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講古－－評阿盛的《秀才樓五更鼓》 楊照
解嚴之後台灣社會文化的一項重要改變，就是歷史意識的中心主軸逐漸由過去的中國轉移到台灣本土。而台灣史、台灣的過去的追索、寫作，無疑是這項轉移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台灣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長期的邊疆性格，加上四九年以後體制對本土漠視產生的歷史失憶症，造成八０年代後期以來台灣歷史寫作的一項特色：即文獻資料的重要性在歷史重建中退居第二線的地位。這從舊式中國史敘事、研究模式看來，不免表現為「史無實錄」的遺憾歎息；然而如果從這種模式範限裡解脫出來，我們似乎也可視這項特性為台灣新歷史意識活潑成長的重要契機。
文獻的嚴重匱乏，的確在剛開始令對台灣過去有興趣的人，面臨無從著手的困難。然而這種困境隨而迫使意欲研究台灣歷史的人，逐漸放棄舊式以帝王將相等政治人物、事蹟為歷史重心的觀念，轉而朝社會史研究一般平民生活面相的方向靠攏。
最明顯的例子如日據時代《警察沿革誌》成為許多研究的重要依據，而這份日本總督府用來紀錄「反亂」事件來龍去脈的史料，其中的平民色彩自然與中國史裡的「正史」傳統大相逕庭。以《警察沿革誌》為資料寫作的歷史也自然和課本裡取材「正史」的條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觀點。
又例如官方遲遲不願公布關於「二二八」的資料，非但無法阻止社會對該事件的好奇、探訪，反而使得「二二八」的研究、寫作，逐漸由最初對若干失蹤、被殺精英人士的注意，轉移到依靠大量口述、回憶資料的「民眾史」上。口述資料難免會出現各說各話的現象，在各說各話的爭執中，歷史應該定於一尊、應該準備好種種標準答案的「正統」派神話，也就一步步地被侵蝕瓦解。
這些現象彼此互相指涉，慢慢地在台灣社會裡形成一個新興的歷史論述，這論述與其他領域裡的新興勢力一樣，悍然地對官方既成體制結構進行「民間挑戰」。它所挑戰的對象已不限於「歷史」的內容應不應該包括台灣本身的過去，而是擴大地挑戰「歷史」本身根深柢固的文類定義。
歷史的敘述是不是一定要有刻板、單調的成規？在沒有明確文獻資料的情況下，歷史與鄉野傳說間的界限要怎樣劃分？歷史應該是誰的？什麼樣的人的觀點可以在歷史寫作中享有真理特權？……
這些都是歷史論述「民間挑戰」提出的重要問題，同時也都是解讀《秀才樓五更鼓》時不能不問的問題。
如果把阿盛的這本小說放置在剛剛所描繪的台灣歷史寫作新論述脈絡裡來看，有幾項重要的意義值得指出：
第一，阿盛在〈起題〉、〈終節〉裡採取的高姿態，基本上見證了台灣史地位在這幾年內的迅速高漲。阿盛理直氣壯，不但擺脫了過去一些碰觸台灣史時表現出的誠惶誠恐，小心翼翼的修辭，甚至連功能性（鑑往知來）的藉口都不必有了。生在台灣，長在台灣，了解台灣史本身就是項無上道德指令（moral imperative）。
第二，阿盛的作品進一步挑戰「歷史」的文類定義。在表面上《秀才樓五更鼓》是一部小說，而且其情節發展夾雜不少通俗小說的悲喜轉折（melodramatic twists）。可是另一方面，阿盛卻強調故事的真實歷史地位，他構思、蒐集資料乃至動筆寫作的時間也被拿來當作這部小說強烈歷史性的保證。這種作法游移於既有「小說」、「歷史」乃至「歷史小說」等文類的領域間，自行開拓出新的空間，其實大可以視為一項文類革命的先鋒式宣言。配合著台灣史新論述強烈的社會史傾向，我們可以說學院式現有的文學、歷史分類概念，顯然已經不足以處理這類革命性的作品，我們需要更廣闊的分類架構，才能認真掌握像《秀才樓五更鼓》這種作品的豐富意義。
