而在中國特有官場文化下,私相授受的情形屢見不鮮.最終得利只是官員,民眾卻處於受剝削的狀態.美國華盛頓大學兩教授便針對戰後統制經濟政策表示,”那些幾乎為全島經濟命脈所繫之日本企業,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大陸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台灣的財務系統受到有系統掠奪,生產力大降,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而言,他們立刻感覺到,少數的中國官員將獨占島上的經濟.”此外,經營不當等導致經營不善,通貨膨脹.具資料統計,從1945年8月到1947年一月白米一台斤價錢飆漲400倍.戰後的生產數亦減少,1946年生產指數不到1944年的一半.經濟的不佳形成大量失業人口,民生亦凋敝.對此造成的社會動盪不安由1946年一官員所說”數月來台北縣發現自殺案件計37起,均係貧苦失業的原因,民報社論指出”犯罪案件中十之九都是為了吃飯問題而生”,即可略知一二.經濟上的不滿往往比政治上更為顯而易見,畢竟,人民最先面對的往往是生計問題,日子過的好不好,不是由政令的宣導就能一抹而過.也因此,帶給的民生衝擊就更大了.
二二八起因雖只是私煙查緝,但背後的政治社會意涵卻是由生活水準較低的人統治經過現代化洗禮生活水準提升的人民所造成的悲劇,及高期待卻造成高失落的失望.積壓已久的不滿終因查緝私菸的失當而爆發.
事件爆發後,由地方士紳台灣菁英所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負責與政府方面討論事情處理路線.原只是單純事件處理最後演變成政治改革訴求,這點對當局不締是一大挑戰.從一開始的告全國同胞書到四十二條處理大綱,再再顯示政治改革意圖日益強烈且具體.卻也為日後國軍來台鎮壓埋下伏筆.
三月八日,國軍來台,開始展開鎮壓,據一位基隆市民形容,”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關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變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而原先陳儀所承諾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決議,派來維持治安交通的學生月死於圓山陸軍倉庫前,被指上的罪名是攻進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美國國務院所刊行的”對華白皮書”曾提到,”三月九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開會地點-中山堂,也無可倖免於難,國軍一大隊包圍中山堂,將裡頭的學生青年屠殺至盡.據一位法官口述,”一中隊衝進中山堂內,把各樓各室正在處理各部門事務的學生,青年更兩百多名,亂殺一陣.有的被刀刺死,有的被推出窗外.......”.此外,國軍也在各地進行屠殺民眾舉動.但當時的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並不認為軍隊有屠殺人民之事,在他著作的”恥盧雜記”中寫道,”本師到台後,官兵精神煥發,恪守紀律,軍民相處水乳交融,經常參與地方集會,增進相互了解......”.三月十四日南京出版的建設日報於頭版標題寫道,”借用援軍武力報復,陳儀君臨台灣,施行恐怖政策大肆屠殺無辜,繼續掠奪財物搜出社會賢達,赴台宣慰人員被禁失去自由.”而兩相的對照,事實也就不言而喻了.
隨之這軍事行動後,清鄉與綏靖,為台灣社會帶來不尋常的恐怖氣氛.三月十四日警備總部宣布”查本部現在正開始肅奸工作,凡我民眾,對於奸偽份子應隨時注意檢舉密報附近軍憲警,予以拘捕,絕對禁止任何人窩藏奸偽份子,如敢故違,定予同罪......”這份聲明,模糊範圍相當大,所謂偽奸份子究竟如何界定,需要什麼樣的證據定罪,還是,根本不需要?或許從警總參謀長柯遠芬講過”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了.”而反映在社會上,誰都有可能被舉發,然後明天消失在世界上,至於被舉發就算真的清白無辜,只要當局認定你有嫌疑,也逃脫不了.這份從清鄉起所造成的社會不安氛圍,就這樣延續到國民政府來台的白色恐怖,直至解嚴之後.再來對照陳儀所發表”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節錄的一段”這次由亂黨叛徒所造成的暴動,使社會秩序一時陷於混亂,善良人民都蒙受有形無形的損失......現幸國軍抵達後,亂黨叛徒聞風消匿,社會秩序已經恢復,但政府為了保護善良人民維持全省治安,徹底肅清惡人起見,決定實施清鄉,使少數的亂黨叛徒,無法匿避.再在暗中繼續做亂擾亂治安,危害國家的陰謀,我們必須把這少數的亂黨叛徒肅清以後,善良的人民才能重過真正和平幸福的生活......”這是個時代的悲哀......
