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獲2019年勞倫斯奧立佛奬最佳新話劇與話劇導演、男主角的Matthew Lopez劇作「遺產」，改寫自E. M. 佛斯特E. M. Forster的小說【此情可問天】Howards End，時代背景擺在愛滋風暴過後三十年的現代紐約同志圈，長達七小時的全劇分為兩部，第一部剛開場，佛斯特就以其暱稱Morgan的身份登場，以旁觀者或說書人的角色引導著故事，而第二部中Morgan退場離去後，又出現一名叫Margaret的老婦（與【此情可問天】女主角同名，最初由凡妮莎蕾格烈芙Venessa Redgrave飾演），以她的回憶帶著劇中人與觀眾再度回到1980愛滋風暴，理解在那個最惡劣的時代中，同志的身份認同與集體意識，如何與這個已趨向正常開放的當代同志生活，找到連繫。
我也曾經懷疑困惑於這樣的問題，那就是做為同性戀者的身份，在這樣一個人的內心中，為什麼可能壓倒性地遮蓋住，做為一個人所應該擁有的其他特質與身份，像是親族關係、職業、宗教、血統、政治傾向、社會階級等等呢？難道是因為性這件事在生命中真的佔有這麼高的意義比重嗎？後來我才慢慢地理解到，那些越是可以簡單地辨識自己、歸類自己、化約自己的條件與元素，越是可能讓自己變得面目模糊，看起來和他人並無二致，但反而是那些必須經過掙扎、排拒、壓抑、摧毀後才願意面對與認同的部分，才會是深深刻劃在心坎上的那個我的存在。
而這刻骨銘心的生命經驗，則必然來自於成長過程中一連串與慾望相關，慘烈的自我質疑與挫敗感，姑且不論那可能因為氣質性格或外觀打扮的不同所招來的嘲弄、排斥、鄙夷與霸凌，就算把自己包裹藏匿得好好的，還是要面對著巨大得足以讓人喘不過氣來的困惑茫然，因為在觸手可及的一切中，既找不到可以輕鬆認同的對象、看不到可以投射想像的生活願景，也問不到可以解釋開導疑問的人，孑然的哀傷，無法被理解也無法自我理解的糾結，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是否在某個角落也有人存在著這樣的困惑。這也正是存在於「遺產」中的某種焦慮，劇情裡因為面臨感情與事業都不順遂而憤慨抱怨的Toby，和算是創造出他來的小說家E. M. 佛斯特（也就是Morgan）鬥嘴時，失控地責怪他終身不曾坦承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不曾替為此受苦的人發聲，甚至以此為題材創作的【墨利斯的情人】Maurice也被他藏了幾十年不敢發表，他規矩優雅的人生，不過就像是一部墨詮艾佛利Merchant-Ivory的古典文藝片。哀傷失落的佛斯特後來也坦承，如果當初可以不在意社會異樣的眼光，而大膽地將【墨利斯的情人】出版，或許有許多活在恐懼、困惑、抑鬱、孤寂的少年，可以在作品中找到一部分的自己，因而知道自己並不無助，知道有人也理解這樣的處境，甚至可能想像出不那麼悲觀的未來，或許，能夠拯救一些生命，能夠紓解一點絕望。
而故事裡的中心人物（對應【此情可問天】裡的施曼綺Margaret Schlegal）Eric在一場他為新摯友Walter（【此情可問天】裡的魏茹絲Ruth Wilcox）與其他死黨好友所辦的餐會中，也提到了他們類似的焦慮，那就是，在這個網路極其發達的時代，年輕的同志們需要知道什麼資訊，上網去查就源源不絕，想要來場無負擔的性愛，打開交友軟體便唾手可得，於是，從同志運動開始之後逐漸公開而凝聚的社群，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雖然做為同志所需的知識、訊息、情趣、故事、對象都因為網路變得輕鬆簡單，但原本存在於這個族群、這個團體內部，帶有溫度的口述歷史、那種彼此知悉依賴的羈絆、分享著相同壓抑挫敗經驗的默契，都可能因此而變得稀薄。當一個人不再需要去理解或想像，同志現在這樣的景況，究竟是經歷過什麼樣抗爭與死亡的代價而得來，或是不再去記得那個瘟疫蔓延時代曾遭受過的肉體與心靈摧折，這樣的「正常」也許該說是幸福的，但不也可能是危險而脆弱的嗎？
