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北京法源寺-第三章-休懷粉身念 (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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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休怀粉身念”
進了飯廳，飯剛擺好。飯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飯，因為太貴。菜只三盤，二大一小，大盤一盤是素燒白菜豆腐、一盤炒蛋，小盤是醬瓜。和尚請康有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飯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燙的紅漆桌，簡單而干淨。正面牆上挂著一幅橫幅，上面寫著：
西漢有臣龔胜卒，
閉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饑渴，
求死不死更無術。
精神時与天往來，
不知飲食為何物。
若非功行積未成，
便是業債償未畢……
是謝枋得的絕命詩。把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遺詩，這樣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遠的對比。
和尚等康有為看完牆上的橫幅后，請康有為用飯：
“剛才有言在先，不為康先生特別准備，我們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請用飯吧。在世俗標准，絕不好意思拿這樣菲薄的菜請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覺得失禮。”
“法師是真人。”
三個人就吃起來。和尚沒吃以前，把蛋分做雙份，說：“蛋由康先生和普淨合吃，我不吃蛋。剛才康先生看的橫幅，是一百年前廟上一位和尚寫的，康先生是行家，這字寫得怎么樣？”
康有為看都沒再看一眼，隨便答道：“字是寫得不錯，寫了一手好趙字，只可惜用趙孟頫的字体，寫謝枋得的絕命詩，未免太不相稱了。”
“這……我一時想不起來為什么？”
“他們是同時候的人哪！趙孟頫投降了元朝，謝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謝枋得死而有知，發現他的絕命詩竟是趙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嗎？”
“啊！康先生說得是。我們淺學，都看不出來，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為笑著，有一點自得的神色。和尚問：
“為什么一百年前這位和尚寫了這手趙体字呢？這有什么道理嗎？”“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時候，乾隆皇帝喜歡趙体字啊！所以流行趙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親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歡董其昌，所以當時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這是中國的特色。這也說明了，中國的許多事情，要辦，都得從上面來。”
“像乾隆皇帝喜歡趙孟頫的字，喜歡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顯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漢人眼里是胡人。趙孟順不但是漢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統治中國，有這么一個人來捧場，當然是很好的號召。乾隆皇帝是滿洲人，在漢人眼里也是胡人，他當然也會援例利用趙孟頫，何況他真的喜歡趙孟頫的字呢。”
“那么趙孟頫是漢奸了？”
“奸不奸的問題要看用哪一种標准，如果用的是漢滿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國人的標准，對中國人自己的种族來說，并無所謂好。并且，忠好問題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簡單、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個人閱歷較多一點以后，他有時難免會發現，人間許多對立的問題，如是非、正邪、善惡、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斷定的。同時對立的情況，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樣明顯，對立的雙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還有完全相反的尷尬場面發生。