二二八留給社會傷害其一便是許多社會菁英因此被捕消失,諸如許多教授,醫師,律師,議員,地方領袖等.例如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再三月十日清晨被謊稱台大校長有事找他的人帶走,從此下落不明.也許從這位知識份子一生,可以窺見夾在兩個世代下的悲哀.林茂生雖於日治時代曾做到相較於許多台灣人的高官,卻非他所願,而他也深知此只是日本人的懷柔政策.從到東京帝大留學,台南工專教授,奉公會文化部長,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心裡的鬱悶可想而知,從他的兒子林宗儀對父親的回憶也可知一二,”他是心心念念地期望回到祖國的懷抱，他認為台灣人回歸廣大的祖國，台灣青年才有前途，在日本統治下，永遠是不能出頭天。”台灣光復後,林茂生創辦民報,原本用意只為啟迪民智,而後卻成為抨擊台灣省公署,而成為當局眼中釘的伏筆.從原來的滿心期待,而後因台灣省公署種種政策官員不當,造成台灣社會動盪經濟萎縮的窘境.林茂生與許多知識份子一樣,開始抨擊時政,也對這”祖國”政權漸起不同的觀感.從父子兩人對話即可知一二,1946年林茂生留美歸國,父子飯後對坐,林宗儀問道”阿爸,你看怎麼樣?”,林茂生不語,代而知是一陣嘆息,兒子追問說”你看台灣人有希望否?”,林茂生長嘆一聲後幽幽說道”若有若無......我們想像中的祖國與實際實在不同......”或許是因為民報的針砭時政引起當局不悅.二二八爆發時,曾有人勸林茂生暫時躲避一下,林茂生只說”他們知道我林茂生並沒有做什麼，能對我怎麼呢？”知識份子無畏及對當局政權的信賴由此可見一斑.只是,三月十日,他被一群不明人士帶走,從此消逝於歷史上,台灣也從此失去了一位關懷社會的菁英,傳聞可能被丟棄於淡水河,死於他所效忠的祖國政權底下.
著名畫家,同時也是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為了平定紛爭,偕同幾位參議員進入水上軍用機場慰問,溝通.卻立即被拘留,約過一週後,由機場押解至嘉義市警局.沒有審判,也沒有見到家屬最後一面,就在嘉義火車站前當眾槍決.最令我印象深刻是因為,書中登出陳澄波死後被家人帶回的照片,胸口中彈斷氣的他,雙眼竟然不瞑目,直挺挺的躺著.對他,這份冤屈是到死也無可解的吧,才選擇以這種方式留予家人,對親屬而言,這份恐懼更是蔓延至後代,228成為一個不可說出的禁忌.
我想,不論對於林茂生或者其他如施江南等當時台灣知識份子而言,最不堪的莫過於,在他們所不愛的日本政權下,他們成為台灣社會的頂尖菁英,但他們卻無法享有平等待遇,異族統治的陰影,即使半世紀過去仍舊在此土地留存,終究矮人一截,渴望歸回祖國的懷抱,渴望站在平等的高度,熟悉的呼吸,卻在不當的光復政府措施下,整個情形非他們所想,政治上同樣的如日治時代的不平等,諷刺的是,這回是在同文同種的同胞統治下.經濟社會的倒退,竟不如他們之前所不認同的日治時代,日本人的統治對他們而言是如此的不堪,而今竟然不堪到把所嚮往的祖國跟日人相比,相比的結果竟是如此的難堪.這短短兩年間的轉折,令人不勝唏噓.而他們,最終竟死於當年他們所歡欣鼓舞的祖國懷抱.
