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錯位的舞會
那不是一支舞，是一場耗盡體力的舞會。每一秒，各種各樣的訊息與狀況湧進來，我時時查看自己手上的時間表，像是確認自己踩在對的節奏和拍點上。然而我的舞伴（們）並不在意跳得對不對，他們只是不斷地繞著我打轉，高舉右手，對著我喊：「老師！老師！我！」
自然智慧嘉年華那天，我和同組的同學帶著一群花園國小和三光國小的孩子們在清大校園裡穿梭，大概有十幾次，我想起電視節目「百萬小學堂」裡面的一個片段：當參賽的藝人想要找一個小朋友協助他的時候，所有的小朋友都會把手高高舉起（我們常笑稱之為「妙麗式舉手」，因為《哈利波特》裡面有個角色總是這樣舉手的），像一群在水面跳動的魚，大喊，「選我選我！」。我對那個節目的印象不錯，但不是很喜歡這樣的片段，因為我總覺得那是在要求小孩演出一種從不存在的刻板印象，彷彿聰明的孩子都應該很愛舉手，積極向上，都準備好要作秀給督學看——是啊，那種畫面對我來說，從來就只存在於想討好督學的老師的課堂上，嘿，會的舉左手，以免點錯。不過我並不討厭自然智慧嘉年華那天的這個景象，也許是因為我們發光小隊的孩子不喊「選我」，他們喊「老師」，不為什麼，只是想喊你，想你轉頭看他，問他怎麼了，跟他說話。
我不知道同組的同學有沒有發現這一點。小康老師（予姮）非常認真，早上一接到他們就用很有活力的聲音和他們宣佈事情，帶著他們玩，最重要的是，她非常勇敢地推開了我遞給他的大聲公。這樣英勇的行為在中午就讓她付出了代價，到了中午她的聲音已經完全啞掉了。我對她笑了笑說聲辛苦了，更是決定要韜光養晦，能用哨子絕不用大聲公，能用大聲公絕不裸著嗓子說話。然而我們再怎麼保留體力都像是被無底洞吸走，孩子們永遠都像是才剛跳下舞池那樣精力四射。我們有四個人，面對不到二十五個孩子，事實上我們這組很幸福地擁有別組兩倍的師生比，我一直告訴自己要好好撐住，別組的導師都能好好地維持住，我們也能。但想歸想，面對他們時仍然疲憊難當。我曾經帶過好幾屆的營隊，即使是總籌一百五十人的營隊，我都覺得要到行程的第二天才會感到疲憊感快要撐不住我「專業的服務人員式笑容」了，但發光小隊的孩子們只花了五個小時就辦到了。
他們問我各式各樣的問題。
——老師，這是你們的教室嗎？
是啊。
——這麼大的教室要做什麼啊？
因為我們有的班級人很多啊。
孩子繞了教室跑了一圈，再小跑步回來，接著說：老師，六十幾個座位餒，有班級這麼多人喔？
我說有。他說騙人。我笑一笑，的確，我沒有辦法向他證明這世界上的確存在這麼大的班級，那超出他的經驗想像之外，他的懷疑是合理的。我沒有說什麼，安靜了一會兒，另外一個小朋友蹭到我旁邊。
——老師你是什麼的？
什麼的？我聽不懂你的問題。
——就是啊，有物理系、數學系、醫學系，你是什麼系？
我考慮了一下。我剛好在一個很尷尬的系裡，這個系的設計理念就連一般缺乏想像力的中產階級成人都無法理解了（當然也包括我的許多同學們），我怎麼可能向他解釋清楚？於是我選了一個自認比較安全的說法，我說，我念歷史。我想我可以向他說，這是一個說故事的科系，這也並不算是錯得太離譜，然而他不給我這麼理想的機會，他就像任何一個十一歲的充滿自信的小男孩：
——蛤，你為什麼要念錯的東西啊。
嗯？
——對啊，錯的東西啊，沒用的，什麼歷史嘛！
說著說著他就跑走了。我想如果他再大一點一定要介紹他讀後現代歷史學，或者跟他說，其實我的本行是寫小說，社會學是業餘，歷史只是業餘興趣……這一切之中最對的一點也許就是他說得話，是啊，都是錯的東西。雖然等到那個時候，我又要傷腦筋了，因為我還不知道該如何向一個人解釋錯誤的好處。
也有非常有趣的畫面。比如我和小康老師一起幫忙看管隔壁小隊的一小群孩子，只見其中一個男孩非常認真地在團體裡面表現自己：他首先發現粉筆和板擦，首先取得了在黑板上畫畫的權利，首先發現電風扇的開關，以及音響設備旁邊足可讓四個孩子躲藏的凹穴，一個「準秘密基地」。他在團體裡很快地成為孩子們注目模仿的目標。但最有趣的是，他帶著眾人玩鬧一陣，卻突然悄悄地自人群中抽身，來到小康老師面前，雙手反剪站好呈演講姿勢，說：「我會自我介紹喔！」然後就開始靦腆地對小康老師簡介他的身家，沉穩認真得像個模範生。
我承認以我大學男生的身份腦中第一個閃過的念頭是：「嘖，這小鬼以後啊……」
就在同一間教室裡，我遇到了那位讓我怒火翻騰的家長。