中國正史中，從宋朝歐陽修主編的《新唐書》開始，有所謂‘奸臣’傳，后來的正史，像《宋史》、《遼史》、《元史》、《明史》，紛紛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歷史上和觀念上，也就愈發顯明。正史以外，中國的小說戲劇，對忠好的判決，影響极大。尤其在戲劇里，為了幫助觀眾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紅臉’和‘粉白臉’，也就應運而生。忠肝義膽的自然是勾紅臉，如關公；權奸誤國的自然是勾粉白臉，如曹操，這种分法俐落，固然給了觀眾不少方便，于施展愛憎之間，少掉了不少麻煩。但是一旦分錯了，就對不起人了。試看《宋史》‘奸臣’傳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趙嗣！而該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彌遠，卻又逍遙于‘奸臣’傳之外！由此可見，忠奸問題，并不像書上和民間傳說上所說那么簡單。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還屬容易翻案的。像馮道，就复雜得多了。馮道在五代亂世里，他不斤斤于狹義的忠好觀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誰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時候，唐質肅問王安石，說馮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安石認為當然是純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為例，反駁說：‘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賢者伊尹在商湯、夏粱間游走，目的不在對誰忠、對誰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認為馮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這种行為，‘如諸佛菩薩行’，簡直和佛和菩薩一樣偉大呢！例如契丹打進中國，殺人屠城，無惡不作，中國的英雄豪杰，誰也保護不了老百姓，但是馮道卻用巧妙的言詞、大臣的雍容，說動了契丹皇帝，放中國人一馬。歐陽修寫《新五代史》雖然對馮道殊乏好評，但也不得不承認‘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馮道能夠以：一言之善’，從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國百姓，這比別的救國者對老百姓實惠得多了。馮道這樣与胡人合作，罵他是漢好，通嗎？公道嗎？”
“用這种標准，謝枋得死得不是沒有意義了？”和尚問。
“謝枋得死的意義有他更高的价值標准，這种標准，是人為他信仰而死，這就是意義。至于他信仰的對不對，或值不值得為之一死，那是另一個問題。那种問題，往往時過境遷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鍺。例如謝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負孤儿寡婦之手，謝訪得豈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開國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說是奸臣。這么說來，忠臣謝枋得，竟是為奸臣所篡奪到的政權而死，這樣深究起來，不是死得太沒意義了嗎？”
“謝枋得自己知道嗎？”
“我認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為什么？”
“因為宋朝已經經過了十八代皇帝，經過了三百二十年的歲月，謝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國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對三百三十年的舊賬，要算也沒法算。”
“沒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沒想算。”
“為什么？”
“因為他已經成了習慣。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經足以使任何人把這個政權視為當然，時間可以化非法為合法，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時間不夠，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間，五易國、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馬換將如此，國家屬于誰家的都不确定，又何來忠臣可言？事實上也沒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統治朝代，都很短促，時間不夠，誰要來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時間夠。時間夠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關在屋里，但要它對你搖尾巴，時間不夠，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頭。康有為卻說：
