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圖◎王樂惟 |
圖◎王樂惟 《台灣新生報》民營化那年我退休，歲月匆匆，倏忽已過十三年，迄今卻還有人以當年的職銜叫我；起初常認真糾正，後來就隨緣接受。畢竟《新生報》在我的生命中占有的時間和地位非比尋常；人的一生能有幾個三十五年！ 進入《新生報》完全不是我能計畫的事。文藝青年寫文章、投稿，最常發表的報紙是《新生報》和《中央日報》。寫著，投著，後來〈新生副刊〉主編把我的剪報拿去給社長「審查」，我便進入《新生報》，做副刊助理編輯。 製版流程環環相扣 當年一切簡單，一個版面就主編和助編兩人，沒有所謂的美術編輯。我像個小學徒一般，學習校對、看稿、選稿、改稿；算字數，畫版樣，標出題目的字體、級數和邊欄框用的圖案；到檢排工廠看師傅拼版……還曾客串記者去採訪一樁透過《新副》文章、父女重逢的溫馨故事。 主編鉅細靡遺指導我；但他也警告我，有些檢排工人會拿矯，粗話、葷話難免；他都常要敬菸、說好話討好，希望我有心理準備。 60年代，組成一個版的過程是：檢字工人從鉛字架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檢」、行列在手中的小木盒；行與行之間夾著鉛片。有些罕見的字，鑄字工人須即時鐫刻或切割鉛字來拼組。鉛字組成的文章打「小樣」由校對校過，工人改過，再由拼版師傅根據編輯畫好的版樣組版。 以前報紙的字很小，同樣大的版面，容納的字數接近如今的一倍半；頭題五、六千字不稀奇。因此，拼版需要好眼力，師傅用鑷子小心夾起小木盒中的字群，移到大版裡，視字數需求換欄或換行；如果文章有配圖，就沿著鑄圖鋅板不規則地盤文。組好版後，工人以油墨滾筒打「大樣」讓校對「再校」，然後再打「清樣」；主編核閱修正過，確定沒有問題了，才付印。 這過程也可能出狀況，曾有工人抬著版去打清樣時，不小心打翻在地，一時哀嚎四起。 因為一關又一關互為牽連，前置作業的「畫版樣」必須非常精確。如果落差很小，拼版師傅只需在行距間插入薄薄的鉛片，或者「抽條」即可──眼尖的讀者會看到某些段落的行距鬆緊有別。如果誤差太大，難保師傅不把坐辦公桌的人叫下去「訓」兩句。 畫版樣跟拼版一樣是手工業，我有一把特製的尺，橫行標著5、10、15、20，表示行數；豎行寫是10、12、15……那是每行的字數。以前的報紙很保守，每欄多固定十個字，只有「邊欄」的字數有變化。題目的空間也有不成文的規定，不可能為了遷就字數或美感要求而「浪費」版面。一個蘿蔔一個坑，當年各報編排風格大致如此。 有適當字數和性質的稿子可搭配，畫版樣就輕鬆得多。兩、三個邊欄確定了，再有一篇頭題來盤文，大概就底定了。邊欄講究「黃金律」，而版面中間左角最好有兩、三百字的幽默方塊或小品來調劑。 最要低聲下氣求工人的是：換稿！威權體制下，各報的新聞內容大同小異，副刊在政經邊緣，時效性不大；但偶爾還是會有與政令相關或要人的文章必須插隊刊出。 有時被工人大小聲則是：字太草。「你們當編輯的應該在原稿上仔細修正，總比我們辛苦檢好字後再來改的好。」幸好，工廠裡有特別會看龍飛鳳舞草字的高手，只要他沒休假，就沒問題。有趣的是，有兩任社長的字特別費猜疑。 也是幸好，無需敬菸，我與檢字房工人相處堪稱融洽。是對年輕女孩比較客氣？可主編說也有年輕女同事被他們氣哭的。 二十來歲的我拘謹害羞，到了工廠，就直直走去拼版檯，如果拼版師傅不在，聽說了他在鑄字房或其他地方，或叫我問誰，我就緊張。雖是常常見到的人，但識人的能力差，完全弄不清誰是張三誰是李四。那時沒有冷氣，夏天裡大電扇呼呼叫，眾多男人不是打赤膊，就是背心汗衫。即使目不斜視，我還是不小心會看到牆上養眼的海報。 久了，總算認識了幾位檢排工人。其中一位，娶了日本筆友──他們不少是受過日本教育的；正熱衷寫作的我好奇，打探他與筆友的戀愛過程。