忘記在什麼場合裡聽說過一個名詞，叫做「教師自主權」，意思好像是教師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不容他人干涉、干擾。所以不是隨便一個人都可以進入上課中的教室的，老師也有權利把不相干的人請離開他的教學現場。那位家長讓我第一次覺得很恨自己不是正式教師，沒有權利請他滾出我的視線。他拿著一台單眼相機，沒有自我介紹，直接開口說：「麻煩你們好好帶他們了，要給他們一點目標。」這句話已經讓我不太舒服了。我向來不喜歡「給學生目標」這種說法。教師之所以為教師是因為年長，是因為具有某一學科的專業知識，是因為較為社會化，但並不是因為我有較高的道德、較開闊的視野或者更好的人生觀。如此說來，我憑甚麼「給學生目標」？我該做的事情是讓他們準備好，當他們發現自己的目標是，能夠擁有足夠的能力去抓住自己要的東西。我自己當學生的時候，也很討厭老師不甘於做「經師」而自以為能做「人師」，我怎麼可能再拿這套來扭曲我的學生？最精彩的還是下面的話，他說，「他們人生都沒有目標，都不知道出息在哪裡。」我毫不掩飾地皺眉頭，因為他不值得我的禮貌。旁邊一個孩子不服氣地說，「我有目標啊！」「那你說，你要考哪裡？」孩子被他這麼一搶白，語塞，他因此得意洋洋好像自己的說法得到了證實。
我想有目標也不過如此。
近視的人總是比較容易以為自己已經到了世界的盡頭，因此掌握了全世界嘛。
別過不提，整天活動下來還是吵鬧與騰越的時間多。我請了一位同學來幫我們這組攝影（他照了七八百張照片，不過因為檔案太大，傳輸的時候出問題，毀掉了一百多張，剩下的是半毀，畫面都不太齊了……），從我們在大草坪上吹風發抖直到送上遊覽車。孩子們卻才不管他是不是老師，連他一起黏，纏著他幫每個人都照了一張仰著臉的特寫。我們兩個學社會科學的湊在一起，本來就比較重視小朋友的自由意志，皮歸皮，可以維持一個程度的秩序又不會自傷傷人就好，不會太大驚小怪。可是領午餐時就讓我們見識到了。前幾分鐘還在喊餓、不想走路的，二十幾個浩浩蕩蕩帶到一處庭院休息等待領取午餐。確認他們的餐券都在身上後，我說：「休息一下吧，只要不要離開這裡就可以。」他們問：「哪裡都可以嗎？」
災難將至，然而我一無所知地回答：「對啊。」
所謂一哄而散大約就是這樣。話音剛落，二十一個孩子已經離開了地球表面，分別佔據了四棵不太粗壯的樹。我甚至看不清楚他們是怎麼上樹的。從小在都市長大的我，小時候挑戰自己體能最大的冒險就是從比較高的平台上跳下來、跳過水溝或者吊吊單槓——爬樹？在我們心目中那不是雲豹或是台灣獼猴才能完成的高難度動作嗎？他們像是征服也像是挑戰那樣依序爬過每一棵樹，然後再用雙手（或者，單手）把自己吊在枝枒上晃來晃去。我和我同學大為緊張：「小心不要跌下來、樹會斷掉……」他們此起彼落地回答：「不會啦，老師，我很輕！」
我想也是。我從十歲開始就過胖，從來沒資格和老師說我很輕，所以我不可能了解這是怎麼回事吧。
我能做只有在四棵樹下繞來繞去，祈禱他們不要掉下來，祈禱他們不要看見一隻赤腹松鼠從眼前竄過，興起了想抓松鼠的念頭。我知道他們的確會這樣做，卻不確定他們的爬樹技術和松鼠比起來怎麼樣……
下午比較悠閒地行程裡，我和來幫忙攝影的同學比較有時間聊天，不知不覺地運起本門心法討論起這次的活動。對我們來說，最奇怪的部份是，為什麼一群原住民的小朋友要到清華大學來體驗所謂的「原住民智慧」？他們從「日常」的脈絡裡離開，進入旅行的狀態，本該要有一些「非常」的經驗，卻不知怎麼地被置入另外一個不純的、模仿的「日常」裡。這是要做什麼？我可以想像作為一個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擁有者，他們看這一切必然是錯誤百出，或至少是百無聊賴的。陳綺貞的歌詞：「你離開我/就是旅行的意義」，旅行的意義是離開，而不是回歸，是改變，而不是不變。更別說這種「不變」還帶有濃厚的平地人的本質化想像。
本質化想像：彷彿原住民就該是原住民的樣子。
穿著紅花布衣，華麗頭飾，吃小米飯、炸飛魚，喜歡唱歌、跳舞，會喝酒且樂天地大笑。
這是整個活動讓我不舒服的部份。它（這些太過強烈地指社著「原住民」的象徵物）讓我覺得我把他們（這群孩子、這群孩子的出身）當成膚淺的展覽品，它讓我覺得我使他們不舒服。最慘的部份是其實我毫無參與，我無能為力。薩伊德說的「東方主義」，一種可怕的觀念力量，扼殺所有可能性，把一群人想像成某一種樣子，然後他們就似乎只能是某種樣子。
對我來說，這和那位拿著單眼相機的家長差不多粗暴。
我沒有告訴我的朋友，整天下來我最印象深刻的不是他們的吵鬧、不是他們打架打到在地上滾、不是他們攀在我身上要我揹、不是需索舞伴那樣不斷地索討我的注意力、不是爬樹或上課時跑到黑板上畫生殖器……而是一個小女孩看著舞台上穿著原住民服飾的人們，對著圍成半圓形穿著西裝的長官們吹奏原住民樂器時，她眼睛盯著舞台，幾乎是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那些人一定不是泰雅族。」
我問：為什麼這樣說呢？
咬牙切齒：「那丟我們泰雅的臉。」
也許我根本不是踏錯舞步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走錯了舞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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