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報》「文學」之整理與研究(1923.4.15~1925.12.27)
──一個文學社會學的嘗試
一、前言
過往《台灣民報》的研究多集中在特定議題的闡述，少見完整的整理。如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及游佳蓉〈日據時期《臺灣民報》對臺灣婦女地位倡議之探討：1923～1932〉探討的是婦女問題；高純淑〈「臺灣民報」中的孫中山先生〉則從中分析台灣與中國近現代史的相互關係；翁聖峰的〈日據時期（一九二０∼一九三二）臺灣的儒學與儒教--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分析在《民報》之中呈現的思想內容；以及林佩欣從討論宗教並檢討「霸權與反抗理論」的作品〈「臺灣民報」中關於民間宗教活動的論述--兼論「霸權與反抗運動」理論〉。
這些研究都各有其特點，在單一議題上確實都能有深入的論述。在這些豐碩的成果之下，我十分訝異地發現，我們竟然沒有一份對《台灣民報》做整體探討的描述性研究。這種描述性研究並不預設一個目標議題，它的任務是提供一個大致的輪廓。這一輪廓可以使我們在了解某一議題時，正確地理解該議題在整份刊物之中所佔輕重，不至於過度放大研究對象的重要性。
因此，我認為，一份對《台灣民報》的描述性研究是重要的。它可以節省往後其他研究者重新蒐羅整理的心力，成為更精深研究的基礎。本文即為此一想法的初步嚐試。我將時間鎖定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之間，一共八十五期的刊物；取材上，我將討論限定在與「文學」相關的文章裡 。《台灣民報》的各個欄位向來不完全固定，在分類上也沒有絕對嚴謹的欄位分工，文學相關的文章可能會出現在文藝欄、學藝欄甚至該篇文章自行成為一欄(相對地，文藝欄也可能刊出與文學完全無關的文章)。因此，在文章的篩選上便必須以人工檢閱，以內容或體裁而非欄位作為決定標準。我從中挑選出三百多篇文章，本文的所有分類與分析便是以此為範圍 。
在方法上，我引入了文學社會學的研究取徑，對於這一描述性研究來說，這可以比一般的文學史陳述或文本分析更清晰地呈現刊物樣貌。刊物是一整個社群的產出物，這個社群包含了直接影響內容的作者與編輯(「編輯」還包括了檢查制度)，以及產生間接影響的讀者。對於如此來源繁多、風格迥異的內容，文學社會學可以指出整體趨勢，更可以與文學史、台灣史相互發明，推論刊物在整個社會過程中的位置與影響。《台灣民報》不但為當時思想啟蒙的重鎮，其選刊之文學作品對當時甫萌芽的台灣新文學亦有催生撫養之功。此外，文學迂迴藏閃的特質，更時常作為時人表達反抗思想的工具，這些文章也是政治史和社會史的珍貴材料。
何謂文學社會學的研究取徑？德國文學社會學家Alphons Silbermann在《文學社會學引論》一書中提出「經驗的」社會學研究取向，認為將文學視為一種社會過程，其重點並非對文學作品的價值或精神內容做出評價，而是透過可實證的經驗性材料，討論「文學」這一活動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與關係。
……經驗的理論來源追溯的是社會活動，一種由文學而引起的社會行為，不管人們是從內部還是外部觀察(做為創造、闡述或消費的)文學。如果文學中看到個人行為、人際關係模式和全部社會學實踐，即看到了過程而不是事物，那麼，經驗的理論來源考察的重點就不是「凝結於概念上的」、能作為結構來探討的文學，而是處於社會──文學的存在的行為中的人。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部分利用Alphons Silbermann的思維來處理《台灣民報》的作品。我所採取的是其強調經驗材料的部份。在這數百篇的文章裡，我會透過簡單的分類、量化分析來提供一幅完整圖像。主要分類標準有三，即「國籍」、「體裁」和「題旨 」。國籍指的是文章作者的國籍，主要大宗為台灣與中國，然也有零星其他國家的作品。體裁則是分為小說、雜文、劇本、論述、舊詩、新詩六類。題旨的分析比較複雜，我用一種兩層式的結構來分類，第一層是先將所有文章分為政治、陋習、抒情、文學、其他五個領域，而為了更精確地定位每一篇文章特質，這五個領域下分別都還有各自的子分類。以下各節便會就個別的分類數據和趨勢數據展開討論。
