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紅樓夢》與中國思潮之流變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但我認爲其與西方的封建社會完全不一樣）爲什麽會這樣持久，一直讓人們困惑不已。傳統的觀點認爲是因爲生産力發展平低下的原因。可事實完全不是如此，著名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就指出，在西方認爲是産生資本主義的兩大要素：貴金屬的積累和人口的增加在中國早就出現，可不但沒有促進資本主義的形成，動搖中國的傳統社會，似乎反而鞏固它，因此要明白資本主義爲什麽沒在中國産生，需要到更大的背景中找原因，如宗教思想。同樣，一次又一次的農民戰爭只是使傳統社會像火鳳凰一樣，自焚後又再生。對於此黑格爾認爲是因爲中國社會處於未分化的狀態。金觀濤認爲是因爲”家國同構”的原因。
我覺得，以上三種觀點，即韋伯，黑格爾和金觀濤的看法都各有道理。但是，仍不能回答爲什麽會有不同的宗教觀，爲什麽會保持不分化，爲什麽”家國同構”就會保持中國的傳統社會，實際上西方也一樣是”家國同構”的。這裏我嘗試給出我的看法：在前文《因果性與共現性》中，我提出，宗教，科學都是意識和無意識高度分裂的産物。因此，這裏就能用我的框架相容韋伯和黑格爾的觀點。對於金觀濤的觀點，我認爲”家國同構”的觀點甚有意義，但還不夠，因爲中西方都是”家國同構”的，並不只是中國如此。重要的是要回答中國的家庭結構爲什麽會與西方不同。
對於這一點，我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産生”愛”，而是”緣”爲基礎。中國的儒道思想一直將人的內在力量用”血緣倫理”和”天人合一”疏導開了，或者說人的內在能量演化成爲”血緣倫理”和”天人合一”。總之，”愛”沒有産生，所以生産力的高度發展，農民戰爭的不斷打擊，中國的家庭結構還是沒變，因而沒能從根本上動搖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在社會結構，宗教觀點的形成中，兩性關係可能是更基礎，更重要的因素。這一點，封建社會的大家長－－賈母是看得很清楚的，她認爲男女之間有苟合之事，公子哥兒有風流之事，雖然不大雅觀，但也沒有大礙。可一但不是尋求快樂，而是要對男女之事認真（”愛”的産生），那可就不得了的，一定要除惡務盡，殘酷無情，甚至對賈寶玉也不例外。所以，中國的封建社會不是怕男女間的性苟合，不是要壓制”性”，而是要消滅”愛”産生的任何土壤。”性”對中國封建社會來說，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一種補充。
可怕的是”愛”，是”愛”的超越性和不實用性。”愛”的超越性就是要不斷提問，不斷向前，使得意識和無意識間出現分裂。”愛”就是對”生殖繁衍”和”血緣倫理”的根本否定，是動搖中國封建社會最大的反叛力量。”愛”的出現是以男女平等，共同産生主體意識爲基礎的。爲了消滅”愛”，中國傳統社會的大小天才們發明了”三綱五常”和女子纏足，基本上在幾千年內沒讓”愛”成了氣侯。
基於此，就很好理解爲什麽打破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的 ”新文化運動”要以”婦女解放”爲先導。也許當時都沒意識到這樣做的是”愛”大規模出現的先導條件，從而導致了意識和無意識的分裂。稍後，中國知識份子很快地接受了以單向，鬥爭爲特點的進化論，近一步否定了”天人合一”。再後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登上了中國的土地。
馬克思主義爲什麽會在中國成爲主導思想，一直亦爭論不休。有人認爲是因爲其同中國傳統思想有很多相通之處的原故，有人則認爲完全爲新青年們和共產黨所強加。我的看法是歷史的必然，其原因是由於馬克思主義能銜接《紅樓夢》所開啓的”愛”延伸出的條件：對輪迴，”天人合一”的否定（即唯物主義鼓吹的生命一次性）以及傳統思想對實用性的的強調。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我們都能感到它完全不是關心現代意義上的經濟運作，而是關心怎樣使經濟服務於社會，特別是如何消除人的”異化”問題。因此，可以說新萌芽的思想和傳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暫時 找到了妥協性的統一。但這兩種思想間不斷鬥爭，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高峰。
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在《從王國維到毛澤東》中有較詳細的論述。我這裏只略討論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絕大多數的人都很難理解爲什麽權力已經非常鞏固了，還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劉少奇被打倒後，還要搞什麽”繼續革命”呢？
李澤厚認爲這是毛脫離實際，只從哲學的範疇推演的結果。我認爲這是毛澤東在社會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可能的最後嘗試和發展，同時也導致了毛澤東和整個人類面臨失敗和最大困境。要理解這一問題，需要再來考察”異化”問題。”異化”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問題，也是人類的困境所在。這根本上是人類”自我意識”的另一個面孔。”自我意識”是人對”我”和”物”（包括自己的身體）相區別的意識，這也同時是”異化”産生的核心；換言之，也被稱爲”原罪”。於此，”中國傳統思想通過”天人合一”來消除它，但付出的代價是從根本上否定”自我意識”。而且也似乎並不成功，産生了魯迅一針見血指出的種種罪惡。西方則是通過不斷使意識和無意識分裂，確立”上帝”的存在，並由耶穌的”受難”來拯救人類。但也被尼采以降的思想家宣佈爲虛僞。而且，通過”愛”的不斷超越來解決，可能是更爲恐懼。因爲，這意味著只是生命個體，而不是”全體人民”，”祖宗和家族”一起來面對極端的不定性，虛無性和無意識的黑暗性。這是常人所難以承受的。所以”文化大革命”還是以”集體”來承受這種不定性和虛無性的。這樣，”文化大革命”就暫時轉化爲”集體狂歡”的儀式。有關這一點，筆者將在另文中詳細討論。
我想，毛澤東後期和晚年，一定爲隱藏於人類深處的黑暗所震驚，一定有許多類似於代西方思潮的東西，如”荒誕性”（他的《讀史》一詩中就有這種情緒）。因此可以理解爲什麽像薩特這樣的人會爲 ”文化大革命”歡呼。人總得有出路啊，儘管可能是暫時的！
《紅樓夢》中所描寫的”愛”太不定，太黑暗了，所以王國維這樣的大師要投湖自殺；賈寶玉要出家；魯迅則一生寡歡。毛澤東和幾億中國人要在不斷的鬥爭中獲得安慰。現在許多學者都又回到了傳統文化中。如李澤厚在《我的哲學提綱》中強調”存在是第一性的”。這實際就是中國傳統解決”異化”的翻版。金觀濤在論現代美術的文章中反覆強調”平衡”，也是開始向傳統妥協的信號。因爲我們可以看到，”平衡”和”不平衡”不是先驗的，而只是意識和無意識分裂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是否要”平衡”是一個不存在的問題，只是一種傾向而已。
這就是《紅樓夢》呈現的中國文化由”緣”向”愛”的轉化和所産生的一序列結果。這也是”愛”的神秘性，超越性和內在悲劇性所在。
作者：宋 非（美國）
資料來源：《世纪中国》 發表日期：2001年01月08日
資料來源：
http://www.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chinese%20culture/cul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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