二二八落幕了,落幕於綏靜清鄉中.但帶給台灣人的影響,卻至今仍有跡可循.直至政府來台的白色恐怖,台灣社會處於一種保守且不安的政治氣氛中.台灣人開始變的沉默了,不再期待祖國,中華民國政府,不再相信遭受不平等對待時,可以組織團體,或者跟政府提出政治改革,可以寫報紙抨擊時政.而當局的兩面手法,請於他的公告中去思索他的背後意涵,懷柔性語言只為了掩蓋真相的悽涼.不然,很可能哪天就消失於街頭之上.省籍間的磨合即使五十年過了,其實已經不分你是哪裡人了,那為什麼每當選舉時,這樣的議題被挑明出來講卻仍能獲得廣大迴響.是不是因為這份歷史記憶的傷痛其實從來就隱隱的存在在有這份記憶的人之中?
而至今存在的二二八受害者親屬呢?當年親眼目睹自己父親被帶走,從此消失了音訊.而一家從原本和樂康和的家庭頓時陷入困境.除了失去全家的經濟來源,背負著政治犯的陰影更讓這些家屬處處碰壁,人情冷暖由此可知.沒有人敢接納他們,因為,怕受牽連.很多當時社會菁英的妻子,也許本來也只是個讀書人,善盡妻子母親的義務.丈夫父親的死亡,她們被迫扛起一家責任,撫育年幼的子女.這份辛苦,除了生理上的顯而易見,然每每深夜,這份不甘又該向誰說去?在歷經世界上最長的戒嚴,228是個不可說出口的隱諱.深怕一出口,那份恐懼便會接踵而來.即便是自由後,很多家屬的子女表示母親仍不願訴說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是壓抑太久而忘了該如何說出?抑或是,每說出一次就得面對一次當年的傷痛,不斷的逼迫去面對這段不堪的回憶?都有吧.而原本的子女,也許他們擁有著美好的家庭環境,卻因為228,全家命運起了轉折,他們也轉彎了.宋斐如-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的副處長,當時台灣人為居最高位者.但由於主持人民導報,批評政府當局,成為國軍來台鎮壓第一批被捕殺害的人士.而他的兒子從此流離,母親四歲病故,父親於他就讀建中時被殺,而後不得已從建中休學.能依靠的二媽卻也在1950年因通匪罪名被槍殺,從此只能零星投靠父親友人,但因為身分特殊關係,即使是父親友人也害怕與他接觸.他曾睡過公園,車站,後來才覓得一份工作,開了家小公司,即便現在的生活過的去,但過去那份難以忘懷也不想記起的歲月始終螢繞於心.而如果父親沒有遭於此難,那麼他就能繼續建中學業,能在學術上有一翻作為.不用去唸職校,也不用顛沛流離打零工,渴望重回學校卻難以達成.人生的轉折,差異如此的大啊!一切只因為228,大時代政治體系下的悲劇.看到此,我不勝唏噓,一個原本有光明前途的人因為無可改變的變故,從此與他所愛絕緣.
有人說,要忘懷歷史,才能走出未來,不沉近於過往的傷痛.但對於受過的此難的人而言,這樣的輕描淡寫只會顯現說話人的逃避,這麼沉重的歷史包袱,怎麼可能是一句,忘記吧,就能輕易抹平.這不僅對於冤枉於此難的人不尊重,也是對歷史的輕慢.記住歷史,不是永遠只為了算舊帳,而是我們要記住歷史所給我們的教訓,也許時間會過去,當時的人員終將凋零,但我們後代卻必須謹記此段歷史,作為未來的殷鑑.而政府近年來自從道歉開始,陸續的補償,228也能開誠佈公的討論.在此真誠希望他不是只是政治籌碼,面對歷史,面對過去我們所擁有,才是未來所能走下去的動力.
撰寫日期: 2004.12.30
閱讀書籍:《解讀二二八》 李筱峰 玉山出版社 1998
參考資料: 幽暗角落的泣聲-尋訪二二八散落的遺族 阮美妹
http://www.enpo.org.tw/trf/mrlim-3-7.htm 林茂生愛鄉文化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