“小師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間的事，如果用低一點的標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實和狗一樣，甚至還不如狗。”
“剛才康先生說’忠臣是時問造出來的’，要多少時間才能造出來？”和尚問。
“時間多少是無法硬定的，不過，有在同一時間里就出現‘誰都是忠’的肯定現象。忠奸問題一直是困扰中國人的一個老問題。但是，真正會讀古書的人，必然發現：中國傳統中‘忠’的觀念，其實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對的忠’与‘絕對的忠’。偉大的晏子，在齊庄公被殺時候，不肯死難。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說：‘君為社稷死，（我）則死之；為社稷亡，（我）則亡之。若（君）為己死（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齊庄公既然是因為偷別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殺，顯然不是‘為社稷死’、‘為社稷亡’，對這种無道之君，國之大臣，是不會為他死難的，但他的‘私昵’，卻可以為他死難。所謂‘私昵’，不是別的，就是統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國‘忠’的觀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沒有‘忠’這個字，‘忠’字出現在春秋時期，但那時候的‘忠’，是‘委質為臣’式的‘忠，’、‘質’是雉、是野雞，野雞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的象征，‘委質’就是表示對個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義是俘虜或奴隸，‘委質為臣’就是‘私昵’者對主子的效忠。這种‘忠’，是無條件的，是‘絕對的忠’。相對的，晏子所主張的‘忠’卻是有條件的、是以統治者‘忠于民’做相對條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對條件的，這种‘忠’，是‘相對的忠’。不幸的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相對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發展下去；而‘絕對的忠’一系，卻被杠上開花，反常的演變變得愈來愈不成樣子，直演變到三綱五常化的境地，‘君’變‘君父’、‘臣’變‘臣子’。于是，‘生我之門死我戶’的‘私昵’之‘忠’，變成了中國‘忠’的觀念的主流。就這樣的，臨難死節的要求，便成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正宗。不過，這种思想的正宗，是經不得實事求是的。我舉隋唐之間改朝換代的兩個人物做例子。先似屈突通為例。
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肅檢查牧政，查到兩万匹私馬，隋文帝要殺主管馬政的公務員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說，為馬殺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為一千五百人請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話，不殺人了，還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執法很嚴，六親不認，他的弟弟屈突蓋也和他一樣。當時流行的話說：‘宁食三年艾，不見屈突蓋；宁食三年蔥，不逢屈突通。’可見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唐軍派他的家僮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殺了；又派他的儿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儿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說：‘何相見晚那？’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丟臉。’唐高祖說：‘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天下大定后，唐大宗在凌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內——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號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但是，屈突通同時代的另一個例子，又有了討論的余地，那就是堯君素。