這應該也正是劇作家Matthew Lopez從佛斯特小說裡那個主旨「Only connect」中找到的共鳴，那樣的連繫不是單純肉體的、感情的或人際間的接觸，而是更深層次的凝聚力，如同一個民族般擁有著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渴望與創傷，是這些讓這樣一群人形成一個共同體，而將一種價值、信念與尊嚴，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在劇中，這個傳承意念的具象，就是Walter在紐約上州鄉間的那棟房子，那原本是Walter與Henry（Walter的多年男友）在愛滋病肆虐之時，他們逃離一切、甜蜜隱居的地方，卻在一次偶遇之後，成為Walter連續多年收容並照料末期同志患者的庇護所。那場恐怖的災難，讓Walter奮不顧身地投入於那個歷史事件中，成為故事的擁有者與傳遞者，但另一方面，Henry卻因為太過畏懼這樣的記憶，於是拒絕可能帶來創傷與遺憾的情愛，而不再願意建立起無保留的親密關係，只能逼著自己承受孤獨。
因此，找尋連繫、建立連繫，絕不是沒有代價的，因為常常伴隨著緊密且親密的連繫而來，是心痛，甚至是心碎。劇作中Lopez藉著E. M. 佛斯特（Morgan）之口對著年輕懵懂的Leo說，感情是沒有所謂美好結局的，或許會在小說裡出現，但真實情況卻是，無論是死亡或疏離或背叛，墜入愛河就是預約了未來的心痛。於是Leo洩氣地說，那我還是就讀讀書中描寫的感情就好了。Morgan卻說，不，你應該要親身去體驗，包含心痛心碎那屬於愛的一切。因為拒絕心痛心碎而選擇不去愛或克制去愛，便是斷裂了與他人之間的連繫，對佛斯特來說，那或許才真是最大的詛咒。
Lopez透過Morgan之口，接著又再說了一段非常動人的話：「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從來不曾為同志這個身份做出個理想的示範。那也是因為，當然，沒有人曾經教導過我們如何成為我們自己、如何去愛、如何去接受愛。我們無法在自身的文化中找到，所以我們只能在彼此身上尋找。秘密地、恐懼地，而有時愉悅地。我們受教育的場所在公園裡、在公廁裡、在火燒島的沙丘上，或在漢普斯德丘陵，在某些夜裡那兒甚至比牛津街還要熱鬧。那是危險的、禁忌的、鬼祟的，又是美好的。這一路上我們彼此傷害，有時，我們也造成彼此沈重的創痛。」
他繼續說：「創作【墨利斯的情人】是我人生中最驚恐也最興奮的一件事，而將它藏在世人看不見的地方，則是我最羞恥的事。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我沒能活著看見它對人們的生活帶來影響，如果我能掌握到一點蛛絲馬跡，知道你們如此迫切地需要讀它，就如同我迫切地需要寫它一般，我或許會勇敢一點。是你讓我知道了我的書，成為了男同志們之間相互教導、相互關愛、相互傷害、相互理解的鏈接中的一環，屬於歷史的、群體的、自己的遺產傳承。當你今天坐在這海灘的當下，你無從知道自己將會接觸到誰的生活，你可能會拯救了誰的生命。如果想要知道，你就必須去愛，即使你知道你會因此而心碎。而唯一能夠治癒心痛的方法就是，再去嘗試再去冒險。」
Lopez將佛斯特only connect中凡俗與熱情的連結，再加上了一種承受傷痛的記憶與預期，那確實普遍地存在於同志群體之中，甚至成為了一種辨識自己人的疤痕印記。劇本和【此情可問天】小說一樣將主要的人物們區分為三層的結構，只不過在這兒不是以階級、金錢做為隔層，而是以世代做為分界，更明確地說，是以經歷過愛滋病夢魘、躲過愛滋病肆虐、漸漸遠離被視為絕症的愛滋病，這三個不一樣的世代，從石牆事件與愛滋爆發的創傷，到找尋解藥與平權運動的新生，到同志婚姻與多元性別的進化，是一代踩在前一代佈滿累累傷痕的肩背上，所開展出的新視野，握在手上可能的幸福、可能的失落，和其他人漸漸不再那麼不同，這也正就是主題所指出的「遺產」。
