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聽到齊教授的名字，是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間。那時候，我在臺大中文研究所讀碩士班，我的大學同班同學朱廷獻，受聘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擔任李滌生主任的助教，李主任希望我提前畢業去該校擔任講師，約我見面。我到臺中去拜訪李主任時，他提到同校外文系主任齊教授和教法文的顧保鵠神父（臺中光啟出版社主編，剛為我出版《微波集》），問我認不認識齊主任，並且說出她的名字就出自《詩經》的「邦之媛兮」那句詩。當時我表示不認識，也不明白李主任提起她有何用意，但基於對《詩經》的愛好，齊教授的名字從此牢記在心。
共事於國立編譯館
第一次和齊教授正式見面交談，則是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的秋天。那時候，我剛從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獲得國家文學博士，留系擔任副教授，同時在國立編譯館參與「國中國文」教科書的編輯工作。那時候，齊教授經已經離開中興大學，出任國立編譯館的編纂，兼人文社會組主任，又兼教科書組主任，同時在臺大外文系兼課，講授「高級英文」。她從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到館任職之後，由於思想開放，勇於任事，開始對部定中小學教科書多所革新。對於「國中國文」教科書，她不但請了屈萬里老師擔任編審會的主任委員，而且也請了張亨（臺大）、戴璉璋（師大）、應裕康（政大）三位資深教授負責編輯小組的工作。在我博士班畢業的前一年，主編張亨教授已經邀我為新編課本第一、二冊的若干選文，作注解，寫課文分析、他們對我的表現似乎都還滿意，所以我博士班畢業時，恰巧應裕康教授應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辭去編輯小組一職，於是在張教授的推薦下，得到屈萬里老師的首肯，我遞補了這個職位。也因此，張教授陪我去編譯館見「齊先生」。
第一次到國立編譯館見齊教授，我不覺啞然失笑。原來我在臺大文學院迴廊不知已經見過她多少次，只是彼此不認識，沒有正式打招呼。她也說好像見過我，有些「面善」。張教授在旁見了，始則詫異，後亦釋然而笑。彼此都不陌生，自然沒說什麼客套話。我跟著張教授稱她「齊先生」。齊先生只說代表館方歡迎我加入編輯小組的行列，希望大家以後同心協力，把教科書編好，然就轉移話題，說她知道我也愛好寫作，常發表散文和詩作，開始興致勃勃地談起她正在進行的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計劃。那時候，她正與余光中、吳奚真、何欣、李達三合作，編選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二十五年間臺灣現代詩、散文、短篇小說的一些名篇佳作，譯成英文，想推介給國際文壇。她說得興高采烈，我則洗耳恭聽，不插半句話，但內心著實佩服她對臺灣文學的關心與推動工作的熱忱。
從此，我和齊先生常常見面。我參與「國中國文」教科書的編輯工作，是從新編課本第三冊開始，可能受了齊先生等人重視臺灣現代文藝創作的影響，編輯小組張亨、戴璉璋和我三人編選課文時，除了朱自清、徐志摩等等三十年代的名家作品之外，也常常推薦臺灣當代作家的詩文創作。從第三冊到第六冊，記得我們推薦的，包含余光中的〈鄉愁四韻〉、黃春明的〈魚〉、潘琦君的〈下雨天，真好〉、楊逵的〈春光關不住〉（由我建議改題為〈壓不扁的玫瑰花〉），以及蓉子、吳晟的新詩……等等。這跟以往舊版的課本，真有顯著的不同。齊先生也顯得很高興，還曾經特選張大千的一幅畫做為第三冊初版的封面。不過，也因此遇到了一些挫折。
因為我們編輯小組推薦的文章，必需通過審議委員會的認可，才可以正式成為課文。當時國中國文的審議委員，除了主任屈萬里老師、齊先生以及教育機關遴選的中學任課教師之外，還包括教育部次長朱匯森、老教育家孫邦正、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盧元駿、葉慶炳、羅聯添、楊承祖和館內資深編纂洪為溥、韓道誠等十多人。個個學養俱豐，經驗老到，每人考慮的因素和方向都不一樣。因此我們推薦的文章常常過不了關。
印象最深刻的是黃春明的〈魚〉，寫一個山中貧苦人家的小孩，騎腳踏車買魚，因掉了魚而和祖父引起誤會的一篇短篇小說。審議委員的意見分成兩派，有人斥其內容無聊，有人則說貼近現實；有人對文中寫小孩子騎大車「屁股一上一下」引為笑談，有人則說這反映人小車大，描寫非常生動。爭論非常激烈，前後開了兩三次會，才勉強過關。張亨教授氣得因此辭聘不幹了。齊先生因為是館方承辦業務的主管，會中不便發言，但聽說在會後作了一些協調的工作，對於張教授的辭職，更是多方勸慰，力加挽留，但最後仍然沒有成功。