二、借來的火：國籍分析
上圖即為國籍分析的圖表。其中，台灣作者的文章數最多(兩百三十一篇，佔百分之七十五)；中國次之(三十九篇，佔百分之十三)。「無法歸類」是文章中沒有標明作者，或者作者的國籍不清；「其他」類包含了法國、英國、俄國與日本的譯介文章。
台灣的作者佔最多數並不令人意外，或許更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台灣的文章竟然「只」佔了百分之七十五。在這兩百三十一篇文章中，舊詩就有一百三十五篇，佔百分之五十八；而在小說、雜文等類別當中，也多有以文言文書寫的文章。這或許可以顯示出台灣的新文學勢力尚未興起，此時的寫作人口與讀者仍以傳統文學為多。然而，這絕不是以引進新知、啟迪民智自詡的《台灣民報》所樂見的。文言文的群眾基礎薄弱，十分不利於傳播，反倒是作為《台灣民報》對立面的許多守舊份子是以文言文寫作的，這種語言會大大牽制《台灣民報》的分針 。
面對這種情形，《台灣民報》所採取的策略便是向中國取經。中國的文章數從帳面上看來雖然不算多，但從版面上看來卻不是如此。一般來說，《台灣民報》每期十六頁，提供給文學的版面多則四五頁，短則三分之一頁甚至是沒有，大部分都是一到兩頁之間。在這些少的篇幅中，舊詩刊載的數量雖多，然佔的版面卻從來都是少數。反觀由中國引進的文章，三十九篇中有二十三篇是篇幅較長的小說、雜文、劇本，相當於不到三期就有一篇一頁上下的中國文章，另外還有十一篇新詩。而「其他」類中引介的幾乎全是小說，譯者主要是胡適與魯迅；「無法歸類」裡有大量沒有署名、國籍不清的作品，然從文後附記看來，極有可能是台灣留中國的學生；若是再將一九二四年末以來大量留學生的作品計入，我們當可以很明顯地了解《台灣民報》編輯是如何不遺餘力地向中國「借火」了。再深入分析這些引介文章的體裁與內容，更可以發現其所引入的鮮少有舊文學的作品，與台灣創作者以舊詩為大宗隱然相對。
三、有限的領土：體裁分析
在上一節中，我們已經略略以國籍和體裁兩個變項做交叉比對了，本節之中主要討論的是各體裁之間的分布與其所代表的意義。雖然在許多文學的討論中會將形式與內容截然二分，然事實上，內容與形式之間是相互為用的。一九二五年以前的《台灣民報》處於一個過渡時期：舊文學的典範仍在，新文學的典範也在漸漸傳入。這個時代的寫作者選擇了體裁也幾乎就是選擇了皈依哪個典範。
在這段時期裡，舊詩 在數量上最多(一百四十篇佔百分之四十六)；接著是十分接近的新詩(五十三篇佔百分之十八)與小說(四十九篇佔百分之十六)，雜文與劇本最少。舊詩在《台灣民報》的各項統計數據裡都名列前矛，這我們在上一節已有略述，但若將小說、新詩與論述三項幾乎全屬於新文學典範的文類加起來，我們會發現《台灣民報》的編輯創造了一種新舊平衡。一方面他們必須要引入新文學，另一方面，在文言文閱讀／寫作人口仍為台灣識字人口大宗的時代下，他們又不能放棄這塊收入。然而，這只是一種帳面上的平衡，若以版面大小觀之，舊詩的勢力實遠不如其餘之任一文類。而這一百四十篇舊詩也不是平均出現在每一期當中的──事實上，八十五期中只有二十一期出現了舊詩，只是每次出現的篇數較多而已。
除此之外，新詩也是編輯十分樂於刊載的文體。新詩是除了舊詩以外，篇幅最為短小的體裁，在版面配置上靈活自由 。而這段期間內，《台灣民報》的新詩作品水準不高，並未經過詩語的鍛造，純是直抒胸臆，任一作者均能大量書寫，寫作門檻相對極低。小說則延中國新文學的寫實主義傳統，成為文學改革社會之理想的工具，是以也佔有重要的位置。論述在一九二四年末開始大量出現，主要都是環繞著新舊文學論爭的討論；因為台人自身的新文學作品極少，是以這些討論都停留在理論層次，還未出現針對作品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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