第三，《秀才樓五更鼓》處理的主題是「抗日」。這在台灣文學史裡當然不是個新鮮的題目。終戰之後，台灣前輩作家曾以抗日經驗為重心，建立了陳芳明所謂的「孤兒文學」傳統（註）。五、六０年代的「孤兒文學」中所反映出的抗日經驗，基本上日據時代中晚期，以社會運動為主的經驗。這段經驗的主要特色是日木殖民統治基本上已經穩固，經濟剝削的糖業機制也已建立網絡，所以總督府方面對待台民的政治、社會反對運動，基本上抓緊帝國財政利益為標準，在不傷害財政利益的情況下，不會採取嚴厲措施。
這條「孤兒文學」脈流，到了後來匯注入反抗國民黨，宣洩台灣人出頭天的「本土」意識中，一方面藉抗日史蹟偷渡、保存抗爭理念；另一方面也隱含對比國民黨政權比日本總督府還要惡劣壓迫的意思。
阿盛的抗日小說顯然跳過了這個「孤兒文學」傳統，而將敘事時間提早到日據時代中期的關鍵年代，一九０二年，當年三月到五月間，台灣早期武裝叛亂勢力殘餘一一被肅清，柯鐵舊部、黃國鎮部以及林少貓一家先後遭到屠殺。在這個武力抗日勢力衰微的氣氛中，傳奇性的另一項反叛活動從端午節前夕多線展開。
跳過「孤兒文學」反映的後期抗日經驗，同時意識著跳過了將日本統治下台灣人刻畫為「孤兒命運」的文學成規。事實上，在《秀才樓五更鼓》中，共同被迫害、失離的台灣人整體根本不存在。我們看到的是遠為複雜的多族群面貌。跳過「孤兒文學」更是跳過了日據的平和時期，回到征台初期日軍殺人如麻的恐怖階段。
阿盛解開過去抗日故事固定的套鎖，很努力地還給我們一個多樣、多變的臺灣歷史情境。在這個歷史情境裡，讀漢書、懂漢文最多最深的秀才鄉紳，非但沒有站在文化民族主義立場上積極抗日，反而成為最鄉愿的投機者。真正抗日不怕死的是有地有產的農民。而讓日本高野大尉百思不解的農民堅持反叛的理由，其實也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單純不甘淪為人奴的傲氣。這些正面地否定了我們歷史課本平面的民族主義抗日觀。
另一方面，那個歷史情境下，流民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在那個社會裡沒有固定的階級屬性，也沒有階級利益。統治者的更換對於這些本來就生存在社會規範構築之外的人，意義不是那麼重大。因此他們可以抓住動亂的時機，在不同團體間合縱連橫。而飽受漢人欺負的平埔族則利用日人勢力進行報復，頻頻「賞金出草」。甚至漢人之間的地域差異，也在抗日的勢力倚輕倚重變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拆穿了台灣人一體受外來政權統治，一體受難的簡單繪相、還給台灣社會因族群、階級而分裂的實貌。
更有甚者，阿盛多次將故事的敘述觀點轉移給高野大尉。透過高野的心思、日人對台灣的侵略占領也不再僅是砍砍殺殺，而充滿了許多歧義，彼此拮抗衝突。
阿盛的努力，無疑地會在台灣史新論述裡佔有一個特別的地位。《秀才樓五更鼓》正是以作品顯示了：台灣歷史的寫作會在舊有的枯燥繁瑣及平面化困局裡，找出新的路子來構建於情於理都更近乎史實的豐富文本（thicktext）。這樣的文本一旦成立，如果還有人想以「虛構」為理由剝奪其歷史敘述的地位，將只會暴露自身抱持的舊式文類概念的困窮，而無害於一般讀者從文本中讀出多層的歷史意義，進而涵養自己的歷史意識。
註：見宋冬陽（陳芳明）著《放膽文章拚命酒》，一九八八年，林白出版社，頁五－七、頁九七、頁一七五等處。
收錄於《秀才樓五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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