從第四冊到第六冊，這套新版的「國中國文」教科書，在張亨教授辭職離開之後，是由戴璉璋教授和我兩個人勉力完成編輯工作的。齊先生和後來接替她職務的韓道誠先生，一路從旁協助，未曾干預。齊先生在這套新版教科書編完後不久，也離開了國立編譯館，先是出國訪問研究，後來回到臺大外文系專任教授。我因為葉慶炳教授的推薦，也在外文系教「中國文學史」，同時負責《中外文學》有關中國文學的編審工作，所以和齊先生仍然常常見面。
因為常常見面，很多事情習以為常，認為不足為奇，所以和齊先生那段期間見面、談話、交往的一些陳年往事，在記憶中多已一片模糊。只記得有兩三次在《中外文學》社的晚宴中，看到她和余光中、顏元叔意見不同時，她並不爭辯，但反應明快、語氣堅定，真的「不讓鬚眉」；只記得她有幾次談起她與林海音、林文月的交往，令人聽了，覺得無限溫馨；只記得她有一次和她丈夫羅先生來我家，和我太太閒話家常，言語嘔嘔，非常親切。另外，我還記得有一次曾和她、王德威、王建元當臺大醫學院「楓城文學獎」的評審，發現她對學生創作的鼓勵和指導真的充滿熱情……，我為此特地翻檢日記舊資料，終於找到了，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往事，評審紀錄全在《青杏》雜誌第六十期。
退而不休 關心臺灣文學
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夏，齊先生在臺大辦理退休手續。不過，在寫作和研究上，她是退而不休，或者應該說是另一新階段的開始。據我所知，她在退休後第一年，就由九歌出版社出版她所主編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小說卷》一至五冊，第二年就由爾雅出版社出版她的文學評論集《千年之淚》。該書她曾經親筆題署，送我一冊。那時候，行政院文建會正籌設國立臺灣文學館暨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請林今悔先生擔任籌備處主任。齊先生和我曾經應邀到臺南、高雄等地勘查館址。齊先生表現出極大的關懷與信心。那時候我也正應吳大猷院長之命，在中央研究院籌設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記得有一個研究人員申請案，申請者是臺大外文系的年輕博士，研究現代文學，請齊先生和侯健教授（時任臺大文學院長）審查。我親自送申請資料到他們家裡。審查結果，她的意見和侯教授很不一樣。她說她投反對票。就我個人而言，我是贊同齊先生的，覺得她的觀察深刻細膩，而且客觀公正。但是籌備處的其他諮詢委員，卻求才若渴，認為年輕博士是有缺點，但還可以改進，多數贊同侯教授的意見。我也不反對。齊先生似乎為此很不高興，從此不再主動與我連繫。
後來，我因眼疾開刀，辭去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的工作，離開臺大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和齊先生自然少有聯絡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齊先生似乎曾應金聖華教授之請，來校參加「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評審，在校園裡與我不期而遇，雖然仍然親切交談，但我總覺得少了以前曾經擁有的從容自在。說來也是我不對，當時因為養病和工作忙，竟然忘了請齊先生吃頓飯或喝個茶。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到二○○三年，屆齡退休，又轉往香港城市大學任教六年。這段期間偶爾從報刊雜誌看到有關臺灣文壇學界的消息。知道齊先生參加了「筆會」，和殷張蘭熙、王德威做了很多中文英譯、推介臺灣文學的工作，而且對「臺灣文學研究」也發表了一些看法。雖然和她難得一見，但我仍然為她高興，覺得她寶刀未老，壯心不已。
二○○九年七月初，我自香港城市大學退休，返臺定居，決定此後專心著述，不再教書。七月十八日看《聯合報》，看到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前一天為齊先生《巨流河》舉行新書發表會的一篇報導。文中說齊先生對出席的作家黃春明和讀者公開說，當年要不是她主編「國中國文」教科書，選用了黃春明的〈魚〉，如何如何遊說編審委員，「費盡心思」，「一一說服」，「甚至為此拜票」，那篇被斥為「無聊」的小說，是無法進入教科書的。還說她為此「隨時可能坐文字獄」……。我看了非常詫異，也有點生氣，覺得齊先生大言欺人，所言不但有違事實，而且太「政治化」了。我認為我應該出面糾正。不過繼而一想，這只是記者的報導，未必齊先生現場真的如是說。因而頗為猶豫。
