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社會中也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他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而這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
先生說他記憶中有印象的第一場瑞典大選，是一九八五年、他剛滿七歲的那年。當時他看到電視上有兩個最大的陣營：一個偏紅色，叫做社會民主黨；一個偏藍色，叫做溫和黨。他問爸爸這兩個陣營有什麼不一樣？爸爸說：「紅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所有人都過不錯的生活。不管有沒有努力、有沒有資質，都不會有人窮到不能生活；藍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好生活是一種獎勵，必須要努力爭取才能得到，這樣大家就會越來越努力。我不贊成藍色的那一邊，我覺得這樣只會讓那些有好生活的人過得越來越好，讓生活不好的人過得越來越差。」於是他又問爸爸：「所以你支持社會民主黨囉？」爸爸指著另一個更深紅色的小黨說：「我支持的是這個：左派黨。他們的方向和社民黨一樣，但是覺得社民黨做得還不夠好、不夠多。」
記得另一個瑞典朋友也曾說，他還沒上小學的時候，有天問媽媽什麼是社會主義。媽媽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社會主義就是我們努力得來的成果，都被那些懶惰的人拿去享受。」
從遠處觀望一個國家和社會時，我們為求便利常常會試圖簡化、一體化該國家或社會裡所有的人。然而若我們把鏡頭不斷拉近，就會看到截然不同的個人，在民主越發達的社會，越是如此。
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嗎？
在北歐社會，儘管多數輿論傾向支持健全的社會福利，但每一個人對於要保留多少自由市場的競爭基調，以及又該允許多少政府的力量介入、提供社會福利抗衡自由市場的不公平，都抱持著極為不同的理解和信仰。人們在評論一個議題或報章雜誌在分析報導時，通常也會在一開始就提出一個清楚的定位，讓參與討論的人能大致掌握這些論點的出發點。
本書行文至此，我想讀者都已經看出我的立場是傾向分享和平等的。而秉持這種立場的人最常面對的質疑，大概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了吧。在回應這個質疑之前，我想先分享一個朋友的故事：
先生有兩個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一個叫約翰，一個叫培爾，他們從幼稚園到現在都是最好的朋友。先生和培爾都來自中產家庭，約翰則來自藍領家庭，他們的人生在小學之後開始出現分歧。約翰的媽媽在他和弟弟小學的時候過世了，約翰的爸爸則有酗酒和情緒不穩的問題，但還是盡力把孩子帶大，直到約翰和弟弟差不多成年的時候，他卻突然辭世。一直到中學階段，約翰和兩個死黨在校表現都不相上下。進入高中以後，無意升學的約翰學習意願不高，每一科都只求維持在及格邊緣，除了歷史科。因為這三個男孩從小就沉迷於戰爭史，對一次、二次大戰的所有歐洲戰場和細節都瞭若指掌，直到現在他們每年還是會開著車到歐洲各戰場參訪旅遊。
無意升學在瑞典並不是件壞事，即使對升學沒興趣，還有很多其他的職涯選擇。約翰高中畢業後就在木材加工廠工作，二十歲出頭時結了婚，和妻子在鄉村買了一棟小房子過日子。沒過幾年，約翰開始經常向工廠請病假，婚姻也出了問題。他後來被診斷出罹患憂鬱症，於是向工廠請了長期病假，並和妻子離婚，搬到鎮上的一間小公寓和弟弟同住。
我認識約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請了長達兩年的長期病假，靠著剛好足夠生活的病假津貼維持生活，每天都坐在電腦前玩電腦遊戲。那時我先生和培爾都剛剛碩士畢業開始工作。他們三人的感情還是很好，常常互相探訪。我只去過約翰的公寓一次，被他髒亂失序的生活嚇得拒絕再踏進那間公寓一步。約翰的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弱視惡化到近乎全瞎，瑞典的醫療保險以接近免費的價格提供他昂貴的矯正鏡片。從小就是田徑健將的他，後來竟胖到讓我先生和培爾都快認不出來，每天拖著一百六十多公斤的身軀，只要走幾步路就喘得像頭牛，我完全不相信約翰曾經是全年級跑得最快的男孩。
