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陳雪這樣長篇創作更多於短篇集的小說家，在近年特別珍稀，從《惡魔的女兒》（2000）、《愛情酒店》（2002），到後來《橋上的孩子》、《陳春天》、《附魔者》，及近年《迷宮中的戀人》與《摩天大樓》——若將陳雪視之為一位專心於構鑄長篇的同志文學小說家，似乎不能說偏移，但也不全切中核心。對於陳雪來說，「同志」像屬於一種分類，一個視角，而她認為，自己的書寫核心則是對人性的關注：「我覺得我是一個同志身分的作家，也並不忌諱別人這樣讀我的小說，但我覺得每一種作品，都可以從各種角度來分析，同志文學也許傾向於書寫傷害、禁忌與社會、政治的議題，但我希望研究者和讀者看見的，是我小說對於人性的關懷，這是最重要的。」
同志文學以外
陳雪說，早期的她特別關懷社會裏的邊緣人和受苦的人，中期時，她專心描摹命運周折之下，人如何面臨宿命的深淵，乃至跌落懸崖的各種光景；晚近，她更關心都市人的求生狀態，以及人在世上如何於命運擺盪下，尋見生命中一絲光輝：「我所寫的，就是我身在的這個世界。」陳雪淡淡地說，「所以我寫那些受到傷損的人，寫同志，也寫中下階級的勞工、攤販、精神疾病患者，他們是我世界的一部分。」
年少時擺攤的時光，對小說家仍然影響重大，家裏破產後，陳雪隨父母在夜市擺攤，進入市井的宇宙；漂移不安的市井生活，市場中的流動攤販，使流移成為她早年生命的背景樂，「我在年輕時就看過太多人，為了求生而犧牲、努力，在市場裏，我看到人的各種模樣，帶給我很深的影響」。陳雪回憶着：「那段時光裏，總是漂浮不定地生活，到處擺攤、被錢逼得老緊，但那裏有着非常生動的地方，因為賣不同商品的攤販各有着不同特色，有美好之處，也有黑暗、辛酸和痛苦。」
過早見證現實的光與暗，使陳雪擁有非比常人的心理強度，相較於纖弱的身軀，她的心靈有如巨人，支撐她走過一段又一段寫作路。「以前的我一投入寫作，整個人吃飯、睡覺都不正常了，直到十五年前，我來到台北專職寫小說，慢慢地調整自己的狀態，到了現在，活脫脫是個『小說公務員』了。」陳雪說，寫長篇小說需要好幾年的時間，需要不同尋常的持續力，所以得盡量讓生活的步調穩定，「例如每天固定寫多少小時、多少字，包括吃飯的時間，都得是固定的」。她說自己是易餓的體質，所以，小說家陳雪的一天必定以早餐起始，吃完早餐才寫作，接着吃午飯；其間或者起身散散步、上健身房，再繼續寫到傍晚。「天黑後我就不工作了。」她說，「寫長篇小說，要讓每天產出一定的能量，小說本身的『氣』維持住，身心狀態保持在高度專注的狀態，所以我認為紀律非常重要，尤其身為專職寫作者，我希望自己寫小說時能盡量減少外務，每天先把小說寫好再說。」
寫《摩天大樓》時，陳雪說自己陷入一種「卡關」的狀態——既活在小說的虛構世界，又同時處於現實介面，微妙的維度拉扯，讓陳雪的伴侶早餐人（她親暱地稱她「阿早」）擔憂了一陣子：「當時即使關了電腦，我還是不停地想，想小說的內容，想沒有進展的原因，因為《摩天大樓》中人物太繁複了，我感覺自己好像活在這些人構成的世界，而不是真實的世界。如果情况嚴重，阿早會扮演提醒的角色，她一察覺我陷進了那個狀態，就會拉我出去走路。」
和早餐人一起走路、牽手、散步，讓陳雪疏離寫作的亢奮情緒，有時不經意激發靈感、脫離困局；來自身邊人的支持，讓瘋魔的情緒結界，軟化為一雙相握的溫暖手掌，「我也會提醒自己：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本身會給我們養分，去滋養寫作時的孤獨。每位專業的長篇小說家都只能透過不斷的揣摩和練習，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生活的方式。這幾年我也非常忙碌，也學習着應該用哪一種方式來維持專注，隨着年齡與作品的規模，尋找最適合自己的節奏」。關於寫作的關鍵，陳雪的建議既樸實又講究，「我建議早上起牀就寫，因為早晨是我們最不受外界打擾的時光——找一個假日的早晨專心地寫，寫的人自身掌握了節奏，才能讓小說維持不間斷地呼吸」。
一處明亮溫暖的居所
城市，街道，房間，窗口——陳雪的小說對於人生存的空間似乎特別敏感，人的情感結構與生存狀態及其生活空間的對應，在陳雪筆下成為特殊的敘事結構；空間與人身的繁複對話，構成虛構與現實交錯的路徑，引讀者踱入其小說迷宮。
