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1年開始，地處中原的河南就開始出現旱情，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已經“絕收”，農民開始吃草根、樹皮。到1942年，持續一年的旱情更加嚴重，這時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在許多地方出現了“人相食”的慘狀，一開始還是只吃死屍，後來殺食活人也屢見不鮮。然而，國民政府對此似乎了解無多，不僅沒有賑濟舉措，
賦稅還照徵不減。事實證明，一旦政府採取種種有力的賑災措施，災民得到救濟，死亡人數便迅速減少。在這次大饑荒中，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
白修德 (
TheodoreH.White )在促使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最終採取果斷措施、拯救無數生靈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河南官員掩蓋真相
1943年災區氣候依然乾旱，災情進一步惡化。這時，災區的情況開始外傳，2月初重慶版
《大公報》刊登了該報記者從河南災區發回的關於大饑荒的報導，卻遭到國民政府有關部門當即勒令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消息傳出後，駐
重慶的外國記者一片嘩然，白修德決定親赴災區一探虛實。月底，經過有關部門批准，白修德來到河南災區。雖然已經有所耳聞，但親眼看到災區的情況他還是深受震動。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屍體隨處可見，到處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屍。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從沙土堆中刨出屍體來啃的照片。在當地傳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訪了一些村莊，訪問了許多災民。從災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
1942年，就在
中國人民的
抗日戰爭進行到了關鍵的時刻，全國人民一致對外抗戰，後方的支援尤為重要，但當時河南爆發了大饑荒，死亡人數達300萬之多！
1942年，
豫北、東、南30多個縣佔河南總面積三分之一的區域已被日軍佔領，剩餘的豫中、
豫西尚在國民政府管轄區域內。1938年，
黃河決堤氾濫，這讓我們記住了洪水，記住了蔣介石，更記住了日本。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讓河南、
安徽、
江蘇三省所屬44縣5.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黃河水淹沒，我們暫不考慮此次洪水對日軍的影響，應該考慮的是89萬河南百姓。黃河水退後，形成了長達400多公里的黃泛區。
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了沙灘，
黃泛區很多不願做
亡國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國統區，加重了國統區人民的糧食負擔。此後黃河水連年氾濫、決口。大水之後，撂荒的土地又發生了蝗災。莊稼被啃個精光，眼看著僅存的一點莊稼被毀，百姓有苦難言。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河南有幾十萬中國抗日軍隊駐防，而這幾十萬人的糧草補充，全靠自己省內解決。從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時間，河南兵糧的貢獻都是全國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賦稅數額，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財力已經枯竭，許多農民破產逃亡。其實就是在風調雨順的時候，河南農民在交糧納賦之後，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雜糧度日，更談不上任何儲藏。當時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飯，許多百姓就被活活餓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災，百姓的日子就更難過了。當時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甚至完全絕收，一場特大的飢荒就爆發了，這決不是偶然。
但是
蔣介石對1942年的河南大災卻不管不問，他不想百姓，只顧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當美國記者
白修德向蔣介石匯報災情時，他說不知道。其實，他早知 道，只是不想負責任。1942年8~9月河南剛開始有災時，蔣介石已從軍方得知消息，他就召開了緊急的“前方軍糧會議”，採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減少河南的徵糧數額，另一方面決定把
西安方面的儲糧運往河南以備軍隊之用。但蔣介石採取這些非常措施，只是為了解決河南軍隊的糧食問題，並沒有採取有效的救災措施，只是減免了很少的徵糧數額而已，置災民於不顧。
1942年10月，這時冬季來了，天氣變冷，災民很多都逃亡了，百姓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對於國民政府來說，是實施救災工作的最重要時刻，此時也可以阻止災情的蔓延，但是事實卻相反。10月上旬，河南省賑濟會推選代表到重慶，請求國民黨中央免除災區徵糧數額，蔣介石不但不見他們，而且還不讓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10月20日，國民黨中央政府派
張繼、
張厲生等到河南勘災，他們實地進行考察，也承認河南災情真的很嚴重。10月29日，豫籍國民參政員
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第三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上，也對河南的災民的遭遇表示同情，並要求採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籲，並沒有引起蔣介石政府對河南災情的重視，救災的延誤加深了百姓的苦難。
2事件結果
國統區300萬民眾活活餓死了，1942年的河南大災也結束了。除了 極少數盡職的中外記者為這場大災留下的片斷記錄外，它在歷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一場慘絕人寰的災難竟然如此地被人忽視甚至遺忘，這是國民黨當局嚴密封鎖新聞的結果。生命的流逝讓我們不禁為之感嘆，不過正是由於這些寶貴的片段記錄，才讓我們深深地記住了這次災荒，並值得後人深深地思考。把各村、縣情況匯總後，白修德估計受災最重的四十個縣中大約有三百萬至五百萬人餓死。但是，當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說起餓殍遍地的情景時，這位省主席卻說他誇大事實：“只有富人才得把賦稅全部交納。對於窮人，我們所徵收的，絕不超過土地上所能出產的東西。”[美]白修德、賈安娜：《中國的驚雷》，第195頁。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嚴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賦稅、採取賑災措施，就能迅速減少災民的死亡人數，因為在河南省鄰省
陝西就有大批存糧。然而，各級官員對災情總是輕描淡寫，力圖掩蓋真相。
3白修德之功
面對這種情況，
白修德意識到只有讓外界知道情勢如此嚴峻才能挽救災區無數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實情告訴世人。洛陽電報局是他歸途中經過的第一個電報局，他立即就將電稿發出。他清楚，“按照規定，這篇報導和任何新聞報導一樣，應當發回重慶，由我在宣傳部的老同事進行檢查，這樣，他們肯定會把這篇報導扣壓下來的。然而，這封電報卻從洛陽通過
成都的商業電台迅速發往了