我很不喜歡約翰，也不喜歡當時還是男友的先生和這樣的朋友來往，覺得這是「壞影響」。我也不喜歡瑞典的長期病假制度，讓一個完全可以繼續工作的人待在家混吃等死。不去工作也就罷了，竟然還能用納稅人的錢進行心理諮商和視力矯正，這不是米蟲是什麼？
當我這麼跟先生說的時候，他總是說：「對啊，我也這麼覺得，約翰更是比誰都這麼覺得，所以這兩年來他試圖振作了好幾次，但是都失敗了。約翰他經歷了一個比較艱難的童年，但是他很少跟我們談起這些，在我們面前常常拿他的憂鬱症開玩笑，想表現出豁達的樣子，但是我們都知道憂鬱來襲的時候他的情況有多糟糕。何況他在請病假之前，也工作繳稅了五、六年，我相信他只是需要休息，等他準備好了，情況會越來越好。」
後來如我先生說的，約翰就像許多陷入長期病假的瑞典人一樣，漸漸回到了生活的常軌。我現在回想，其實這個改變的階段很早就開始了，但他總是進兩步退三步，讓人感受不到改善的成效。他一開始申請了大專資工課程，讀得不順利，一年後換到了社工系。大約在同時，他因為在網路上購買囤積非法的抗憂鬱藥物而被警局搜查，並且上法庭受審。瑞典的罰款是按收入累進計算的，沒有收入也幾乎身無分文的他，付了一些象徵性的罰款，得到一年後不再犯即可清除的一條前科，就返家了。記得那段時間每次聽到他的近況，都讓我不禁苦笑著搖搖頭。
後來有一天，他傳簡訊給死黨們，說他排到了縮短腸道的減肥手術，這種手術原本價格高昂，但瑞典政府以低價提供給重度病態性肥胖者。約翰在手術後一反以往，十分注重飲食運動，體重漸漸減輕，也開始恢復了活力。
瑞典人在結婚前常會安排一整天的單身派對活動，在先生的單身派對那天，他的朋友們合租了一個田徑場，安排一場田徑錦標賽。這個比賽的宗旨是先把我先生灌得爛醉，好看他出糗，不過其他參賽的朋友們也都躍躍欲試，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施展身手。
約翰那時已經恢復了堪稱正常的體態，但沒有以往那麼矯健，接連幾個項目的成績都墊底。然而在他從小最拿手的跳高項目，竟以黑馬之姿拿下了第二名的成績。先生說當約翰漂亮的躍過橫杆、落在軟墊上的時候，他彷彿看到約翰十七歲時在學校運動場上的英姿，並和培爾兩人不約而同的跑上前和約翰擁抱歡呼。大概只有這幾個一起長大的男孩，能體會約翰當時的心境吧。
後來約翰的故事只能用急轉直上來形容。他在老家鎮上認識了一個也曾罹患憂鬱症的女醫生，兩人陷入熱戀，而在他們結婚之前，他也完成了社工系的學業。現在他在社會局工作，和妻子住在一間可以看到海的美麗公寓。已經遊歷過所有歐洲戰場的三個死黨，現在正計畫明年要一起去美國探訪南北戰爭的景點。
前幾天小侄子滿周歲，婆婆苦思良久要送什麼禮物給什麼都不缺的孫子，後來她把一支家傳的小銀湯匙擦得晶亮，送給了愛孫。婆婆說，她想讓孫子記得，每一個在瑞典出生的孩子，都是含著銀湯匙出生的。
約翰這一路走來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阻礙，也犯下許多錯誤，父母早逝、選錯職業科系、憂鬱，甚至犯罪，如果他身處其他國家的社會，或許絆到其中一、兩個石頭，就足以讓他無法再調整步伐、實現自我。然而瑞典社會不但幫他把這些絆腳石一個個移開，並耐心等他做足準備，重新再起。約翰和其他國家的人比起來，在某種意義上，不也是個含著銀湯匙出生的孩子嗎？而瑞典讓約翰吃了那麼多白吃的午餐，最後獲益的到底是誰呢？
我們都知道要讓驢子跑，有紅蘿蔔和鞭子兩種手段。對於那些不想跑、跑得慢的驢子，為什麼要給他們蘿蔔？應該用鞭子去鞭策他們才對吧？然而在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最後落入了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的窘境，而這個窘境，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他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有很高的機率陷入同樣的命運。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許多人視為社會公義的真理，然而試圖用鞭子去激勵飢餓的人們，反而會為社會埋下不斷重複的悲劇和危機。更別說有太多追求這種「社會公義」的人們，仰賴著優渥的環境和裙帶關係白吃了一堆好料，一邊喊著「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時，自己的嘴都還沒抹乾淨呢！