「我的小說確實常從某個空間場景展開，例如《迷宮中的戀人》中，描寫赴醫就診的一條路；《摩天大樓》寫一棟大廈中各個房間裏發生的情節——人跟所處的空間是密不可分的，不同人在不同空間中發生的事情，是我說故事的技法之一。」陳雪說。
之所以着迷於描寫街景、房間、大樓，將人置諸於異度般的日常空間中，「可能是因為我是街頭長大的孩子，小時候過着顛沛流離的日子，讓我時常會想像一個理想的家庭狀態。我這幾年切身感覺到，即使我們生活在都市裏，好像很方便迅捷、好像什麼都有，但其實生活中充滿了各種盤讓和妥協，人跟自己的居住空間關係是最密切的，城市人卻因此遭遇很多困難，不得不租屋度日，不得不處處低頭，這樣子的關係本身就充滿了故事性。」即使已經成人、擺脫了孩時的流蕩不安，她迄今卻仍經常做着重複的夢境：「我總是夢到老家，但房子不是現實裏的樣子，有時候是別墅，有時則是森林小屋，有時是我地道石穴，或者一處觀光勝地，或者是相當尋常的、被整修得明亮舒適的普通的房子。我覺得『家』正象徵着我們自身的過往，之所以夢見家變成各種型態，可能是我心裏糾結的殘念：我們希望把關於家和自己的過去整理乾淨，但現實裏卻沒有能力這麼做，因為發生的事已無可挽回了。」
這纏繞不去的主題，也在陳雪的小說中如影子般緊隨不捨，「我希望可以待在一座明亮、簡潔、溫暖的房子裏，因為我追求的只是一個理想的寫作空間，而我寫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也許這就是最簡單的解釋——我坐在這裏寫作，看見周遭的擺設，想起自己與周遭的人們住在怎麼樣的環境、過着怎麼樣的生活，接連想起成長的地方，那個地方會帶給我們終生的影響」。
前陣子，陳雪的母親開刀住院，照顧母親的期間，反而引起離家的女兒重新去親近、了解原本老家的念頭：「現在想想，我的老家也沒那麼差，當時的家的樣子，其實是適合我爸媽的生活狀態。現在我和阿早也是租房子過活，我們要的只是一種簡單的生活，這也滿好的。台北或香港等城市，連最基本給年輕人一間好好生活的屋子都屬難事，這也是寫《摩天大樓》時我思考的問題之一。」從《台妹時光》、《人妻日記》、《戀愛課》、《我們都是千瘡百孔的戀人》以至最新散文集《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相對於小說寫作的嚴謹，陳雪的散文相對的自由而舒適，包括了她日常的臉書文章、與早餐人間的對話、寫作之餘的思索、生活中的點滴靈光，都成為她寫散文時思索的習題。
寫小說般地談着戀愛
對於陳雪而言，愛情，是依偎在沙發上一起看網球、一起養貓、一起做菜和吃飯，同時，愛又是極強大而具限定性的神祕之物：「年輕時，我覺得愛是不可理喻也不能理性控制的，我們投身愛情，正是因為那摧枯拉朽的力量。」陳雪說。作為一名愛的練習者，陳雪認為，當愛情穩定下來成為一段關係、一個特定對象，憑藉的不僅是激情與衝動，更是愛與被愛的能力和自覺，「當愛情進入一段兩人愛情關係之後，會發生許多我們意想不到的事，如果要讓愛能夠繼續，我們便需要一項能力來自我啟發、產生自覺，所以我認為，愛，是可以透過後天學會的——至少在我身上是如此」。她說，自己四十歲前都以本能去愛人，「但欲望消滅後，就像撒了種籽、花開花謝無影蹤，能做的只有等待下一次撒種，卻永遠無結果」。她微微撐起下巴，「到了一個年齡後，我漸漸希望可以長駐於一段關係，所以我寫這些散文的起因，都是為了讓自己待在關係裏慢慢的變化，變得更長久、更柔軟。我相信透過自省與思考，去觀察人在愛情中的行為跟反應，當中有些確實是我們能夠加以控制與馴養的，如此一來，我們便能夠與另一個人更好、更久的相愛、相處，不只是一時的花開花謝，而是兩人攜手共同創造出些什麼——就像寫小說吧！我希望愛情就像我投身小說寫作般的值得努力、重複地練習、懂得克制、也有理智。這樣的過程不但讓我靜定在關係裏，也讓我更深刻面對自己的問題，這是唯有身處一段感情關係中才能觸碰到的自我理解，日復一日的現實生活、重複吃喝拉撒的細節與儀式，讓我覺得自己得以成為更完整、具體的一個人」。
散文的書寫帶給了她力量，她希望也將這樣的力量傳給更多人，教人即使在愛裏受了傷，也不要輕易絕望，「談論愛情一點也不庸俗，總要有人告訴年輕的人們，如何在愛裏不要受重傷，我曾經孤獨地摸索着走過最黑暗的痛苦，才會希望我曾領受的痛苦帶給其他人一點點基本的心理支持，不只是被傷害之後無助地哭泣，因為人是有力量改變的」。她非常堅定：「如今，我不只把自己當作一名小說家，而是一個完整的人，有各種身分，有想做的事情，寫這樣的散文，就是我想做的。」