堯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屈突通說：‘我的部隊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勢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堯君素說：‘你是國家大臣，你怎么可以這樣？你看你騎的馬，還是上面賜給你的，你好意思還騎它嗎？’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我還有力量可盡啊！’于是堯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隊在城下，抬出他太大來勸降，堯太太說：‘隋朝已經亡了，天命屬意誰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過不去？’堯君素說：‘天下事，非婦人所知！’說了就給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
同時兩個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堯君素射太太，中國的忠臣自己還沒盡到忠，卻先將家人做了血祭！在歷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別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歷史，為什么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么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歸的。他所效忠的對象，也并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他再掙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無救于顛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為國盡忠了。”
“那么，謝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樣解釋呢？”和尚問。
“我剛才說過，謝枋得死的意義在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時過境遷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錯。例如當時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國人；他的國家觀念，也不明确，他認為亡國，事實上亡的是宋朝趙家這一世系，中國好好的，并沒有亡。但評論歷史人物必須設身處地，以謝枋得當時的見解，他死得并非沒有意義，我們尊敬他，是為了他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內容，因為那种內容，五六百年下來，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國人中國史，元朝也是中國人中國史。”
“明朝清朝呢？”
“也一樣，像我頭上這根辮子，兩百四十多年前、滿洲人入關，下剃發令，全國要十天內實行，不然就殺，所有漢人——除了你們和尚和女人外，都改漢人的發型，和滿人一樣了，當時也有人拒絕而被殺的，但兩百四十年下來，一切都習慣了，不但習慣了——”康有為停了一下，兩眼專看著小和尚，慢慢地補一句、“也會搖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來，又低下了頭。和尚也笑著。康有為繼續說：
“以兩百四十年前的漢人見解，當時反對滿洲人不能說不對，但是兩百四十年以后，若還在用當時的理由，就不妥當了。兩百四十年前，外國人沒有打到中國的大門，漢人沒見過真正的外國人，自然將滿洲人當做外國人，現在知道真正的外國人是什么了，滿洲人其實也是中國人。”
“滿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漢人不平等嗎？滿洲人政權不是腐敗嗎？”和尚問。
“不平等歸不平等、腐敗歸腐敗，那是中國內部的矛盾問題。內部矛盾問題要在內部解決，但不論怎么看，我認為也不發生滿漢的种族理由，在我眼中，滿洲人是中國人，滿洲人做皇帝是中國皇帝。就如同在馮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嘗不是中國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嘗不是中國皇帝，只要對老百姓有好處，誰管皇帝是胡人漢人？”
“所以你要向滿洲皇帝胡人皇帝上万言書？”
“是。我上万言書，就表示我對這個政權所作所為不滿意，但其中并沒有滿漢种族問題，兩百四十年了，我并不認為還有這种老掉牙的問題。”
“你這樣想，你有沒有想到，滿洲人自己并不這樣想嚴和尚突然用了這种反問。