而原典【此情可問天】裡不同階級間的衝突與連結，Lopez當然也拉進了他的劇本之中，其中Adam和Leo如鏡像般的設計，是最為精彩的部分。舞台上這兩個角色都是由同一個年輕演員演出的，情節中也顯現兩人長相極為神似，但Adam被生母拋棄之後，被一對富裕慷慨的夫妻收養，長大後渴望成為演員，而在故事中心人物Eric和Toby的一番培植後，也順利成為劇場界的明日之星；Leo則是跟著生活困頓的年輕母親，在中西部輾轉於各種零工與男人之間，青春期時的Leo因為遭母親的男友誘拐，最後被趕出家門，流落到紐約當男妓。這兩人甚至可能是血緣上的兄弟或雙胞胎，同樣聰慧敏感、同樣熱愛閱讀，卻因為不同的機遇與資源獲得，而成為了完全不同的人，連面對疾病（愛滋）的感染威脅也有了天壤之別的情況。
劇作家將這兩個或許基因相仿但在截然不同環境下長成的男孩，藉著Toby居間做出了如鏡像般非常厲害的對比。生活優渥順遂的Adam，對於自身年輕美貌的運用其實是任性而殘忍的，是種內在空虛的變形投射，他需要他人熱切渴望的眼神來滿足自己，於是他投入了布拉格同志三溫暖的雜交性愛，體驗著陌生人如餓狼般的戀慕，然後他再以此撩動起Toby的慾望，讓他臣服於腳下，接著又無情惡狠地將其踢開。而對Leo來說，他的青春美好卻像是種詛咒，想佔他便宜的人用金錢廉價地剝削利用他，他在Toby身上以為找到了可容身之處，可以不必再將身體的感受與心理的需要分離開來，卻反而一步一步地走向更為幽暗的深谷，火燒島上那一場場被推進去的雜交性愛，像是無止盡的惡夢，像是在陌生人的肉體摧殘中，
幻想著可能存在的愛情承諾。
這宛如食物鏈般一層一層的無望迷戀，到了第二部後段，最頂層的Adam與最底層的Leo魔幻般的見面中達到高潮，這個段落讓人不禁聯想到2019年的那部電影《我們》US，究竟我們會是光線下的實體，抑或只是藏在背後被踩在腳下的影子，決定的關鍵也許只在轉念之間（如果他們兩人是兄弟，他們的母親在決定放棄Adam或決定留下Leo的那刻，就決定了兩人完全不同的命運與性格）。但我們卻也看到Adam在面對這個衣衫襤褸、奄奄一息的男孩時（可能根本看不出兩人容貌的神似），所產生的那單純的、突發的善意，卻又再度改變了Leo接下來的人生（也同時包括了Eric的人生），讓原本惡性循環的狀態自此得以扭轉。
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男同志總是對於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慾望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裡Blanche DuBois最後那句台詞「我總是依賴著陌生人的善意」I have always depended on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特別心有戚戚，那是一種群體內部的共同體驗，在陌生人的身上獲得溫暖、找到安慰、體驗狂喜、理解愛，這種相互的支持與需要，依賴的並不是血緣、民族、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的連結，而是各自在孤獨地追尋自我過程中產生的默契與共鳴。這時Lopez似乎又將階級上的意識，拉回到那個同志之間相互扶持的精神遺產上，那是種精神上的血緣關係，直覺的、心有靈犀的體貼，可以讓先天上的不同、環境上的差距，透過這種共有的傳承與共有的意識，得到些許彌平，而這似乎也正是Lopez在「遺產」這齣劇最後的未來式中，所提出的殷切柔軟期望。（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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