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長的話：
當我們談民主，談的通常是政制、法律、選舉等大問題；
當我們談城市空間，談的也通常是城市規劃、公共空間等大議題。
但香港學者馬國明提醒我們，小販可以反映一個城市的城市空間與民主進程。
這篇文章頗為有趣，值得一讀，
因為澳門跟香港一樣，都是小販越來越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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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之後﹕小販拉濶香港民主政治的最佳盟友 馬國明
由「八八直選」開始，香港的民主運動便聚焦在立法會和特首選舉雙普選的議題上；泛民陣營中除了雙普選、平反六四和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三條議題意見一致，並且跟建制派壁壘分明之外，便再沒有其他議題能夠突顯民主派的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除了遺傳了殖民年代的骨質疏鬆症之外，在九七後更患上偏食症，變成一個單一議題的運動，可謂營養不良。
雙普選又可以被看成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太陽，而泛民這一極之鬆散的民主聯盟則一直環繞著雙普選這個紅太陽而轉。在泛民中，民主黨的實力最雄厚，可以說是泛民的木星。政改一役中，民主黨突然在一夜間不但放棄了二○一二雙普選的競選承諾，連普選定義和普選路線圖也放棄了，只提出一個改良版的區議會方案。曾經投票支持民主黨的選民固然十分憤怒，感到被出賣；所有期望香港最終能達至雙普選的人除了錯愕、難以置信之外，更會感到苦悶和鬱結，因為民主黨的做法有如木星突然脫離了太陽系，木星固然不知去向，太陽系原有的「萬有引力」亦即時瓦解。但如果了解到香港民主運動既患了先天性骨質疏鬆和後天營養不良的症狀，民主黨的妥協在分析層次上其實有迹可尋。
民主黨既然認為群眾運動不管用，要達到雙普選唯有乞求北京恩賜。既然是恩賜，便不能討價還價，那怕北京作出些微的讓步也要立即下跪，叩頭謝恩。不過責罵民主黨於事無補，如果九七後民主運動患上營養不良症狀的診斷正確，那麼現在要做的便是馬上補充營養。在那個傳聞中人人毫無怨言，逆境自強，只有正能量，沒有負能量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街頭隨處見到大排檔和賣熟食的流動小販；在那個年代只須像電影《花樣年華》的女主角張曼玉那樣，拿著一個銻壺走到街上便能補充營養。今日大排檔所餘無幾，食環署對熟食小販採取零容忍，街上已不可能見到熟食小販；但要替營養不良的香港民主運動補充營養卻必須召喚被趕絕的小販重返香港的街頭，而原因至少有五大點。
（一）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
地產霸權對社會的傷害罄竹難書（幸好剛出版了《地產霸權》一書），但這些年來泛民各團體除了偶爾在立法會上提出質詢，對地產霸權一籌莫展、無計可施。雖然小販是社會的弱勢社群，小販的靈活經營卻可以避開地產霸權的掣肘。正如安徒在〈「中年危機」論政改〉所說，如果這一刻的民主運動有兩條路線，那麼一條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民主」，另一條則是「鞏固政權管治認受性為首要目的的民主」（《明報》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安徒十分厚道，沒有指名道姓說什麼人屬第二條路線，但留意近日事態的讀者必定可以自行判斷，倒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民主」在實踐上除了普選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
普選之路原本已是關卡重重，現在民主黨竟然和當權者攜手，失驚無神推出一個不明不白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普選之路更加難走。不過普選無非是為了「促進社會權力均衡」，這些年來，小販一直在泛民眼前，但卻對各種打壓小販的措施無動於中。小販是弱勢社群，卻有能力跟地產霸權周旋；成功抗衡地產霸權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一大步，小販正好是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香港的大地產商在特首選舉和功能團體選舉足輕重，普選一旦落實自可削弱地產商的影響力；但卑微的小販一樣可以運用靈活的游擊戰，令地產商坐立不安。去年便發生地產商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制個別小販進入沙田 新城市廣場的範圍。雖然事件結果如何，未有見到報章報道，但已足以說明卑微的小販其實擁有極大的能耐，連大地產商也徒呼奈何。