“這……這……倒很難說。不過從外表上、形式上，滿洲人在一進關就宣布滿漢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權漢人也有份。至于骨子里的防范、排擠擠与特權，倒也很難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這种高層的滿人，會識大体、會認清既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滿漢？要分也早該是歷史了，如今兩百四十多年了，不論是漢人、不論是滿人，再在這個題目上鬧來鬧去，可真無理取鬧了。”
“這么說來，康先生是擁護清政府？”
“誰對中國做好事，就擁護誰。清政府如果對中國做好事，為什么不擁護，現在這個政府已經兩百四十多年了，這是一個很厚的基礎，一個政府的基礎有這么厚，不容易，要在這個厚基礎上救中國，才更駕輕就熟。我只希望自己的救國辦法能夠上達皇帝，只可惜沒人能轉達。”
“有沒有這种人，照佛法說來，是一种因緣。因是‘先無其事而從彼生’、緣是‘素有其分而從彼起’，只要有夠成因緣的條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這樣代遞万言書的人，和他有緣；并且說不定還和當今皇上有緣，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樣的得君行道。”“未來的事，實在無法逆料，但听了法師的指點，倒給了人不少希望。無論如何，因緣在法師和我之間，倒的确發生了，并且法師和小法師之間，甚至小法師和我之間，都是因緣。”
康有為說著，望著小和尚，小和尚笑著。和尚也望著小和尚笑著，然后指著蛋，小和尚點點頭，又吃起來了。和尚又請康有為吃蛋。康有為有點疑惑：
“謝謝，怎么法師自己不吃？”
“康先生曉得，出家人吃全齋，在嚴格的意義下，蛋也不該吃，我做到了。我自己不吃，可是我卻贊成別人吃，所以我讓普淨他們吃。”
“這跟吃素不違背嗎？”
“致齋在心，吃素是一种精神，精神影響了行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錯了。魚和肉叫腥，臭菜——蔥、蒜、韭菜等等——叫葷，大家以為葷是魚和肉，所以吃齋只是不吃魚和肉，而大吃臭菜，這是精神上先沒了解吃素的真義；至于有的廟里大做素雞素鴨，那簡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葷，一點也沒吃素的本意了。”
“照師父這樣說，我想我也最好不吃蛋。”普淨說。
“你要吃。你年輕，你需要營養。”
“可是我和師父一樣是出家人。”
“你還不能算。十四歲到十九歲只是應法沙彌，你還不能算是正式和尚。”和尚以開玩笑的語气說。
“那我什么時候算？”
“你不一定要算。”
“為什么？”
“因為你不一定要在廟里長住。”
普淨緊張起來，咬住下唇，握緊了左手，把拇指壓在食指下面。那是他的一個習慣，一緊張，就要這樣。他兩眼直望著和尚，輕輕問：
“師父的意思是說，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
“不是，當然不是。”和尚溫和他說，放下筷子，伸手握住普淨的左手，“師父只是覺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廟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
“師父自己呢？”
“我的情形有點不同。”
“怎么不同？”
“有一天你會明白。我只能說，我是三十歲以后才出家的。三十歲以前，我雖對佛典小有研究、可是并不是和尚。你不知道我三十歲以前的歷史，有一天你會知道。”和尚說到這里，有一點凄然，不想再說了。
這時康有為插話進來：
“我以為法師從小就做了和尚，照法師年紀看來，原來不過才几年的事。”
“也不是几年了，你看我几歲？我四十一了。我已經做了十一年和尚了。”
“十一年？我不曉得師父做和尚才只不過做了十一年。”普淨說。
“只是十一年。”和尚淡淡他說。
“一直在這廟里？”康有為間。
“一直在這廟里。這廟跟我祖先一直有淵源，當年先祖半夜里偷把袁督師的尸体裝進棺材，從刑場偷運出來，就先運到這廟上。半夜偷偷為袁督師做了佛事，運到了廣東義園，秘密埋葬。當時先祖跟廟里的當家和尚有交情，當家和尚也仰慕袁督師的為人，所以很愿意為袁督師做佛事。此后我家世世代代，有任何佛事都在這廟上做。十一年前我出家，自然也就在這廟上。因為這廟在北京不算吃得開的廟，所以和尚不多、流動性也大，我竟能在十一年里熬上了當家和尚。”
“蓋這個廟的原因，本來就是追念為東北邊疆死難的中國人的，袁督師也是為同一個理由而死，在這廟上做佛事，倒也真正名副其實。”
“康先生注意到的這點，我還沒注意到，康先生提醒了我，這也許是當年當家和尚愿做佛事的另一個理由。”
“當時廟上為袁督師立了牌位嗎？”
“當時哪里敢，當時袁督師的罪名是通敵，通關外的滿洲人，以叛亂罪處死，誰敢同情他？”
“袁督師死在崇禎三年，十四年后，明朝亡了，滿洲人進了關，對這位所謂勾結他們的袁督師，采取什么態度？”
“清朝明明知道這是冤獄，這是他們反間計的成功，但不太說得出口，因為一來用這反間計太卑鄙了，二來為袁督師昭雪即等于宣傳他是抵抗滿洲的英雄，對入關的滿洲人，當然不妥，所以袁督師的殉國真相，一直諱莫如深。袁督師生前有兩句詩：‘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功是高了，可是皇帝一點也不明，反而把他當賣國賊給殺了；心是苦了，可是后人又知道多少呢？兩百五十年了，一位為國冤死的英雄還不能被公開昭雪，公道何在啊？”