瑞典有沒有吃福利政策豆腐的人呢？當然有！在報章雜誌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能看到令人髮指的案例。有記者揭發一個申請了好幾年殘疾津貼的人，那人在臉書上貼了環遊世界的照片；有父母濫用育兒假，小孩稍有不適就藉口不來上班……但這些案例目前仍屬少數，而人們在生活周遭親眼目睹、深刻感受到的，往往是像約翰這樣的例子。曾經我用冷眼旁觀的角度，認為他是個國家的米蟲、扶不起的阿斗，但如果我們更貼近了解這樣一個人的故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瑞典人仍相信，付出社會成本將會帶來物超所值的結果。
被鞭子奴役vs分享紅蘿蔔，你選哪一個？
北歐社會民主主義極端重視工作價值，人們在成年或學業結束以後就要獨立謀生，是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長期不事生產、仰賴社會福利，甚至靠父母度日，都必須受社會和周遭眼光的持續審視。
在前一個章節中我也提到，瑞典的工時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非常低，因此人們常常想像瑞典是個安逸、步調很慢的社會。然而我目前看到的情況卻恰好相反，許多瑞典人兼顧工作、興趣和家庭，簡直一刻都閒不下來。我過幾天就要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博士畢業典禮，她這個生物博士學位讀了六年，但她同時也跟朋友合夥開了一間健身房，並且基於興趣在一家博物館當導覽，我真的無法想像她是怎麼辦到的。
在這種高度重視勞動的基調下，許多瑞典人也相信那些不想走、走得慢的驢子，其實大多是人生中的傷兵殘將，他們只需喘口氣調整好腳步，就能再度跟上大家的步伐。每個人把賺來的紅蘿蔔分享給他們，從長遠的眼光來看，不只能避免和根除社會問題，也能確保不再有人落入被鞭子奴役的處境。
當我知道在瑞典沒有法定最低薪資的時候，感到很訝異。為什麼在這個沒有法律規定最低薪資的國家，基本薪資能維持得這麼高呢？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提供每個人都足以存活的社會保險，能平衡勞動市場上供需，也是維持基本薪資的一種手段。
前陣子一家清潔公司的老闆向某右傾媒體爆料，他說自己面試了十幾個失業的瑞典青年，結果沒有一個人願意接受這份工作，他提供工作機會給失業的人，卻沒人領情，讓他氣憤不已。這個報導引起了非常大的迴響；後來另一個左傾媒體深入了解，發現這家公司提供的薪水極低、工作條件也非常差。於是該媒體評論：如果這位老闆提供的服務無法在市場上構成足夠的需求，吸引人們以合理的價格購買，導致他無法提高成本，提供職員最起碼的工作條件，那麼這只代表了一件事—也許這個服務，還有這間公司，並沒有存在的必要。
有份工作總比失業好，這聽起來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瑞典卻轉過身去質疑和審視產業和市場，對「失業」這件事做出了完全不一樣的詮釋。我從小看著自己的母親為了養家糊口，只能咬緊牙關接受極差的工作條件，甚至必須身兼數職，雖然有許多無奈和感嘆，卻也從未質疑過從小身處的環境。可以想見瑞典的這種思考模式，給我帶來了多大的震撼。
很多外國朋友到臺灣旅遊，都讚嘆臺灣的服務便宜又周到；也有很多臺灣人到歐洲旅遊時十分不滿歐洲店面營業時間太短、服務太貴。其實臺灣民眾追求的便宜和方便，也正是臺灣老闆在我們身上追求的便宜和方便，如果持續合理化這樣的風氣，眼前省下的錢和享受的方便，換個時空場合，都是要加倍奉還的。
薪資保障、疾病和失業補助，這些在許多的人眼裡看來都是「白吃的午餐」，是不勞而獲，是懶惰、草莓的象徵。於是我們用鞭子去鞭策，鞭策到人們抱著身心疾病工作，乃至健康崩壞拖累家人，甚至釀成社會悲劇。鞭策到整體薪資停止提升，工作條件越來越差。如果讓少數需要的人享用一段期間的保障津貼，可以改善上述的情形，白吃的午餐，真的有那麼糟嗎？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圓神出版《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轉引自 http://www.storm.mg/lifestyle/152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