八月九日。我到華山創意園區參加高信疆去世的追思會，順道去書店買《巨流河》。看了其中「文學播種－國中教科書改革」一節，覺得文筆非常優美，但所言有些的確不合事實。猜測可能她是記憶有誤，或是幫她整理資料的人搞錯了。不過可以確定上述記者的採訪報導，應無錯誤。
不久，臺大中文系同事前輩廖蔚卿教授病逝，九月二十三日我去參加追思會時，以前的助教柯慶明公開發言：當年他第一次買溫州街房子缺錢，幸虧廖老師、葉慶炳老師和吳宏一學長各借給他五萬元才湊足頭期款……。當時坐在我旁邊的一位系中同事，聽了問我是否真有此事，然後悄悄告訴我：近一兩年柯慶明與齊教授走得很近，還和簡媜、李惠綿幫齊教授寫書……，我聽了，不勝訝異，但沒有多問。
關於《巨流河》的記憶細節
後來，因為有幾位稍知內情的朋友，包含一位當時教科書的編審委員，幾次和我提及此事，並且告訴我一些奇怪的流言，加上我已親閱《巨流河》一書，也有點懷疑該書可能並非盡出齊先生筆下，實在忍不住，終於在十月十二日寫成〈齊邦媛教授與國文教科書〉一文，長四千字，投給「聯合副刊」；聯合報不登，有人替我聯絡，經我同意，刪節了一大半，才刊登於十月二十日的臺灣蘋果日報。文章內容要點有三：一是指出該書明顯的錯誤，例如把編輯小組戴、應兩位教授的職稱寫錯了，正好顛倒；二是批評該書舉例不周全，《巨流河》對教科書六冊，只詳列引述前二冊目錄，第三冊以後，付之闕如，只談黃春明的〈魚〉，而所談的又與事實頗有出入；三是強調《巨流河》不是小說，是大時代的紀錄，不合事實的部分，作者應該及時更正。
拙文刊出後，反應頗熱烈，更熱烈的是《巨流河》非常暢銷，風行海內外，齊先生也被奉為「臺灣文學之母」，一兩年間，海內外都有大學頒贈她名譽博士學位。而且二○一一年有日文譯本。
當時我正忙於寫「人生三書」，對於這些事並不關心。想不到二○一二年四月中旬，突然收到一位著名攝影記者的文友，寄來爾雅出版社二○一○年七月出版柯慶明《二○○九年日記》十一月七日八日的二則影本。柯慶明文中說他收到齊先生由「宅急便」寄給他的剪報資料，問他是不是需要回應我的評論。他讀後覺得我那篇文章「基本上是誤讀」，「齊老師寫的是自己的回憶錄，並非專記該事之本末，因而自可省去與自己不相關的許多細節。」最不能接受的是，說我「以最資淺的編者」，對齊先生不懂得「敬老尊賢」，說他們「對當時的共同記憶無誤，《巨流河》文中並無違反事實之處。」建議她不必回應我。
我看了頗為生氣，覺得柯慶明既不是編審會成員，更不是編輯小組，對事情經過既不知曉，卻又刻意混淆是非，所以就把原稿交給該文友，即時推介發表在四月底出版的《鹽分地帶文學》第三十九期。事後我在校園裡遇見柯慶明，告訴他這件事，還問他對齊先生所說的「共同記憶」是什麼？他一直支支吾吾。
從此齊先生未再連絡我，我專心著述，深居簡出，也沒有機會再遇見她。不過有人告訴我，二○一○年以後，修訂新版的《巨流河》，有的已經根據我指出的錯誤更正了。而且，國家教育研究院（原國立編譯館）也有人做「臺灣國民中小學教科書發展之口述歷史研究」等等的研究計劃，曾不止一次就此事來訪問我。我每次都實話實說，就事論事，告訴他們館內應該藏有會議、稿本等等檔案資料，我也出示過手邊若干有關的真憑實據。但我始終表示齊先生對教科書的革新，貢獻良多，值得尊敬。最令我高興的是二○一六年張亨教授逝世之後，我在彭毅、陳亭佑編輯的紀念文集《往光亮的方向》一書中，讀到張亨教授二○一四年一月回應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徵詢時，就此事所提的一篇書面意見〈國中國文編選經驗及意見〉，文中有這樣的話說：
「民國六十一年齊邦媛教授在國立編譯館任職，邀請本人及戴璉璋先生、吳宏一先生新編國中國文教科書。齊教授觀念開放、能幹熱誠、勇於任事，知道我們都曾在初中任教，完全不干涉我們如何編選及選什麼文章。……」
「由於齊教授的支持，我們有很大的自由來選文。……黃春明的短篇小說〈魚〉，是一篇寫祖孫之情、又意味雋永的作品，冬烘的委員必去之而後快。這經過齊教授的努力溝通，才暫時保住，後來還是被拿掉了。齊教授似乎不曾建議任何選文，她只是為我們維護、奔波、溝通。如果不是齊教授，這套課本是出不來的。……」
張亨教授是我的師長輩，雖然沒教過我課，但他的為人處事，樣樣值得我尊敬、學習。看了他回應此事的書面意見，說齊先生「完全不干涉我們如何編選及選什麼文章」，「只是為我們維護、奔波、溝通」，又說「如果不是齊教授，這套課本是出不來的」，既表明立場，又委婉周到，這使我自己覺得非常慚愧。我評論事情，有時太重細節，沒有從大處著眼，因而容易引人誤會。像談齊先生與國文教科書，只執著於齊先生臨場說錯的幾句話，而忽略了她對革新教科書所做的一切努力與貢獻，這是我應該好好反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