“袁督師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兩個朝代，明朝說他是清朝的，清朝說他是明朝的，結果明朝又亡了，沒法替他公開昭雪；隨后又兩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便公開昭雪，才出現這么大的一幅謔畫。人生際遇真不可知啊，個人在群体斗爭的夾縫中，為群体犧牲了還不說，竟還犧牲得不明不白，死后蓋棺都不能公開論定。為什么群体對個人這樣殘忍？”
“個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數一起浮沉，才能兔于被殘忍對待，個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獨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殘忍的，個人比較好，群体比個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個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個人如果优秀得過分，就得准備付出慘痛的代价給群体，作為‘冒犯費’。所以，許多优秀的個人為群体做事，必須事先就得抱有最后還得被群体出賣的危險。我想，當年的袁督師一定多少有這种認識，他的前任熊廷弼剛被冤枉殺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還來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為群体而犧牲個人的准備。話說到這里，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國嗎？你想走這條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准備，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負義的、殘忍的。愈是偉大的民族，愈有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當你遭受了這种待遇，你可能變得愛中國，但卻不愛中國人。那時候，請你記得我的話，群体就是這樣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會歌頌你，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像我們歌頌袁督師一樣，談起我們這位廣東老鄉袁崇煥，想起他、怀念他、到他墳上憑吊憑吊他，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和尚說完了一席話，康有為點點頭，表情有一點凄楚，沒再接話。這時候，小和尚開口了：
“師父，您剛才說您當和尚只當了十一年；而您現在四十一，十一年前正好三十歲，三十歲以前您做什么？”
和尚一听，臉上的安詳頓時失掉了，兩道濃眉緊緊皺起，他一對精明的眼睛從小和尚臉上轉向窗外，又轉向天空，整個房間忽然變成死寂，沒有一點聲音。康有為靜坐不動，他只感到一股丁香的气息，陣陣從他鼻子里吸進，這一點呼吸的感覺，使他覺得在死寂中有一种生机。他只動眼珠，斜看了一下小和尚，小和尚已低下了頭，兩眼凝視著空了的飯碗，右手拇食指交互輕摸著碗邊，沒有任何別的動作。
過了很久，康有為終于輕輕地用兩手挪開椅子，欠起身來。“打扰得大久了，師父。”和尚醒過來，望著他。康有為補了一句，“我也該告辭了。”
“還早啊，康先生。”和尚赶忙說著，站了起來，“喝杯茶再走。來，我們到前面客房坐，喝杯茶。來，普淨，一起來，等一下再收拾桌子。”
客房很小，簡單的擺設，朝南是一面窗，窗台下擺著長太師椅，太師椅兩邊夾著茶几。茶几兩邊轉成直角，各有太師椅一張，分別東向西向。北面牆上有書櫥，櫥上全是佛經。櫥中間伸出一張方桌，上面有文具，兩邊有椅子，看來好像是客房兼做書房。后面牆上最招眼的是一卷條幅，寫著魏之□游憫忠寺詩：
琳宮深邃柏蒼蒼，
忏佛台因古國殤。
妙法有源逢圣世，
孤忠堪憫惜唐皇。
老僧戒約溫而厲，
游客心情慨以慷。
莫向殘碑說安史，
景山鼙鼓更凄涼。
康有為站在這幅字的前面，深深地被詩句吸引住。唐朝太宗蓋這憫忠寺后一百年，安祿山史思明這些將軍們坐鎮北京，曾在憫忠寺蓋了兩座大塔，后來安祿山史思明叛亂，几乎將唐朝推翻，幸虧唐朝引用外國兵平亂，安祿山史思明又一再內訌，才算保住了唐朝江山。但一百多年后，唐朝還是完了、安祿山也早被殺了、史思明也早被殺了，只是他們留下的兩座高塔還凄涼地存在。又一百年過去了、又一百年過去了、又一百年過去了，塔終于倒了，也不知什么時候，只留下斷壘殘碑。詩人來了，向殘碑說安史，想到大唐帝國的一世雄風，不論是帝王豪杰、不論是驕兵悍將，都云散煙消了，安祿山史思明固然尸骨無存，就是蓋憫忠寺的唐大宗的陵寢，也早被翻開了。一幅大唐帝國的煙云，在中國各處，都散開著、流失著，但在小小的這座憫忠寺里，卻微妙地相聚著、銜接著。憫忠寺太小了，小得沒有人注意，但從有心人眼里、從詩人筆下，它象征的竟是那么深遠、那么凄涼。詩人從一粒沙里能看到世界、從一朵花里能看到天國，又何況憫忠寺，它有這么多的塵沙与花草。從憫忠寺里，詩人可以看到那万馬奔騰、看到那中國先民的經營与破坏、歡笑与眼淚、生命与死亡，和死亡以后金歹的追念，乃至于金石本身的變成殘碑斷壘。唐代過去了，五代又來；五代過去了，宋代又來；宋代過去了，元代又來；元代過去了，明代又來。明代老了，明代的光芒已經黯淡，進入黑夜，黑夜里，憫忠寺的廟門偷開了，迎進袁崇煥的孤棺；袁崇煥進入孤棺以后十四年，把他殺死在刑場的明朝皇帝，竟也在鼙鼓聲里，凄涼地走上景山，吊死在樹上。詩人寫下了“景山鼙鼓更凄涼”的句子，只有從有心人眼里、從詩人筆下，一切才是若亡而實在。