小販抗衡地產霸權的能耐絕不稀奇，也不神秘，但意義重大。這些年來，泛民一直忽視小販這群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是因為不明當中的重大意義，這也是小販足以為香港民主運動補充營養的另一原因。
（二）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
小販抗衡地產霸權的能耐無非來自求生的意志，小販的求生方式是憑著自己的眼光判斷城市空間裏有什麼地方適合自己發揮一己之所長。小販的眼光不一定對，但判斷對的便能在城市的一隅立足。
最早的城市研究者把城市看成是一種生態系統，雖然這是一種甚為粗糙的見解，但以生態學的觀點來分析小販開拓城市空間的作用卻甚有啟發。生態學認為在某生態系統裏，個別物種的作用至為關鍵；小販恰好是這種關鍵物種。深水埗鴨寮街曾經有很多地攤，除了買賣二手電器和電子零件的，還有一些是買賣古玩和精品的。不少收藏古玩和精品的人士定期到鴨寮街，雖然不一定買到心頭好，但到鴨寮街逛逛已是生活的習慣。他們知道很多像他們那樣的業餘收藏家，百年歸老之後，家人大多將那些收藏品整批拿到鴨寮街賣給地攤的小販。沒有小販便沒有古玩買賣的中介者，當然香港不會缺少經營古玩買賣的商人，但鴨寮街這種充滿庶民色彩的城市空間卻全靠一些小販，憑他們自己的眼光正確地判斷鴨寮街可以讓他們擺設地攤，買賣古玩和精品。同樣，大笪地、女人街等城市空間全是由小販開拓的。
小販是弱勢社群，又是政府花大筆公帑供養的小販掃蕩隊掃蕩的對象，但小販其實是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這些年來泛民一直忽視小販，問題不只是忽視弱勢社群，更是忽視了小販開拓城市空間牽涉的空間政治。由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跟空間政治沾不上邊，恰好在九七之後城市空間政治是地產霸權的主要的戰場，由重建到強拍；由「公共空間」的爭議到「活化歷史建築物」和「活化工廈」的措施都關乎空間政治，也關乎「明益地產商」的利益輸送，但過去十多年裏，香港的民主運動卻完全沒有觸及空間政治，只是獨沽一味爭取雙普選。
普選當然要爭取，但未有普選不表示要「繞埋雙手」，投閒置散；未有普選正好讓地產霸權發動全面的空間政治，不但小販遭殃，連所有市民都舉步維艱。「公共空間」原來毫無公共性，只可以進行一些「斷估唔會拉」的活動；「歷史建築物」活化即私有化；重建的結果是「士紳化」，升斗市民無法在市區立足。香港的民主運動卻完全未能介入，反觀卑微的小販卻敢於跟地產商周旋到底，這是卑微的小販已足以為民主運動補充營養的另一原因。
（三） 帶領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間」
（四） 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
（五） 本土文化的生母
鑑於篇幅所限，不能逐一說明以上三點；但提起小販，很多人立即會想到阻塞通道、亂拋垃圾、不衛生，甚至如食環署的宣傳那樣「損害市容」。恰好是這種「中產想像」，當民主運動提出要恢復流動小販發牌時，市民會譁然，民意會一面倒地反對。但群情洶湧的時候正好是教育和帶領群眾介入空間政治，抗衡地產霸權的契機。市民的「中產想像」其實就是地產霸權的一種表現，霸權（hegemony）又可譯作統識。霸權說的不是土豪劣紳橫行無忌的行徑，霸權根本就是一套統識，要人們相信事情必然是這樣或那樣子，沒有其他可能。地產霸權依恃的統識跟市民的「中產想像」異曲同工，互相呼應。當市民認定小販「損害市容」時，小販開拓的城市空間反而成了不堪入目的景觀（eye sore），政府高官和大財團的CEO關在冷氣房裏度橋構思出來的便是值得推崇的理想成市空間。
九七之後，豪宅之類的樓宇愈起愈多，而且遍布港九新界，無遠弗屆，除了因為地產商財雄勢大，更是因為市民的「中產價值」。當市民認定小販「損害市容」時，也會認同地產商興建的類豪宅就是他們心儀之選。這些年來，由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忽視空間政治，對地產霸權不斷坐大置若罔聞，徹底暴露民主黨吃六四老本和「為民請命」模式的嚴重局限。
其實社會上早已有各路零星的人馬介入空間政治，奮勇地抗衡地產霸權；另一方面市民對地產霸權早有怨言，卻礙於上述「中產想像」，加入打壓小販的行列，變相幫助地產商除去唯一天敵。在政改中，民主黨那種沒有原則的妥協其實是抵受不了市民的「中產想像」，擔心市民對民主運動會漸漸失去信心，必須立即掙點成績沖喜。民主黨的妥協說明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小販正好是突破「中產想像」，拉濶民主政治的最佳盟友。
文 馬國明
明報 2010年7月25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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