紐約。或者是因為這個電台的製度不那麼嚴格，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報務員在良心的驅使下無視有關規定，這篇報導不經檢查就直接發往紐約了。於是，消息首先在
《時代》雜誌 上傳開了--這家雜誌在整個美國是最同情中國人的事業的”。當時蔣介石的夫人
宋美齡正在美國訪問，頓時大怒，認為有損中國政府形象，由於她與《
時代》周刊老闆
亨利·盧斯(Henry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強烈要求
盧斯將白修德解職，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被盧斯拒絕。[美]白修德：《
探索歷史》，第120頁。消息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朝野對當時中國政府不顧民眾死活的作法大為不滿，甚至感到非常憤怒。回到重慶後，白修德想立即向蔣介石面呈實情，但蔣卻拒不接見，因為“一夜之間我在重慶成了一個引起爭議的人物。一些官員指責我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我和電報局裡的共產黨員共謀，把我的報導偷發出去”。
宋慶齡得知這種情況，一再對蔣介石說事關數百萬人性命，堅持要蔣見白修德。在宋慶齡的堅持下，蔣介石最終同意會見。見面時，蔣介石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堅決否認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屍的情況。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屍體的相片，蔣看到這些相片，表情極其尷尬，問他在何處拍下這些相片，而後要他提供完整的報告，接著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謝，說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
後來的事實說明，一旦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災民的死亡便迅速減少。幾個月後，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災區的傳教士的一封來信，信中感激地寫道：你回去發了電報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
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他們真的在工作，並且做了一些事情。軍隊從大量的餘糧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幫了不少忙。全國的確在忙著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來，上述四點是很大的成功並且證實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災荒完全是人為的，如果當局願意的話，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對災荒進行控制。你的訪問和對他們的責備，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使他們驚醒過來，開始履行職責，後來也確實做了一些事情。總之，祝愿《時代》和《生活》雜誌發揮更大的影響……在河南，老百姓將永遠把你銘記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暢地懷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齒，他們這樣做是不奇怪的。
4歷史教訓
“災荒完全是人為的，如果當局願意的話，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對災荒進行控制。”這位傳教士當年從自己親身經歷中得出的結論，在半個多世紀後被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
AmartyaSen )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論上的證明，這也是森在1998年獲得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貧困與飢荒--論權利與剝奪》、《以自由看待發展》兩書中指出，貧困不單純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種權利分配不均，即對人們權利的剝奪。由於格外注重“權利”，阿馬蒂亞.森強調自己的經濟學採用的是“權利”的分析方法，將貧困、飢荒問題與“權利”緊密相連，指出相當多的人的權利被剝奪才會導致大饑荒；從權利角度認識貧困、飢荒問題，把這看似單純的經濟學問題與社會、政治、價值觀念等因素綜合考慮，突破了傳統經濟學僅從“經濟”看問題的角度，使經濟學的視野更加開闊、分析更加深刻。通過對飢荒與經濟、社會機制的聯繫的分析，他的研究說明經濟活動背後離不開社會倫理關係。這是他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他也因此被稱為“經濟學的良心”。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告對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評價：“阿馬蒂亞.森在經濟科學的中心領域做出一系列可貴的貢獻，開拓了供後來好幾代研究者進行研究的新領域。他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
阿馬蒂亞·森以大量資料和經驗研究 為基礎，證明現代以來雖然飢荒與自然災害有密切關係，但客觀因素往往只起引發或加劇作用，權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論自由的缺乏、政治體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劇貧困和飢餓、導致大規模死亡的飢荒發生的主要原因，在糧食問題的後面是權利關係和製度安排問題。因為只有在
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開，公眾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進行公開討論，大眾才有可能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弱勢群體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錯誤決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糾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沒有重大災害的承平時期，人們對民主的作用和意義往往並不在意；或許只有面對災害的嚴重後果，人們才能意識到民主的重要。
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都已說明，對重大災難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會改革、進步的重要契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多難”才能“興邦”；一個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進步作為補償。
由於飢荒所致，河南許多地區的人口向南方遷徙。特別是
浙江靠近河南的地區是河南人遷徙最多的地區。浙江的
湖州、
安吉、
長興是逃荒人群的聚集地，其中
長興縣最多。據不完全統計，到2012年，河南人的後裔在這些地區已達到100多萬，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河南人的後裔已經完全融入當地的文化，為當地的經濟建設等各方面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長興縣90%的地方語言為河南話，至今仍保留著河南人的許多民俗，如過年舞獅、跳船燈，正月16過大年等傳統習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