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生。卵生。蠶－－向王鼎鈞先生請益
（前言：這篇對話錄，是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囑咐而作。相對於王鼎鈞先生而言，我既是晚輩且寫作成績太少，所以，說是對談，是門面話，其實是請益。從這次請益過程中，我進一步領悟到什麼叫做「長者風範」與「器識」。刊出時原題〈千山千水千才子〉）。
阿盛：「文學作品可以分成胎生的或卵生的。」這是《我們現代人》序文中的一句話。
以這樣的觀點來分析文學作品，確是相當中肯，王先生，我想借用這個觀點來看「鄉土文學論戰」與「小說散文同質化」問題。
容我冒味請教。我的看法是，一九七○年代中晚期，臺灣一地產生的鄉土文學論戰，其影響值得部分正面肯定；論戰後，文學發展更開放更多元更活潑了，高上秦（信疆）先生必然會在現代文學史上被記一大功，微其人，也許如今有很多年輕作家的成績要打大折扣。
卻是，當年如果論戰者都能抽離狹仄的本位意識，不做惡意、看風向的誣栽攻訐，那麼，論戰的負面後遺症應該是會減少一點。
「胎生的文學作品像母親要生育，但便是無法隨意控制結果；卵生的文學作品像母雞在孵蛋，給它熱給它愛給它生命。」您這麼譬喻。
顯然我極喜歡這種不牽扯到意識形態對立的文學分類方式。較諸將文學分成現代派、鄉土派，您的說法是更寬廣、更有意義多了。
母雞抱蛋的「姿勢」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真心要孕育生命，我領悟如此。
同樣的，「同質化」並無不妥，我一直認為，文學是個天大地大的籠子，寫作者都離不開它的籠罩。那麼，游走在靠近散文這一邊，或是來回游走在散文小說兩邊，都沒什麼不好，何必堅持畫清界限？這與畫分你我派一般無趣，文不出格，筆下多礙，勿必勿固，乃能精采。
王鼎鈞：敏盛兄給我出題目，他問，是否可討論散文小說同質化現象，他解釋，所謂同質，大意是說散文和小說之間的界限越來模糊了。
我涉獵不廣，深以未能讀到有關言論為憾，這「文體綜合」的趨勢倒是感受到了。在文體分類家心目中──我是受過他們影響的──小說、散文各有法式，但若執以衡量今天的作品，或將覺得許多都出了格。出格無妨，只要能自成一格。不知這話是否能得到文體分類家的首肯？
這小說、散文的法式，在作家心目中原是存在的，但作家常是掙脫束縛之人，小說結構向主謹嚴，小說家略一放鬆自己，作品就有了散文化的傾向。散文乃是小道中的小道，寫散文的人心有未甘，越區行獵，小說的表現方法也就盡在我們眼底了。
以敏盛兄的名作，那篇談廁所的文章來說吧，被推為散文中的妙品，若論技法，他的材料圍繞著主題捲得那樣緊，是散文常見的寫法嗎？在他筆下，「廁所」就是一個人物，一個主角，同類的散文很多嗎？如果敏盛兄聽說有人指出那篇作品頗有短篇小說筆意，或者要會心一笑吧。
文體綜合的嘗試，不僅在小說與散文之間，它的規模很大，四大體裁（詩、散文、小說、戲劇）正互相滲透，後事如何，非我所能逆料。此時我只能說，詩、散文、小說、劇本，四者確有分別。為了便於觀摩，有時必須誇張四者相異之點，尋求它們個別的特色。作家當然可以不落窠臼，兼採眾體，但是作家乃是有意識的這樣做，不是無意識的這樣做。譬如寫字，寫顏是顏，寫柳是柳，然後你可以非顏非柳，亦顏亦柳。所以文體的分類仍然有其意義。
阿盛：「有沒有一種蠶可以結了一個繭再結第二個、第三個呢？有，它的別名叫做人。」您如是說。
從《情人眼》到《海水天涯中國人》，我讀過您的九本書，我大略能看出您的突破過程，我深以您這句話為然：「蠶，經過螞蟻一般的年代，毛蟲一般的年代，木乃伊一般的年代，每一次突破都很痛苦。」