而他對我說，每次我到工廠，某人有事沒事也下來，「這個人只是『好看頭』，學識和人緣攏不好，千萬不要和他交往。」 後來，版面的編排有較大的彈性，又有美術編輯，我只要在紙上作業，看大樣；無需去看拼版。每日下樓只為發稿──有時用升降梯，連伏案後的「動一動」都省了。 負責檢排工廠的周副廠長人和氣，又細心謹慎；我們多年的合作過程只出過一次狀況：頭題的最後一頁譯文遺失了！幸好作者住在台北，我請她再譯一次，由周副廠長親自騎腳踏車去取回。 再後來，不必我親自畫版樣、發稿，到工廠的時間更少；只有大幅度改版或催版時才「親自出馬」。 禁忌年代草木皆兵 戒嚴時期，最難的是，必須恪守諸多禁忌和限制，千萬不能出紕漏！「中央」和「中共」很像，不能誤植。到了「光輝的十月」，有關犯罪、死亡、貧病之類「不吉祥」的文章不能在副刊上出現。10月1日中共的國慶，文字要哀傷、要憤怒都可以，就是不能有一絲「喜氣」。王鼎鈞曾在一篇文章裡提到這天的廣播節目不可祝壽慶生，不可開張剪綵，不可否極泰來，連氣象報告播出「長江下游天氣晴朗、台灣海峽烏雲密布」，治安機關也要查究。 副刊平日會預發短稿，方便臨時補白，或抽換。拼版師傅只管字數，不管內容，所以在10月非常時期得格外留意給補上去的文章是不是「有問題」。連載小說也得細讀，免得其中不巧有教情報人員費心「穿鑿附會」的文字。 即使小心謹慎、戰戰兢兢，也難保不出狀況。 10月裡，一篇用來調劑版面的幽默小品出事了。文章說的是一個人因為全部假牙，被揶揄為「無齒之徒」。 登出當天，報社「人二室」來查，說笑話有問題；因為總統蔣中正就是戴全副假牙。 「人二」是管思想的，不知那是「有關單位」交下來要他們辦的任務，還是他們自己盡責找出來的。總之，「那是翻譯作品」無法撇清嫌疑，人二要身為執行編輯的我去找譯者，最好要來那本書；如果它真是翻譯的話最好，「可是譯者什麼成語不好用，偏用這樣的題目！」 不記得是什麼節慶，那日路上有遊行隊伍，我這個「下港人」在太陽底下，流了不少汗，問了多少次的路，才終於找到譯者。 那位外文系的男學生告訴我，這篇譯作，以及他投給我們的多數文章，都譯自「美國新聞處」的內部讀物；無法讓我攜出去交差。很多年後，在一個文藝集會，他憑著我的名牌來「相認」；他是外文系教授、研究莎士比亞的專家了。 對於譯文比較沒有警覺心吧？有一年的10月31日，我又被約談了。我發的一篇萬聖節稿子，開宗明義說，「今天是鬼節，也叫萬聖節。」天哪，總統華誕不是普天同慶嗎，我怎會疏忽至此！ 很多年後讀到施明德一篇文章，說軍中某人排隊去向蔣公拜壽時，只是問同袍今天「拜幾」，卻被有心人把台語的「星期幾」曲解成「拜鬼」；結果以「思想偏差」，被判感訓三年；後來又加了好幾年！ 有一次的狀況是我自己的作品惹出來的。結婚前我與頭髮細又黃、小名「紅毛」的朋友合租一間小房，有過一段天真快樂的少女時光；我寫成了一篇題目叫〈紅毛與我〉的文章，在〈新副〉發表。登出當天，「人二」來查，說有人反應作者在暗示什麼？紅色代表中共，毛是指毛澤東嗎？ 我跟編輯前輩──〈中副〉的夏鐵老討教，本來以為他會和我一樣認為荒唐，誰知他說看到標題就想著不妙，替我擔心。真是草木皆兵的時代啊。有一次甚至只因文中有「少臭美啦」一詞，就有讀者來糾正，說編者不該縱容這種破壞中華文化的用詞出現。 經過了多年的錘鍊、磨合，我的大腦終究變得比較「方正」了；讀到「她美如一朵向日葵」，馬上改為「美如一朵玫瑰」。家庭版的同事因為一幅向日葵的照片，引起強烈的關切後，我當然會謹記它和鐮刀一樣，是中共的政治象徵。 事隔多年，不記得「無齒」和「鬼節」兩次較嚴重的「思想問題」如何結案？大約因為是「來自中部鄉下的台灣女孩，生活單純」，匪諜嫌疑的可能性太低，只寫了報告或者「切結書」吧？ 很多年後，這樣單純的人到底知道了黑色紀錄一直附在身上，是影響日後升遷的因素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