關於字母會：文學的初心
二○一二年，字母會啟動之始，陳雪、駱以軍、顏忠賢、童偉格等小說家，在哲學家楊凱麟的策劃下，開啟了迄今已然五年的寫作長跑，後來加入胡淑雯、潘怡帆與黃崇凱。身為字母會第一代成員，問陳雪這個奇特的寫作團塊般的小說複合體如何產生？她聳聳肩膀說：就是朋友間的聚會啊，「我們幾個聚在一塊時，本來也就常常聊寫作的事，後來想到：不如來做件什麼事情吧，所以當楊凱麟提出『字母會』這個文學行動，理所當然的就從文學聚會變成了文學實驗，後來更變成各人對文學的實踐。本來我寫作是一個人關起門來寫的，但是字母會有了楊凱麟的哲學養分，提供我們不同的實力，大伙互相鼓勵也像互相競賽般寫了五年，在今年出版了第一季的《字母會A-F》。」面對這個史無前例的文學團體，許多人問着：字母會是什麼？而陳雪說：字母會「可能」會是這樣的——「我希望透過字母會，在台灣重新喚醒小說創作的可能性，台灣的寫作環境其實相當辛苦，但一直都有很多人一直努力的寫作，如果透過這樣的文學實驗，能召喚年輕的讀者或寫作者加入行列，那就是字母會可能成為的意義。」
「每一次楊凱麟列出的詞條，其實都會讓我陷入苦思，我本來就不是理論派的小說家，只能努力的尋思如何將這些詞彙變成小說，辛苦但卻時有所幫助，以往我可能並不會思考小說跟哲學的關係，以及小說與當代字彙之間的關聯，每一次的題目與解釋都是楊凱麟寫的，他會向我們介紹其他法國哲學家、思想家的內容。也許我現在無法仍確切說明，但我知道如果沒有字母會，《摩天大樓》這部小說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模樣。」陳雪說道。而字母會進行的過程中，作家們互相閱讀、討論，也發揮了極好的心智影響，「我們彼此的寫作風格都差異很大，我覺得這層影響是發生精神上的，例如童偉格就給了我很多幫助；而駱以軍本來就是我的好友，這段期間我們共同經歷了病痛、小說的出版，這些過程帶給我很多友誼與同儕的鼓勵，讓創作者在如今這樣衰敗的文學環境下，還是希望去握住文學的初心」。
香港文學的在地性
一直熱愛香港電影的陳雪，從杜琪峰看到周星馳，喜歡陳果的《榴槤飄飄》，一路也眼見香港的改變，「有趣的是，我接觸的香港導演反而比台灣導演還多。」她說，「〈蝴蝶的記號〉改編成電影《蝴蝶》時，我也去香港看了首映。二○一○年時，我參加香港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在香港待了一個月，住在酒店裏，去學生餐廳吃飯，但我偏愛搭巴士去九龍吃飯、走路，我非常喜歡九龍，首先是九龍城寨的緣故，雖然如今只剩下遺址；再來是九龍消費便宜，我每天都去固定一家茶餐廳吃飯，去那兒弄頭髮、逛街。馬家輝也帶我去過廟街，去大牌檔吃飯，那是台灣人想像中的香港，很正常，很繁喧，而九龍的生活方式與物價則更接近我習慣的樣子。」
比起台北，陳雪說，香港更讓她體會安身立命之不易：「我完全了解住在狹窄劏房裏的感受，香港人的心情應該和台北人滿像的，但香港更加高度地都市化、現代化，我想香港人的體感更不一樣。作家工作坊的經驗讓我改變了不少，在這之前，我一直沒有清楚意識到自己的作家身分，早年時我一直在打工，把『陳雪』這個名字壓得很低，但當年經過這麼一遭，回來台灣後，我更確認自己是一名作家，寫小說就是我的工作，整個人感覺自在多了。現在我還是很喜歡香港，香港有很多我的朋友，何况我們這一輩是看港片長大的，在香港街頭走路時，覺得這就是我的家呀！」
「我覺得香港文學現在也進入了某種新的狀態。香港的作家們非常投入社會議題與本土化問題，我很欣賞這一點！他們的書寫、生活與行動是一體成形的，努力地去保留香港的在地性，例如馬家輝用粵語寫作，其他年代作家們如董啟章、韓麗珠、李智良，他們用各自的世代、生活背景與家庭經驗，來保留香港某一段時空的記憶與事件。雖然香港的文學環境可能並不好，但還是很多人在寫，透過苦行的方式寫出很多好作品。香港文學館近年成立，讓我體會到香港文學的行動力有多堅韌，以及香港作家們的身分意識多麼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