由於職務調動，曾經我在研究大陸現狀的單位服務，因此得以閱讀一些大陸作家的作品。我將臺海兩岸的文學作品拿來比較，臺灣的作家，文筆技巧確實好過對方，而氣勢、器度則有遜。
我無意貶人抬己，那不是磊落行徑。但我要坦白說，許多臺灣的作家詩人，一直停在「螞蟻般的或毛蟲般的年代」，他們的作品恆常不見對土地人民社會家園的熱與愛，無法「演繹成很長的條理」。
文學是一條長遠長遠的路，不能老是賴在一個定點上做呢喃的小兒女。
散文與詩的體裁似乎比小說更適合「呢喃」？至少在臺灣是如此。而就我所知，大陸作家似乎並不熱中寫作「吾土吾民」的作品。您在海外，這方面料是知道得多一點。
王鼎鈞：敏盛兄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你覺得大陸上的文學作品怎麼樣，可不可以跟臺灣的文學作品作個比較。這倒可以跟前面的文體問題連接起來。我覺得大陸上的作家仍然很重視文體的區分，小說是小說，散文是散文，中規中矩，不輕易越出雷池。
大陸上的文學作品我也讀得少，不過占地利之便，可能比敏盛兄多讀幾本，而且有很多機會聽人爭辯大陸文學作品與臺灣文學作品孰為優劣。就爭辯的內容而論，那是言志與載道孰優孰劣、集體主義與個人自由孰優孰劣。這種爭論使我想起一個故事來。很久很久以前，中國士子都在讀線裝書的時候，一個北方士子和一個南方士子相遇，兩人爭辯究竟南方好還是北方好。南方的士子說，我們南方是「千山千水千才子」，另一個士子卻說，北方有「一天一地一聖人」。
臺灣的文學現象無愧是「千山千水千才子」，技巧新，色調美，變化多。大陸文壇則以「一天一地一聖人」自許，主題單一，內容嚴肅，格局宏大。大陸上這一天一地，自是分明俱在，問題是究竟聖人在哪兒？沒有聖人，這一天一地就太空曠，適足以襯托千山千水的繁麗。才子言志，其志可能甚小，發為詩文，近情而親民。小道欲求可觀，必須提高藝術性，文學創作作為一藝術上的滿足。聖人之徒載道而行，其志甚大，志愈大，作品與作品間的差異愈小，作品倚主題而立，創作為一道德上的滿足，甚或是一種紀律上的滿足。海外有人說，臺灣的文學作品令人愛、不能令人敬，大陸的文學作品令人敬、不能令人愛，這話是否公平，敏盛兄可以就臺灣的部分先作斷案。
阿盛：經常有學生問我：王鼎鈞先生近來的寫作狀況如何？是否仍將出版書？怎麼聯絡？
我只知您客居紐約法拉盛，一九七八年出國至今，對您的印象，全由大作中得來，最喜歡的是《碎琉璃》和《人生三書》。我曾在演講時對東吳、淡江二大學的學生做過小調查，學生最喜歡的大作，除了上述四本書之外，還有《海水天涯中國人》。
可否請您談談寫作計畫？
王鼎鈞：敏盛兄要我談談自己寫作的狀況，想是他宅心仁厚，故意給我一次「免費廣告」的機會。我因為忘不了少年時伶仃孤苦、無師無友，中年以後情不自禁的要寫些東西幫助年輕的朋友們，也有幸得到他們的採納，使我在社會中扮成一個角色。但是我還有別的寫作衝動，那些東西一旦寫出來，對青少年未必合宜，這就產生了顧慮，發生了「角色的衝突」。
我很羨慕那些在寫作上一往直前、百無禁忌的人。寫作本來就是展開自己、完成自己，自己有什麼就讓人看甚麼，社會只能在事後選擇，不宜在事先預訂。今天的臺灣，大體上說，已經給文學一個這樣的環境，我們躬逢其盛，也就見賢思齊吧。
原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八六、十二、二
收錄於《十殿閻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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