若亡而實在。看起來好像過去了，其實沒有、其實還在那儿。中國的哲學家早就提出“景不徙”、“影不移”的論證。在一處空間里，不斷的有人和活動的留影，留影處處在改換，后影已非前影，前影雖然看不見了，其實仍在原來地方。任何空間、任何古跡、任何殘碑斷壘，愈有歷史性的遺存，愈有這种層層相因的留影，只有空間、只有古跡、只有殘碑斷壘，只有它們才一幕幕面對了人世的興亡。時間在它們面前排隊走過，它們是時間的檢閱者、是歷史的證人，這一真相，詩人感触最深，詩人把他的感触留在紙上，紙挂在牆上，也做了新的留影。從詩人留影到紙，從紙反投這种留影到后人，又是一套完整的輪回。
“這首七律寫得真好。”康有為好像剛剛醒來，贊美剛剛做的一個夢，“它把我要說的，都說出來了。”他側過頭來，看到和尚靜靜地望著他，仿佛對他的心境，有著同樣的印證。最后，和尚指著北面的桌子：
“我們備有紙筆，也想請康先生為我們廟上留點紀念。”
“法師一番盛意，我卻之不恭，可是答應了又未免大膽。”康有為笑著。
“哪里的話。康先生好古敏求，書法一定不凡，能為我們留點雪泥鴻爪，千百年后，也是憫忠寺的一件特藏……”
“法師說得太遠了、太遠了。法師這樣看得起我，我很感知遇。寫字是小技，中國人為它消磨了不少青春，但為了養性和聯誼，寫字倒也不是坏事。既然法師一定要我寫點字留做紀念，我也不怕寫不好，恭敬不如從命，好在是留做紀念。”于是，康有為就走到桌邊，坐下來，在一張玉版宣紙上，慢慢寫下
丁香体柔弱，
亂結枝猶墊。
細葉帶浮毛，
疏花披素艷。
深栽小齋后，
庶使幽人占。
晚隨蘭麝中，
休怀粉身念。
最后小字寫上：“杜少陵江頭五詠丁香。己丑正月，南海康有為。”康有為落筆寫下第一行的時候，和尚的臉上就露出惊喜。全部寫完了，和尚看了又看，大為欣賞。康有為的字寫得太好了，筆情縱姿，气象万千，雄渾之中，又自成家法，風格獨具。和尚說：
“一看康先生落筆，就知道康先生在碑上下過大功夫。康先生此生光憑書法，就可以不朽了，又何必槁政治呢？哈哈哈。”
“古人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并沒說‘立書法’可以不朽啊！”康有為笑著說，“就算能從書法上得到不朽，那又算什么本領啊？對國計民生又有什么好處啊？”和尚點點頭，“康先生志在救世，真是佛心。但無論如何，字的确是好。康先生博聞強記，隨手寫出杜甫的丁香詩，來配上我們以丁香出名的憫忠寺，真是太好了！普淨你看，康先生寫得多好！”
小和尚站在后面，好奇地瞧著，經師父一特別叫出，也就加入了：
“師父，這詩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和尚說：“詩和佛法一樣，有許多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中國一句說詩的話叫‘詩無達詁’，就是說，詩沒有确定的解釋，甲可有甲的解釋、乙可有乙的解釋，康先生，你說是不是？”
“師父說得是。”康有為點著頭。
“但是杜甫寫這首詩，大概的意思還是可以感覺到的，照我的解釋，全詩大意該是：丁香很柔弱，結子又多，葉子和花都漂亮，但是是素色中的美麗，不是艷麗的。把丁香种在房子后面，為了是給有思想的人欣賞。丁香自己呢？它早晚像蘭麝一樣發出芳香，但卻不必想到自己會磨成粉的。整首詩的意思是，一個柔弱美麗的生物，它該知道自己的特質，完成自我，雖然自我的最后完成恐怕是粉身碎骨，也不必多想了！噢，康先生，你看我有沒有弄擰這首好詩，我胡亂解釋的，可算不太离譜？”
“解釋得好、解釋得好。我認為這首詩也該這么解釋。杜甫寫這首詩，意思是積极的，在寫一种柔弱的生物，也有堅強的特質。大家以為雄壯的松樹柏樹歲寒而知后凋，沒注意到柔弱的丁香也是有這种堅強的特性。丁香一輩子，生前死后都發出了它的特質，雖然長得一點也不雄壯。所以，大事不全是強者做的，弱者也可以做不小的事，如果結局是粉身碎骨，弱者也許不敢做。但如果‘休怀粉身念’，不必多想它，最后弱者做出的功德，也不一定小呢。”
“愈解釋得愈妙了！”和尚說，“杜甫先生當惊知己于千古——引康先生為知己。”
“引佘法師為知己。”康有為補上一句。
“引我們為知己。”兩人不約而同。
大家都笑起來。小和尚看著詩，點著頭。
喝過了茶，康有為起身告辭：“我南下回鄉時候，法師可有什么在家鄉要辦的，我可以代勞。”
“沒有、沒有。家鄉离我，不論在空間上時間上，都太遠了。北京城就是這么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它使你覺得，它就是你的家鄉。”
這時候，一位管事的走進來，向和尚說：“永慶寺的和尚在外邊，說想同我們一齊到万壽寺為李總管的母親做佛事，怎么回他話？”
和尚苦笑了一下，搖搖頭：“好，請他等一下，我親自同他說”
和尚和小和尚直送康有為到廟門。到了門口，互相道別。康有為走了几步，忽然和尚叫住了他：“街那邊的謝文節祠去過了嗎？”康有為說沒有。和尚說：“不妨去一下，康先生要想多体會謝枋得殉國的真相，那個地方，也該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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